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屈原骚赋与楚族巫舞的关系

屈原骚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卓然特立,独放异彩。然而,它是怎样产生的呢?历代学者对它进行了种种的研究与推测,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其一,“《骚》从《诗》出”。此论最为久远,影响也最大。西汉人刘安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东汉人王逸也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南朝人刘勰更明确地提出:“依《诗》制《骚》,讽兼比兴”。他们看到了《诗经》对《楚辞》的影响,是有一定道理的。其二,“源于楚歌”。这是近代较为流行的说法。王国维说:“《沧浪》《凤兮》二     

屈原骚赋对《诗经》语言艺术的继承和发展

屈原是中国古代第一位伟大的诗人。由屈原奠基并定型的骚体诗以其独特的风格独占了一个文学时代,和《诗经》一起,成了先秦文学中两座并峙的高峰。几千年来,他们分别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歌和浪漫主义诗歌的两个源头。但是,这两座高峰却又并不互相隔绝。象任何一位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一样,屈原吸收了前人和同时代人在文学方面的各种成果,同时又全力进行创造。细读屈原骚赋,我们可以看到,南方的原始艺术,楚国的经济、历史、文化和北方的传统文化共同构成了这座奇峰的基础,而作为中国诗歌开山之祖的《诗经》,对屈原的影响更是直接而明显。     

屈原与骚坛——浅议屈原对秭归乐平里骚坛诗社的影响

三峡秭归乐平里的骚坛诗社因屈原而兴起、发展。屈原人格、作品、精神,以及乐平里独特的屈原文化等元素,影响着骚坛诗社的农民诗人,并为骚坛诗人创作诗词提供了独特的文学素材和精神力量。     

屈原赋语词考释二题

以往楚辞研究者训释屈原《东皇太一》中的“蕙肴蒸”、《云中君》中的“极”,有不妥之处。通过考稽相关古典文献资料 ,可知《东皇太一》中的“蕙肴”为连文 ,“蒸”用作动词 ,不为“荐”字之讹 ;《云中君》的“极”是“亟”的借字 ,意为“屡次”、“每每”。     

《柳文指要》论柳骚赋

《柳文指要》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章士钊在晚年撰写的一部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学术专著,出版后反响很大.该书对柳宗元的骚赋作品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揭示了柳宗元的骚赋有与屈骚貌合神合等四个特点.章士钊对柳骚的推崇,实际上反映他对骈文的推崇.     

从题材选用看屈原与战国士文化之关系

题材是构成作品的基本要素，是时代精神的折光，更是作者思想向度的反映。屈原作品题材中“两美遇合”与“现实之境”相融，“法先王”与“法后王”并举，“言治”与“言巫”同列，不仅反映了屈原对先秦诸子思想精华的汲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屈作自成一家的原因。     

“屈原赋二十五篇”考述

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但未列出具体篇名。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有限,而且屈原作品在流传过程中有着极为复杂的情况,所以二十五篇之篇目迄今尚未论定。有几个争议较多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篇目的确定：《九歌》的篇数问题;《远游》的作者问题;《大招》和《招魂》的作者问题。在综合文献考证和前辈学者论述的基础上,本文对“屈原赋二十五篇”篇目做了初步考订。     

贾谊骚体赋对屈原“悲世之风”的解读

贾谊因赴湘在空间上开始了中国大一统政治局面贬谪士人精神苦境的历程,与屈原的不期相遇,开启了士人吊屈、悲屈之风。他对屈原的解读,不仅是儒道思想的交锋、融合,更是他对屈原“悲世之风”继承之后的解脱。同时,楚文化在沉寂百年之后因贾谊而再度兴起,并超越历史空间的局限,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渊源与文化传统。     

试论法性与人性之关系

文章首先指出人们对法性、人性内涵及认识方法的局限性，然后提出作者的法性、人性的定义并对法性与人性的关系进行论证，旨在揭示法性中所蕴含的人性思想，目的是唤起在法的制定和实施中应尊重人、关怀人。     

略论屈原赋第一人称代词的语法特点

一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语法特点,是个比较复杂的语法理论问题。目前语法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 “予”和“余”是在写法上有区别。它们自古就是同音词,因此不发生‘变格’问题。……吾和我的分别,就大多数的情况看来是这样,“吾”字用于主格和领格,“我”字用于主格和宾格。当“我”用于宾格时,“吾”往往用于主格,当“吾”用于领格时,“我”往往用于主格。(王力《汉语史稿》中册第260页至262页,中华书局1980     

