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老龄化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机制

基于浙江省第六、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使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2010—2020年浙江省县域尺度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1)浙江省人口老龄化程度整体加深,老龄化空间格局由“团带式”转变为“团点式”,各县级单元之间老龄化存在正向空间相关性,其中低-低集聚区主要分散分布在西南部,零星分布于北部和东部,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且范围有所增大;(2)以出生率和死亡率为主的人口变化因素是影响浙江省老龄化空间格局的直接原因,教育水平、医疗资源和经济水平等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差异是根本原因.因此,浙江省应从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人口政策等方面应对老龄化社会.     

浙江省城市韧性及其时空变化分析

我国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城市面临的风险趋向多元化、复杂化.从城市韧性的角度出发,构建了“规模-密度-形态-基础设施”四位一体城市韧性描述体系,分析了浙江省2000年至2020年间城市韧性的时空变化,并对城市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结果表明:在研究期间,浙江省城市韧性整体呈下降趋势,其中城市规模韧性逐年下降,存在着城市规模安全的隐患;城市密度韧性呈下降趋势,全省常年处于生态赤字风险之中;城市形态韧性整体上有所下降,但降幅较缓;城市基础设施韧性呈螺旋上升趋势,且各城市间差距逐渐缩小.浙江省的城市韧性呈现出“西高东低”梯度化的空间格局,相同韧性类型的城市也有集中分布的空间特征.根据城市韧性描述体系的研究结果,将浙江省各城市划分为高韧性城市、中韧性城市和低韧性城市三类,并分别给出城市发展方向的建议.     

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分析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全球暴发,严重危害人们身体健康,阻碍经济快速发展。基于地理学视角对重点地域时空传播模式进行解析,有助于疫情防治。鉴于此,以浙江省为研究区,借助多源时空数据,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数理统计、空间回归分析等方法,解析确诊病例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与疫情的时空演化过程,进而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确诊病例年龄分布跨度较大,呈“中段大,两端小”的正态分布格局。（2）在时间上,疫情发展演化可分为初发期、暴发突增期、稳步下降期、内部稳定期、境外输入期5个时期;新增确诊病例通报时间与发病时间间隔集中于0~6 d,外地病例通报时间与发病时间间隔长于本地病例,且外地病例多发病于离开原住地当天;日发病人数性别构成比无明显差异,年龄构成比具有阶段性特征。（3）在空间上,确诊病例呈“东南-西北”走向,演变趋势呈“单一散发”向“多地群发”再至“重点输入”演变,具有“高-高”“高-低”集聚特征;确诊病例路径迁移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迁出地以武汉市为核心的首位流显著。（4）老龄人口比、人均GDP、第三产业占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与武汉市的空间距离是影响疫情分布的主导因素。最后,提出了针对性的防控建议,指出了研究中的不足与未来努力的方向。     

基于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浙江省碳排放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分析

测算并分析浙江省1995—2015年碳排放量的动态变化特征, 通过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各影响因素对碳排放总量影响的时空异质性. 结果表明 (1)1995—2015年浙江省碳排放总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年均增长率为6.69%; 能源活动碳排放是浙江省碳排放的主要来源, 工业碳排放是能源活动碳排放的主要来源; 非能源活动碳排放是浙江省碳排放的次要来源, 水泥生产和水稻种植是非能源活动碳排放的主要来源; (2)浙江省碳排放重心大致落在绍兴市西南部, 浙江省碳排放重心经历了西北向—西北向—东南向—东向的转移; (3)各主成分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方向和强度具有明显的时空异质性.     

