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先生与宋代文学研究

王水照教授潜心研究宋代文学40多年，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四个领域；一是苏轼研究，二是散文研究，三是宋词研究，四是专题性的综合研究。既注重传统考据之学，也善于运用现代文艺学新方法，其学术笔记的撰写也是一种独特的治学方式。     

关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若干问题研究--黄存林先生八十华诞暨“三史”学术讨论会综述

2014年7月5～6日、黄存林先生八十华诞之际,各地的弟子纷纷放下自己的繁忙工作汇聚石家庄市,在给先生祝寿同时,进行了“三史”学术讨论会。他们是张振朝（邢台学院副院长、二级教授）、尼米聪（邢台学院、二级教授）、朱江（唐山师院初教学院副书记、教授）、李吉敏（张家口学院办公室主任、教授）、高冬梅（河北师范大学、教授）、翟丽艳（河北中医学院、教授）、徐艳红（河北博物院副书记、副研究员）、孙士江（河北中医学院院长、教授）、纪永起（河北科技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党委书记）、王旸（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局级研究员、博士）、张学军（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副师级、副教授）、及之刚（沧州师院、副教授）、李海新（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袁宝东（河北省委宣传部政研会秘书长）、苏秀平（培生国际教育集团[中国]处办经理）、张海荣（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后）、端木婕（北京市党建研究所处长、博士）、张鸿石（燕山大学副教授、博士）、李国芳（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博士）、李晓晨（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李军（湖北省委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领导也出席了这次活动,现将学术讨论部分发言整理发表。     

迈向整体史的区域史研究——关于区域史研究的一些思考

就史学研究而言,区域史的方法是一种常用的分析视角与方法。在区域史研究中,区域只是分析问题的一个入口,其最终目的是对整体历史的探索,其终极关怀仍然是对整体史的认识与把握。因此,研究者在划定区域时应以问题为中心,不必拘泥于区域的地理界限,而须专注于自己的问题以及围绕问题展开的叙述,这样,问题的边界就是区域的边界,区域的地理界限自然消解,如此则区域史与整体史研究的结合就有了实现的可能,区域史研究的目的也就有可能实现。同样重要的是,在进行区域史研究,尤其是明清以来的中国区域史研究时,还必须具有全球史的视野。     

毛泽东与李达中共党史学习观之比较——读《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和《怎样学习党史?》

毛泽东和李达十分重视对党史的学习和研究,特别是毛泽东1942年所写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和李达1951年所写的《怎样学习党史?》,对于党史学习的原因与意义、态度及方法、主体和对象等问题进行了阐释,深刻地体现了他们的党史学习观。     

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口述史问题：学科与方法

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口述史是一个二重概念。它既是一套学术体系或日学科，又是一种方法论。作为学科的口述史与作为方法的口述史在运用方式上有同构性，但在研究理念上则有质的不同。有关回忆录、访谈录等是否算作口述史以及国史研究中的口述史是否可信等问题的争论，实质上是没有区分作为学科的口述史与作为方法的口述史的差别。口述史学是“记忆中的历史”，口述史料是文献资料的补充。     

复兴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进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学界一扫过去万马齐喑的局面,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一时期是党史研究发展迅速、思想活跃、成果显著的时期,是谓党史研究的复兴时期。这一时期,文献资料、选集文集、传记年谱等大量编辑出版;党史研究专门机构、团体相继建立,党史类报刊陆续创办,党史研究队伍、阵地不断壮大;中共党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成为热点;党史研究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展;对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推动了党史研究的国际化。     

新世纪汉语史发展与展望

2003年12月26日至30日，由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新世纪汉语史发展与展望国际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来自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及港、台地区的共6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59篇，将结集出版。     

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口述史问题:学科与方法

口述史既是学科又是方法论,二者在运用方式上有同构性,在研究理念上则有质的不同.有关回忆录、访谈录等是否算作口述史以及国史研究中的口述史是否可信等问题的争论,实质上是没有区分作为学科的口述史与作为方法的口述史的差别.     