试论屈原的君子人格

作为战国末楚国由盛转衰时期的一个贵族知识分子，一个富于创造能力、感情激越而感伤的诗人，与同时代的士人相比，屈原人格烙上了士人格的深深印痕，但他与这个亚文化群体又有种种不同。其悲剧人格以及衍生的思想个性和艺术个性将他和春秋战国时代士人格区分开来，其人格是春秋以前君子人格遥远的嗣响。     

屈原与司马迁悲剧意识之比较

屈原和司马迁分别是战国末期楚国和西汉武帝时期的文学家。他们身上都弥漫着深沉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集中体现在他们的悲剧命运和他们对待悲剧命运的态度这两个方面。屈原的悲剧是乱世之悲。司马迁的悲剧是盛世之悲。两人的悲剧实质上都是源于个人人格与黑暗势力的冲突。面对悲剧命运,屈原选择了自沉汨罗,以死“殉道”;司马迁则选择了忍辱著书,用生“矢志”。他们都在“发愤”中发泄了自己的情感,并最终寻求到了各自的解脱。     

试论弘扬民族音乐与审美教育之关系

随着社会主义精神又明与物质文明建设的加强，美育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近几年来，人们几乎趋于一致地认识到，要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火化水平，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美育是不行的。然而，对于这个领域的理论研究，却还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诸如美育原理，价值功能，实施途径等均有待于深入的研究．学习了李瑞环同志关于《繁荣文艺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义比》的讲话后，深感民族音乐在审美教育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因而，如何从理论上认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外化规律．无疑对推动美育研究的深层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一、民族音乐…     

试论综合性学习与语文因素之关系

随着新课标的颁布,综合性学习作为一个全新的内容进入了语文教材和语文教学。在实施的过程中,我们的确欣喜地看到,这一活动确实有力地促进了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书本知识与生活实际、课内学习与课外实践的联系,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可是,欣喜过后,我们会经常听到老师们在互相质疑:"这还是语文课吗?"的确,一堂堂综合性学习课上下来,往往热热闹闹,"繁花似锦",一会儿听音乐,一会儿看电影,演小品,说相声,唱歌,画画,全都可以在语文课堂上进行,掌声不断,笑声不断,一套练下来,下课铃声响起,师生皆大欢喜。可是,这样的语文课难道不更像艺术课、科技课或思想品德课吗?我们不禁反思,学生从一次次热闹的综合性学习活动中到底得到了多少语文素养的熏陶和语文能力的培养?在综合性学习中到底应该怎样去把握语文的因素?     

试论中国传统音乐与乐谱之关系

中国传统音乐与乐谱之间的关系,是音乐学中一个未被全面认识的问题,本文通过中国传统音乐的民族器乐和戏曲音乐两个方面与乐谱的分析与研究,来说明我们中国传统音乐与乐谱之间的关系。     

试论认知语境与话语意义之关系

语境是语用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认知语境从认知的角度探讨语境,将语境定义为“一种心理结构体”,即认为语境是心理产物,这是一种更科学的动态语境观。话语意义与认知语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方面,认知语境对话语意义有解释和制约作用,相同的语言形式,由于认知语境的不同,话语意义不一样;另一方面,话语意义对认知语境具有不可分割的依附性。     

试论辛弃疾词中的屈原遗风

本文从创作和思想两方面对辛弃疾继承屈原遗风进行分析和探究 ,揭示出屈原与辛弃疾之间明晰的传承关系。     

屈原之死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抑郁症

屈原之死,是文化史上的悬案,也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屈原究竟是死于情杀?死于仇杀?死于他杀?还是死于自杀?要弄清这个案子,窃以为当从文化着手。大家想想,谈一个文化人不谈文化,那不是扯淡吗?     

试论图书馆信息技术发展与人文精神塑造之关系

现代信息技术给图书馆事业带来深刻巨变的同时，却使图书馆的人文精神日渐萎缩。图书馆人在增强图书馆信息技术含量的同时，决不能放松人文精神的培育。要努力建设“高技术、高人文”的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