中国股票市场的非对称动态相关性研究

基于沪深A、B股1994.1.3到2012.7.31的四组日回报率数据,本文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间条件波动率和相关系数的动态性与非对称性,分别建立了EGARCH模型和非对称形式的动态条件相关模型(DCC)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场的条件波动率在利空消息冲击时普遍表现出很强的非对称性,其中深B股市场的波动率非对称性表现为市场受利好信息冲击时的反应更强而不同于其他三个股票市场;尽管股票市场间条件相关系数存在着不同的非对称表现形式,但是无论是A股市场还是B股市场,其条件相关系数都表现出显著的动态非对称性。     

中国股市波动非对称性的非线性动态调整

针对我国股市波动的现实和投资行为的异质性,利用已实现波动率设定包含多个机制平滑转换结构的自回归模型,研究我国股市波动的非对称性及非对称性的非线性动态调整。模型的检验结果发现,我国股市波动存在一个显著的非线性动态调整机制,机制转换的时点发生在收益率的冲击为1.177个百分点处,转换时点的非负性揭示了市场普遍存在的"售盈持亏"行为;股市波动在两个平稳的自回归机制及其之间非线性平滑调整或转换,但转换的概率偏低,速度较慢,自回归过程的平稳性表明投资者具有"过度自信"的决策行为;波动的非对称性没有表现为确定的杠杆效应,在滞后两期的波动水平较高且信息冲击的程度超过阈值时,股市波动表现为反向杠杆效应。以上估计与检验结果基本准确揭示了市场投资者的行为特征。     

中国A股市场收益波动的非对称性研究

本文运用ARMA—EGARCH及ARMA-TARCH模型,以1993年1月以来沪深两市的A股指数的日收益为研究样本,检验中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波动的非对称性,结果表明:无论是上证还是深证A股市场,收益率波动的非对称性都表现出阶段性特征,股市发展早期,市场表现为反向的非对称性或非对称不明显,随着时间的发展,股市收益的波动则存在非对称性,且表现为杠杆效应。     

我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效应:基于消费者景气指数分析

拟用消费者信心指数、消费者满意指数和消费者预期指数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来代表微观面上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效应,并采用1999年-2013年的相关数据来做实证检验,以期为研究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提供新的思路.结果发现,虽然消费者景气指数对正负货币供给冲击的回馈并不明显,但是正向货币供给冲击的效用还是稍强于负向货币供给冲击的效用.     

商品价格极端波动影响期现价格联动及套期保值吗?

试图将极端价格波动成因归结于系统惯性因素和极端随机冲击因素,借助Copulas-GARCH模型,将其引入期货和现货价格联动的计量模型之中,以持有便利收益高的沪铜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发现:1)引入极端价格波动因素后将显著提升价格联动计量模型的解释能力;2)当负向基差扩大,系统惯性因素引起商品价格剧烈变动,将导致市场联动性下降,而极端随机冲击却具有正向效应,即市场受到极端随机冲击时会增强期现价格联动关系;3)极端随机冲击效应中正向冲击和负向冲击的非对称性特征不显著;4)考虑极端价格波动效应可明显降低生产企业的套期保值成本.研究结论对于商品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等期货交易具有重要管理启示.     

我国股指期权对现货市场的波动性影响研究

2015年2月9日,上证50ETF期权在上交所正式上市交易,我国资本市场进入期权时代.股指期权推出是否会使我国现货市场大幅波动直接影响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稳定,首次以我国上证50ETF期权为研究对象,使用GARCH模型和TARCH模型对我国股指期权推出后现货市场的波动性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指期权的推出使现货市场的波动性增大,并且波动存在非对称性;在上证50ETF期权推出后利好消息对现货市场的波动性影响减小而利空消息对现货市场的波动性影响增大,即不对称性加大.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结果分析我国股指期权推出后导致现货市场波动增大的原因,并为我国现货市场的风险管理以及沪深300指数期权的正式推出提供参考意见.     

我国金融市场间联动效应研究——基于混频Copula模型北大核心CSCD

目前关于风险联动效应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微观高频或宏观低频数据进行的,仅采用高频或者低频数据进行分析未能准确刻画市场间的风险联动效应.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充分利用微观高频和宏观低频数据信息,借鉴混频思想,将混频Copula模型与CoVaR模型相结合以研究我国股票市场、金融期货市场、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债券市场以及外汇市场间的风险联动效应.结果表明:GARCH-MIDAS-LI-偏t模型效果最优;金融市场间的相依结构具有时变性和非对称性;金融市场间存在着显著的双向风险溢出,风险溢出均为正值且存在非对称性;股市和期市是风险净溢出者,而大宗商品期市、债市以汇市是风险净接受者.此研究对于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监管者的监测风险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股票市场交易量与价格波动关系实证研究

利用个股数据资料和非对称成分GARCH-M模型对中国股票市场的量价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显示:股价的短期波动主要由非预期交易量解释,即非预期交易量所揭示的新信息是产生价格波动的根源;中国股票市场部分个股存在明显的杠杆效应,利空消息对市场波动的冲击大于同等程度的利好消息对市场波动的冲击;非预期交易行为对市场波动的冲击存在显著的非对称特征,正的交易量冲击(交易量放量冲击)比同等程度的负交易量冲击(交易量缩量冲击)对市场波动的影响更大.     