1961—2016年我国闪电日数时空分异格局及其变化趋势和波动特征

闪电事件时空变化研究对于防灾减灾和资源利用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 481个站点的闪电日数数据诊断1961—2016年我国闪电事件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在时间上,1961—2016年我国年均单站闪电日数整体呈减少趋势,西北西部和西藏地区年均单站闪电日数呈分段变化特征。全国、东北、北方、西北东部和东南地区年均单站闪电日数大致呈2~4 a的周期变化。西北西部、西藏和西南地区分别呈2,4和6 a,3和8 a与2~6 a的显著周期变化。年均单站闪电日数突变集中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后期,但均未通过0.05显著性水平检验。在空间上,1961—2016年我国年均闪电日数呈明显的“南多北少”的空间分布格局。1961—1980年,胡焕庸线以东地区闪电日数主要以正距平为主,1980年以后,正距平范围逐渐减少。在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上,我国闪电日数年际变化趋势整体上以减少为主,尤其是长江以南的沿海地区减少明显;在波动特征的空间分布上,青藏高原、华北平原、沿长江两岸附近地区均为闪电日数年际波动较大的地区,而长江以南的沿海地区和新疆中部及北部地区年际波动相对较小。     

成都市主城区“两抢一盗”犯罪的多尺度时空格局研究

以四川省成都市三环内城区为例,使用标准化犯罪强度指数和核密度估计方法,对成都市“两抢一盗”犯罪者行为的时空规律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成都市中部和中北部存在2个稳定的犯罪热点;在年内月尺度上,“两抢一盗”犯罪案件集中在商贸区、住宅区和火车站,月内日尺度上,犯罪热点存在“波动式”空间偏移,月内周尺度上犯罪热点以原热点为基础,呈现明显的外延式空间偏移,日内时尺度上,犯罪热点沿主要道路转移。犯罪成因分析和影像图片分析表明,成都市“两抢一盗”犯罪以流窜作案为主,犯案者与复杂的环境因素在时空上的交互作用导致了作案地域的演变。整体来看,基于案件汇总数据的“两抢一盗”犯罪多尺度时空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区域内犯罪者的犯罪行为规律。     

成都市主城区“两抢一盗”犯罪的多尺度时空格局研究

以四川省成都市三环内城区为例,使用标准化犯罪强度指数和核密度估计方法,对成都市“两抢一盗”犯罪者行为的时空规律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成都市中部和中北部存在2个稳定的犯罪热点;在年内月尺度上,“两抢一盗”犯罪案件集中在商贸区、住宅区和火车站,月内日尺度上,犯罪热点存在“波动式”空间偏移,月内周尺度上犯罪热点以原热点为基础,呈现明显的外延式空间偏移,日内时尺度上,犯罪热点沿主要道路转移。犯罪成因分析和影像图片分析表明,成都市“两抢一盗”犯罪以流窜作案为主,犯案者与复杂的环境因素在时空上的交互作用导致了作案地域的演变。整体来看,基于案件汇总数据的“两抢一盗”犯罪多尺度时空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区域内犯罪者的犯罪行为规律。     

耕地利用转型的时空格局与转移路径——以沪浙闽为例

以沪浙闽案例区耕地为研究对象,基于乡村振兴发展理念与“人—地—业”协调发展观,构建评价指标,对沪浙闽耕地利用进行测度,运用耦合度、空间自相关和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分析2005—2020年沪浙闽耕地利用指数,探索耕地利用转型的时空分布及转移路径。结果表明：（1） 2005—2020年研究区各耕地利用转型指数整体呈下降趋势且耕地利用差异性不断减小。（2）研究区耕地利用空间转型与功能转型耦合度稳定在0.8～0.9,呈现完美协调,但耕地利用空间转型主要集中在北部且研究区耕地利用空间转型减弱,表明耕地数量和结构特征不断变化且渐趋协调。（3）研究区耕地利用功能转型主要集中在南部且耕地利用功能转型呈减弱趋势,表明耕地功能不断变化且渐趋协调。（4）耕地利用空间转型和功能转型在地理空间上较集聚。在空间转型方面,数量特征集聚性强于结构特征。在功能转型方面,生活功能集聚性最强,生态功能集聚性不明显。（5）综合转型重心先向南后向北移动,空间转型重心一直向北移动,功能转型重心先南移后北上。功能转型覆盖区主要集中在南部,空间转型主要集中在北部。     

