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机制及其时空非平稳性研究

科学分析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机制,对于制定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SBM-GML指数测算了200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分别基于全局回归模型(OLS)、时间加权回归模型(TWR)、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对其提升机制进行了分析。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提升机制具有明显的时空非平稳性;在研究期内,人均GDP对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正向为主,影响效应呈现以2010年左右为拐点的U型变化趋势;第三产业占比、研发投入强度及环境规制强度三个因素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较强的时空非平稳性,在不同时空下呈现不同的作用方向及作用强度;人均资本存量在大部分省域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负向作用;FDI和高等学历人员占比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大部分区域呈现正向作用,但作用强度在研究期内呈递减趋势。本文认为,为提高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中国应继续全面促进经济增长;因地制宜的制定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目标;放慢资本深化进程;加大力度引进技术型外商直接投资;完善研发投入产出机制,强调创新产出效益;改革人才培...     

碳排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地区异质效应

采用DEA-Malmquist方法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1998-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模型,考察碳排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地区异质效应.结果表明：碳排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碳排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其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呈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西部地区则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     

房地产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超效率SBM-GML指数模型测算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地级市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别从全国及东、中和西部实证分析房地产投资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表现显著，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会促进周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在全国层面，房地产投资不仅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显著为负，而且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出的绿色技术效率与绿色技术进步也存在反向抑制；(3)区域角度，房地产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程度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东部地区的直接作用最大，西部最小，对中部地区的间接作用最大，西部最小。     

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证研究

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状态空间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变动情况进行研究,并且比较分析了资本、劳动的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此外,还分别对东、中、西部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变化进行了分阶段比较研究.作者发现,资本投入的增长仍然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劳动投入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为稳定,但水平相对较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时间变化明显;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不同阶段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     

政策因素影响下的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碳达峰目标下的仿真模拟

绿色发展是我国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绿色发展质量的核心衡量指标,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关键.为识别“3060”气候目标下政策因素对我国绿色发展质量增长的驱动作用与机理机制,本文开展了面向2030年的中国绿色发展政策仿真模拟,测算了碳达峰目标约束下各情景对应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研究发现: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波动上升的态势,自2019年开始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单一政策情景中,产业转型升级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用最为明显;组合政策情景中,产业与科技、产业与环境双驱动模式下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步最快,但产业与科技政策组合在长期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文选取长江经济带9省2市2008~2019年样本数据,运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以及Malmqusit指数,考察产业结构升级及其与能源效率交互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力度,从检验性回归系数看,产业结构升级对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在上游和下游表现的较显著,而中游不显著。因此,应从因地制宜的产业发展政策出发,积极培育“政企社”合作机制,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析——基于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我国作为世界上做大的建筑市场,建筑业在为我国GDP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绿色质量造成了一定影响.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角度研究全国及省份的绿色发展,运用DEAP2.1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分析,主要研究结论:1)地区之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差异;2)从全国来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值呈波动下降趋势,其变化与技术进步趋同;3)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值大于1,东部和中部地区小于1.     

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区域异质性影响——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效应

选取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出2000-2019年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其动态变化视角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空间异质性,直辖市、西南和西北地区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中南地区经济会因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实现增长,其他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对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直辖市城乡收入差距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效应,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经济稳定发展,而东部、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与之相反;华北、中南地区交互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同向效应,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趋势向好,城乡收入差距仍需改善.     

区域创新、财政分权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空间视域的实证分析

采用基于DEA的SBM-ML法测算2009-2018年中国其中30个省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用熵权TOPSIS法从创新基础,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三个维度综合评价了10年30个省的区域创新水平,并通过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区域创新、财政分权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呈现正向空间集聚特征且东部明显高于中西部,区域创新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并呈倒“U”型分布,地方财政分权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负向关系,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明显的强化作用,此外,财政分权的作用效果受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当区域创新水平较高时,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从抑制作用将转变为促进作用.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建议.     

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异及收敛性研究——基于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

本文构建了技术进步内生的生产函数,并根据企业微观面板数据,采用OP模型和收敛模型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全国层面及区域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异和收敛性。结果显示:2002~2011年中国制造业全国层面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2.36%,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2011年仅为-2.14%;在地区差异上,东部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要低于中西部地区;收敛分析显示,全域的全要素生产率既不存在β收敛也不存在σ收敛,但却存在“俱乐部”收敛,即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内部各自收敛;同时,本文的分析还显示,资本增长率和研发投入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显著正影响。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中国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研究

基于三阶段DEA(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测算了我国2009年29个省市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其分解变量.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因素对于各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有显著影响.各地区政府财政支出与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是全要素能源效率改善的有利因素;各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与各地区工业总产值占中国所有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的增加是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的不利因素.另一方面在剔除环境和随机因素影响后,全国平均规模效率的降低是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下降主要因素.最后由全要素能源效率的聚类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区域差异明显,东部表现最优,中部次之,西部最次.     