投资者过度反应与牛熊市波动非对称性

论文针对沪深股市牛熊市中所呈现出的波动非对称性的差异,从牛熊市中投资者对信息反应的差异角度予以解释。论文以非预期交易量变化率作为投资者对信息冲击反应的代理变量,研究显示投资者在牛市行情中的过度反应,是造成沪深股市牛市行情波动正向非对称性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论文通过对比美国、香港和沪深股市上牛熊市波动非对称性差异,进一步验证沪深市场上不完善的市场机制加剧了投资者在牛市行情中的过度反应,进而导致牛市行情中的波动正向非对称性。     

我国金融市场间联动效应研究——基于混频Copula模型

目前关于风险联动效应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微观高频或宏观低频数据进行的,仅采用高频或者低频数据进行分析未能准确刻画市场间的风险联动效应.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充分利用微观高频和宏观低频数据信息,借鉴混频思想,将混频Copula模型与CoVaR模型相结合以研究我国股票市场、金融期货市场、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债券市场以及外汇市场间的风险联动效应.结果表明:GARCH-MIDAS-LI-偏t模型效果最优;金融市场间的相依结构具有时变性和非对称性;金融市场间存在着显著的双向风险溢出,风险溢出均为正值且存在非对称性;股市和期市是风险净溢出者,而大宗商品期市、债市以汇市是风险净接受者.此研究对于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监管者的监测风险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股市价量关系的分量回归分析

研究股票市场收益率与成交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对于了解股票市场的信息传导机制、微观结构和进一步规范市场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分量回归方法对中国股市上证指数和深成指数2001年1月至2010年9月的交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收益率与成交量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动态关系,且具有不对称性。     

上海股票市场和国际主要股票市场之间波动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使用BEKK—二元GARCH(1,1)模型,对于我国股票市场和国际主要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上证综指和标准普尔500指数、日经225指数之间存在单向波动溢出效应,而上证综指和香港恒生指数之间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上证综指和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之间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     

中国股市与部分国际股市的比较分析

本文讨论中、外股市的对比及相互关系。对中国的上海综合指数、深圳综合指数和国际 11个新兴证券市场、4个成熟证券市场的基本统计特征进行比较研究     

股市投资回报过程的长相依性与风险度量

对上证指数对数收益率的长相依性进行了统计检验并完成了相应的统计建模以及参数估计.通过选择分数布朗运动作为刻画股票投资回报的驱动过程,并得到了此模型下股指收益的VaR计算的显式表达式.数值分析的结果显示分数布朗运动模型下的VaR值要高于Black-Scholes模型下的VaR值,这表明长相依性质对于股指风险有很大的影响,在相关的金融风险产品的风险度量中应加以重视.     

沪深股市回报率、波动率和交易量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对回报率与交易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并不存在非对称的数量关系,但存在双向的葛兰杰因果关系;同时将交易量对波动率的解释能力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沪市交易量对波动率具有解释力,而在深市交易量对波动率没有解释力。     

节日效应在中国股票市场的表现

本文利用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收益率数据和加权最小二乘法,就中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节日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股票市场不仅有大多数国家所存在的节前效应,还有其所没有发现的节后效应,而且节后高收益伴随着较高的风险.在研究中国股票市场出现的节日效应与中国股票市场其它日历效应(周一效应、周五效应和一月效应)关系时,发现在控制了这些日历效应后,节日效应依然显著为正,说明中国的节日前后的异常收益并不是由这些日历效应引起。     

基于ARCH模型的中国股市羊群行为实证分析

羊群行为理论一直是金融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以上证180指数和深证100指数成分股为研究对象,运用ARCH模型对2006年至2011年中国股市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羊群行为在近期中国股市剧烈震荡过程中依然显著存在.深圳证券市场比上海证券市场羊群行为更加严重、股票上涨阶段的羊群行为比下跌阶段更为显著.     

股灾背景下中美股市风险溢出的结构转换研究

选取中美股票市场的上证综指、恒生指数和标普500指数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风险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上海市场与香港市场之间双向风险溢出效应最为显著,香港市场和美国市场次之,而上海市场与美国市场之间的双向风险溢出效应最不显著;从风险溢出方向与强度方面分析,无论牛熊市,香港市场对上海市场在极端风险时刻的风险溢出要显著强于上海市场对香港市场的溢出,而香港市场与美国市场之间在牛市行情下双向风险溢出效应相对均衡,在熊市行情下香港对美国的风险溢出相对更大,与常理不一致的结果是上海市场在牛市期间对香港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要大于熊市,围绕这一点进一步采用Chi-plot相关图进行分析表明中国市场还未达到“中国打喷嚏,世界经济感冒”的状态;从风险溢出效应的动态趋势分析看出两个牛市阶段各市场的风险溢出呈现不同特征。美国市场对中国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总体平稳,而中国市场对美国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存在一定差异,在低分位数水平相差较大,随分位数水平提高两个牛市阶段的风险溢出趋于一致。但上海市场对香港市场的风险溢出随时间变化在牛市阶段逐步增强,而香港市场对上海市场的风险溢出则逐渐下降。     

上海股市信息散布过程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日内高频数据实证分析了上海A股、B股市场的收益率和交易量之间的同时和动态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在上海股市信息渐达假说较之混合分布假说更有一定的适用性,而且A股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要大于B股市场,并进而带来了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