出境旅游网络关注度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泰国为例

网络关注度是测量潜在旅游者对目的地旅游关注情况及需求变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基于百度指数,以我国31个省（区、市）（不含港、澳、台）的泰国旅游网络关注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季节性强度指数、地理集中度指数、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我国居民对泰国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时空演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从时序演化上看,2011—2019年泰国旅游网络关注度呈波动上升态势,可划分为快速上升期和平稳发展期2个阶段,地区季节性差异显著,3月、7月、12月为泰国旅游网络关注度的高峰时段;从空间分异上看,泰国旅游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异变化不大,空间集聚趋于分散状态,整体呈“东高-西低”的阶梯状递减特征,高关注度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及四川省,低关注度地区则主要分布于除四川省外的西部省份;从影响因素上看,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GDP）、交通便利程度、贸易开放度以及国际旅游开放度共同影响泰国旅游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布格局。     

地形对大别山区农村住房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

山区环境因素的限制使得农村住房呈现地域性的空间格局,确定农村住房空间分布格局及重要影响因素的关联性成为山区居民地规划管理的核心要素.以金寨县为例,结合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目视解译、点格局分析以及相关分析等方法,通过引入地形要素(海拔、坡度、起伏度)因子,探索大别山区农村住房空间分布格局特征及地形要素的影响.系列实验结果表明:金寨县农村住房点间距离在0~140m时,住房呈现聚集分布的态势,表明大别山区农村住房之间因公共资源匮乏,受环境条件影响表现出较高的相互依赖性;而农村住房点间距离在140~400m时,住房呈现聚集、均匀、随机的多样性分布态势,表明大别山区农村住房缺乏宏观规划与分配;这种随机性趋势在400~10 000m的大尺度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相关分析表明,大别山区农村住房空间分布格局受制于局部地形条件,在海拔低、坡度小、起伏度低的地区,住房的聚集性较强,体现为相关分析的回归系数均达0.7左右;通过比较发现,地形要素对大别山区农村住房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强度由大到小为坡度起伏度海拔,坡度的决定系数达到0.6左右,对格局的影响强度是起伏度的1.1倍、海拔的1.13倍.本研究可为大别山区城镇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出境旅游的外交效应

2000年以来,中国出境旅游高增长、高消费,影响力不断增大,成为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外交效应逐渐显现。通过辨析中国出境旅游外交效应的概念、表现形式和结果,基于10个中国主要出境目的国的旅游互动数据,采用DIF-GMM计量经济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出境旅游外交效应。结果表明,中国通过有序推进ADS协议、加强经济援助、举办“旅游年”活动、实施旅游“制裁”,并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建设等旅游外交行为,促进了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维护了自身核心利益,提升了外交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国际旅游反作用于国际关系,对国际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不仅是国际关系的结果,而且是其重要动因之一。中国出境旅游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联动,多方面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基于文化距离视角的美国OFDI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Hofstede文化维度理论和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测度了基于KSI、EDI、WVS的3种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CD）,结合美国对52个东道国（地区）的直接投资及各项控制指标数据,使用面板校正标准误差（panel correction standard error,PCSE）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CD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并非呈现简单的正负向关系,而可能存在门槛效应。通过Hansen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考察了二者的内在作用机制,结果显示,CD通过了单门槛检验,即CD对美国OFDI存在门槛效应;当CD小于门槛值时,其作为正向因子积极促进美国OFDI,一旦CD超过门槛值,美国OFDI将显著减少。同时对“外来者劣势”和“外来者收益”二者关系的解释说明,CD与美国OFDI呈倒U型关系;CD较大时对美国OFDI的阻碍作用远大于CD较小时对其的促进作用,体现了美国OFDI对CD的敏感性。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时空耦合特征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良好耦合有利于乡村资源要素的整合, 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同时带动乡村经济健康发展. 本文构建了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利用熵值法和线性加权平均法得出浙江省整体及11个地级市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 借助耦合协调模型, 分析两大系统耦合协调程度. 结果表明 (1)2011—2020年浙江省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处于波动上升状态, 耦合协调水平由低水平协调逐步过渡到良好协调; (2)浙江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属于乡村振兴主导型发展模式; (3)浙江省各地级市两大系统发展水平以及耦合协调水平都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 (4)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各地级市旅游资源丰度、旅游文化服务功能以及人才引入等是影响浙江省各地级市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以及耦合协调程度的主要因素.     