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产业升级效应研究——基于异质环境规制的调节

采用200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及门槛计量技术,实证分析了命令型、自愿型和经济型三类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异质动态调节影响。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显著驱动了国内产业升级,但绿色技术创新的产业升级效应具有明显的倒“U”型动态演化特征;环境规制在绿色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过程中发挥着“调控器”功能,不仅可扭转绿色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不利影响,还有助于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产业升级效应;绿色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动态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环境规制调节特征,在命令型环境规制和经济型环境规制调节下均呈现正向“U”型特征,在自愿型环境规制调节下具有正向倒“U”型规律;现阶段环境规制的调节效果存在显著差异,从调控手段来看,命令型环境规制最佳、经济型环境规制次之、自愿型环境规制较弱。从空间差异来看,东部地区最明显、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较差。     

Dynamic activity analysis model-based win-win development forecasting under environment regulations in China

Porter hypothesis states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ay lead to win-win opportunities, that is, improve the productivity and reduce the undesirable output simultaneously. Based on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novel dynamic activity analysis model to forecast the possibilities of win-win development in Chinese industry between 2011 and 2050. The consistent bootstrap estimation procedures are also developed for statistical inference of the point forecasts. The evidence reveals that the appropriate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abating regulation will significantly result in both the net growth of potential output and the increasing growth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or most industrial sectors in a statistical sense. This favors Porter hypothesis.     

绿色发展与环境治理有效性的评价方法研究——两阶段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法

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理念。本文从全要素的角度建立考核绿色发展与环境治理有效性的评估方法。该方法主要是将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看作相互关联的两阶段经济-环境治理系统,并基于两阶段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给出了绿色发展和环境治理有效性的数理概念和测算方法。遵循可解释、可解析和可形式表达三原则,构建全要素绩效指数和全要素节能减排指数用于度量绿色发展与环境治理的有效性。研究发现:两阶段经济-环境治理系统技术有效的充要条件是绿色发展与环境治理同时有效。利用该方法对我国2011年30个地区的测评结果表明:我国的绿色发展水平处于初中级阶段,而环境治理仅处于初级阶段。因而,我国的绿色发展和环境治理任重道远。     

金融可得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收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暂不包括港澳台数据,下同)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金融可得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可得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且金融可得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基于SBM模型的我国省际能源环境效率研究

将SBM模型与四阶段DEA方法结合,研究了我国30个省市地区2004~2012年间省际全要素能源环境效率,同时考察了地区投入与产出松弛量,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环境约束的影响明显,科学评价能源环境效率必须把环境污染引入全要素能效测度之中;随着时间发展,各省间的效率存在优者愈优、劣者愈劣的两级分化趋势.对松弛量的Tobit回归结果显示:GDP是改善能源环境效率的有利因素,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以及能源消费结构是其不利因素,技术改进和环境治理对提高效率无显著影响;外部因素差异对能源环境效率有显著地影响,剔除外部因素差异的影响,将使效率能得到有效改善.     

环境规制、环境研发与绿色技术进步

为鼓励和引导绿色技术发展,驱动预防性技术和处理性技术协同进步,有必要开发环境规制的绿色技术进步导向功能,并探究其传导机理。论文通过建立双寡头同时博弈模型对环境规制、环境研发与绿色技术进步进行关联分析。研究表明:环境研发是环境规制推动绿色技术进步的重要传导路径;环境补贴力度会显著影响环境规制政策组合的技术进步效果;绿色技术进步导向的环境规制的政策组合存在一个普适性较强的应用策略;环境税和环境补贴的规制政策组合能够有效增进社会福利,具体表现为通过污染预防技术和污染处理技术的协同进步带来的产量增加、生产成本减少、污染产生量减少以及污染处理量增加。     

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基于环保社会组织参与的视角

绿色创新是企业应对政府环境规制的有效方式, 而环保社会组织的参与监督和引导则是对政府环境规制效果的有力补充。本文通过构建企业、环保社会组织和政府三方演化博弈模型, 研究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演化过程中三方主体的互动机理。结果表明:增加环保社会组织直接参与监督的比例、环保社会组织对企业提供的绿色创新支持、对企业污染行为的震慑压力等因素均能影响演化结果。最后从政府、环保社会组织和企业自身角度给出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