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族传统知识与生物多样性关系初识

传统知识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是当前民族生态学研究的热点议题.瑶族是我国一个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其悠久的历史积淀了丰富的传统知识.本文以瑶族为例,从传统知识的组成要素如生产方式、宗教、习惯法和文化艺术等方面,分析了传统知识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的作用.     

海南省黎族和苗族传统知识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

海南黎族和苗族在其日常生产生活中形成了特有的利用资源的方式,这些特有的方式是否利于本地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是值得进一步的调查和探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海南省3个黎族村和一个苗族村本土知识的调查,分析了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对农业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的影响.     

黄山市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生物多样性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

黄山市拥有世界闻名的集自然文化双重遗产地和世界地质公园于一身的黄山,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地的西递--宏村皖南古民居,拥有号称中国三大地方学之一的徽学.黄山市民间艺术丰富多彩,目连戏、江南采茶戏、黄梅戏、扑蝶舞、嬉灯和民间乐曲"十番锣鼓"等闻名中外,还有被称为戏曲活化石的傩舞及京剧之前驱--徽剧.     

传统知识与知识产权保护

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传统知识是在延续传统文化、保护和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产生发展的,是社区和文化的重要遗产.本文简要探讨了利用现有的5种知识产权形式保护传统知识持有者的利益,分析了利用知识产权保护传统知识时应当考虑的几个因素.     

TRIPS协议弹性条款与我国《专利法》修正

TRIPS协议为平衡WTO成员国的权利义务设定了若干弹性条款。TRIPS协议的弹性条款包括原则性和规则性两部分。我国正在进行的《专利法》第三次修改是充分利用TRIPS协议弹性条款的良好契机。这次修改应当在等同原则、创造性标准、外观设计授权例外、权利用尽和平行进口规定、科学实验例外、＂Bolar＂例外和强制许可这几个方面作出更为详尽的规定,并采取一切办法解决在利用TRIPS协议弹性条款上还存在的诸多困难,以维护我国国际贸易领域的利益。     

传统民居与居住民俗的文化内涵

在长期农耕社会中形成和传承的民居及居住民俗,是东方农业文明的载体,它们生动、形象、充分地展示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类型多样、形式考究的四川民居,为中国传统民居文化增添了辉煌.目前,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重要转型期,对传统民居与居住民俗如何有效保护、促进传承和不断创新,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涉及理论与实践的新课题.     

知识组织与传统组织的知识化

组织环境的巨变导致组织本身正发生革命性的变革,知识组织是在这一背景下所提出的关于组织性质的新概念,论文归纳了知识组织的3个基本特征,即以知识为核心资源,以知识为创造价值的核心资产和对知识的管理成为管理活动的焦点,提出,对于传统组织来说,“知识化”是应对挑战的唯一出路,其知识化的主要途径是：确立知识管理的核心地位,加大产品和服务中的知识含量,并在要素投入的结构上进行大的变革。     

贵州省传统知识保护的优势探析

山地造就了多样化的生物和人文资源,其封闭与落后又促使了历史遗留资源的厚重成分的储存,横纵两向共同促进了贵州在传统知识保护上显著的资源优势,资源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又造就了其在传统知识保护上的战略优势.当传统资源已经普遍稀缺,储量丰富的贵州应该积极争取传统知识保护的主动权,创设符合自身利益的机制,构置并逐渐扩张权力范围,把资源的潜在价值转化为实际的市场价值,提高传统知识对当地福利增量的贡献率.     

论中国传统色彩与现代标志设计的关系

传统色彩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传统的一种表现形式。将传统色彩这一设计语言运用到现代标志设计中是当代设计艺术本土化的一个趋向。     

论知识与智力之间的关系

对知识与智力的关系的观念是影响正确理解高等教育目标的重要因素。知识在高等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知识本身也蕴含着深刻的智力价值。但是知识和智力又有明显的距离，知识的传播过程不能也不可能替代智力的发展过程。高等教育只有让知识与智力有效结盟才能实现当代社会所赋予的重要使命。     

交融共进：对民俗学与人类学关系的再认识

民俗学作为一门研究民众生活层面文化的学问,自诞生以来就与许多人文学科,尤其是与人类学有着密切的关联。跨学科的交流与互动是当代学术研究的共同取向,民俗学要在学科日益走向成熟的进程中不断有新的作为,需要向其他学科,特别是要继续从人类学中汲取养分。而进一步认识体现在二者交融共进中的近缘关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前提之一,试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理论创建等三个方面加以阐释。     

传统教科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正确处理传统教科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发展的关键环节．传统教科书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切断了实践与哲学基本问题的联系，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背离了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方向，扼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发展必须首先破除对传统教科书和教科书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固执和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