中国大陆外商直接投资与入境商务旅游的空间错位研究

利用1998~2013年中国大陆30个省区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入境商务旅游（IBT）的面板数据,基于重力模型和空间错位指数模型研究了二者的空间错位现象、特征及动力机制.结果发现：FDI与IBT存在空间错位且空间错位距离S逐年增加,预测至2018年S将达702.42 km;二者的空间错位具有空间差异性,呈现出一定的地带差异（东部的空间错位态势较中西部更为显著）和省际差异（广东和江苏SMI排名前两位,甘肃和吉林SMI排名后两位）;东部的空间错位格局决定了全国的空间错位格局.结合FDI与IBT空间错位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分析了二者空间错位的动力机制,发现：FDI和IBT的属性特征是二者产生空间错位的内驱力,交通的迅速发展是直接动力,东西部的地区差异性是外部动力,政府政策支持是助力.     

浙江船舶工业空间布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分析了浙江船舶修造业的现状及问题, 利用GIS与主成分方法刻画浙江船舶修造企业分布及区位影响因子, 结果发现: (1)浙江船舶修造企业高度集聚在舟山、宁波、台州, 且趋向舟山－宁波集聚日益显著; (2)优良的岸线、地方经济与第二产业发展水平等是修造船企业分布的首要因素, 而国际航运波动、技术创新等则为次要因素. 最后针对浙江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提出以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催化浙江修造船业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     

基于土地利用格局的浙中城市群区域景观稳定性研究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不仅影响城市生态系统的平衡, 而且会引发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 成为地理学人地关系综合研究热点领域. 本文运用1990、2000和2014年的遥感影像数据, 在标准假彩色分类基础上, 计算景观指数并构建景观稳定性模型, 解析土地利用视角下浙中城市群区域的景观稳定性变化. 研究发现: (1)1990~2014年的24a间, 林地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逐年递增, 其中1990~2000年增长较少, 2000~2014年增长较多; 水域占比逐年下降, 1990~2000年从4.94%降到2.90%; 随着建设用地的逐年上涨, 耕地和未利用地的占比逐年下降; 浙中城市群东北方向微量的湿地, 24a间面积占比下降了近一半, 从0.31%降到0.16%. (2)景观结构及其变化表明, 城市的斑块形状从简单化向复杂化发展, 这与城市的发展由无序到有序, 低级到高级的过程相一致; 耕地、林地和湿地受人类活动的影响逐渐加剧, 抗干扰能力减弱. (3)浙中城市群的景观稳定性从1990年到2000年大幅度下降, 2000年到2014年增强; 类型尺度上, 除未利用地外的其他5类景观的稳定性都经历了先降低后增强的过程, 而未利用地的稳定性从1990年开始持续增强, 2000年到2014年间虽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不大.     

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意愿分析

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供需双方的角度设计并发放了调查问卷,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对收集到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从企业和银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意愿、企业知识产权、外部环境、科技中小企业自身条件、影响因素显著性等几个方面综合讨论了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意愿的现状,并针对以上各个方面提出了完善该融资方式的相关建议.     

浙江省体育用品业现状与外向型发展模式研究

通过对浙江省体育用品企业现状的调研，以体育用品外向型发展的客观要求为原则，阐述了浙江省体育用品业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特点：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发展体育用品贴牌生产；以国际经济的发展为依据建立经济结构，参与国际分工；已具备较为健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组织体系．剖析不同区域的外向型企业发展模式：宁波“引进—加工—出口及内销”的外向型经济模式；温州以“进口—加工—出口”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杭州以“引进一结构优化一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并提出浙江省体育用品外向型发展的可行性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