研究中共党史应注意的方法问题

中共党史既是历史科学，又有自己明显的性质特点。因此研究中共党史必须把握这门科学的内涵，从实际出发，才能揭示其科学的发展规律。     

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拓荒者”学术研讨会

为了传承治学经验，推进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化，2011年4月12日，在中国日本史学会的协助下，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及日本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和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新中国日本史研究奠基时代的拓荒者——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历程、     

彝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的彝族史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20世纪前半期为开创阶段，彝族史研究虽然取得较大进展，但仍存在时代的局限性；50年代至70年代为发展阶段，彝族史研究发展迅速，但由于“文革”十年动乱的干扰，彝族史研究一度中断；80年代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彝族史研究的繁荣阶段，该领域硕果累累，成绩空前，获得突破性进展。为了使彝族史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今后还要进行多方面的不懈努力。     

2002年中国现代史若干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在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由于近年来新的历史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学人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学术观点，推动了史学研究的深入，也促进了史学思想和史学观念的解放。而由此．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现代史研究乃至整个史学研究领域的活跃和良性发展。     

见“维”知著“鉴”往知来——造纸研究专家王菊华先生学术成就综述

 王菊华先生是中国著名的造纸研究专家。以王先生在造纸领域公开发表的几十篇论文及其主编的两部专著——《中国造纸原料纤维特性及显微图谱》和《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为基础,结合对王先生的多次访谈,综述了王先生参加工作以来,在造纸原料特性及工艺、造纸起源相关学术问题及古纸分析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由王先生主持研发并不断改进的造纸纤维测量仪,在造纸、文博等领域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口述史、生活史与民间文化研究

口述史与民间文化在学科渊源、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等方面的种种关联,使得两者的相互靠进和合作成为可能。在民间文化口述史研究中,采取以生活空间为描述与解释的坐标、以包括技艺活动在内的日常生活为描述与解释的中心、以生活事件为描述与解释的向度的研究策略,加强传承人的生活史研究,不仅很有必要,而且有着相当大的有待拓展的学术空间。近年来,随着一批卓有成效的民间文化口述史计划的陆续展开以及以口述资料为基础的民间文化个案研究成果的相继问世,口述史逐渐成为中国民间文化研究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生长点。     

黎虎先生的学术道路与史学成就

黎虎先生从事高等教育近半个世纪，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在史学研究方面硕果累累，成绩卓著，是海内外颇有影响的著名史学家。纵观黎虎先生的学术道路。依其研究重心的变化和主要研究成果。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集中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确立了学术地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研究领域扩大到秦汉至唐代。完成了《汉唐外交制度史》、《汉唐饮食文化史》等多项开创性的力作。推进了学术发展。黎虎先生主编的《黎昔非与（独立评论）》一书，是一部属于中国现代史范畴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著作，是一项特殊的学术贡献。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必须涉及几个前提性问题的解法，以确立一些研究的基本观念：一、在认识和评价意义上进行概念的史的构建；二确立理论的历史的研究方法和评价标准；三、树立以文学理论自身发展为主，社会历史因素为次的分期观念，依此划分文理论的几个发展阶段。     

传统模式的"结穴"与新"范式"的探索--评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

当中国传统的文学史的撰写即将走近“僵死的终点”^[1](P70)，接受美学的引进为“重构文学史”指示了新的方向。运用自觉的接受史意识重新撰写文学史，不仅能深化对文学家、文学理论和文学规律的认识，而且成为一个具有无限潜力的学术研究领域。在文学史的个案如辛弃疾研究中，当我们审视其词     

宫泽贤治与鲁迅的对比研究

宫泽贤治与鲁迅同属于一个时代，但是一个是著名的童话作家、诗人，一个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里战斗的小说家，看似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是否能进行比较，其比较的意义何在。笔者试图从二者的成长环境、所受教育、以及宗教信仰、儿童文学创作等领域，考察二者的共通性与差异性。以期对宫泽贤治与鲁迅文学作出绵薄的贡献。     

教学科研两相宜：丁一先生与鄂南地方史研究

丁一先生在鄂南地方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尤其是关于北伐战争、北伐战争中的汀泅桥、贺胜桥战役及抗战时期“八百壮士”等问题的考辨，驳正了学界一些错误的观点。并且丁一先生把鄂南地方史的研究有效地贯穿到平时的教学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