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权力话语对社会性别范式的驯化——以“丁玲文本”为例

丁玲在1927—1956年间的文本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的嬗变特征：女性叙事的逐渐湮灭、两性角色形象及重要性的日渐倒置、家庭要素由淡化到重现。结合丁玲在这段时期和中共党组织逐渐靠近并最终溶入的人生经历不难看出,上述变化与中共性别混同、鼓励阶级审视、要求两性阶级内联合的社会性别范式的逐渐渗透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因此,—了-玲文本”也就成为研究“权力话语”进行社会性别范式驯化过程的很好例证。     

语言与性别研究的新视角

随着社会语言学及社会心理语言学等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性别语言研究的领域也得以拓宽.人们对此项课题的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性别差异及其根源,而是既关注差异又兼顾共性,并从语言实践、言语交际等角度,联系其它多种社会因素,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和研究语言的性别变异.     

政治话语下的启蒙——论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

纵观丁玲的整个小说创作,政治话语逐渐强化,启蒙意识逐渐为政治话语所遮蔽,但是这不是一个直线的发展过程.延安时期,在革命中心、革命热潮中,创作中反而会出现政治话语下启蒙意识的再一次崛起.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之所以出现政治话语下启蒙的特殊现象,根源在于延安当时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在于创作主体自我实现、自我冲突的心境与人格,在于以独特的艺术感受指导写作的创作观.     

《琐事》中性别二元对立的建构与解构

苏珊.格拉斯贝尔的《琐事》是女性主义戏剧的经典之作。戏剧通过描写两性之间的潜在差异,反映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状态。男性和女性在舞台空间上的隔离象征了两性在语言、空间、思维方式等层面的不同。鲜明的对比体现了格拉斯贝尔对两性关系的思忖和对女性权力的眷顾。文章从性别二元对立的角度着手来阐释《琐事》,能深化读者对文本内外所展现的两性关系的理解,进而肯定文本的巨大文学价值和深远社会意义。     

婚姻冲突中的回族性别建构研究——基于甘肃临夏八坊回族聚居区的民族学调查

本文基于甘肃临夏八坊回族聚居区的第一手民族学田野调查资料,结合社会学的社会冲突理论对回族婚姻冲突中的性别权力的互动关系展开讨论,认为婚姻冲突是由社会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以及男女社会角色的前置性特征而引起的。同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婚姻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变革,重新建构了新的性别体系。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回族女性社会地位,促进回族社会两性关系健康发展的可行性建议。     

个性解放与女性解放的“接合”——重论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及其性别政治

胡适冲破“人的依赖关系”的个性解放，是当时青年的共同追求，也是启蒙运动的中心议题。他认为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胡适通过张扬“个人主义”的话语策略，把女性解放吸纳入个性解放的要求中，明确将个人主义树立为女性解放的指导思想。宣传“努力做一个人”的理想，以超越和替代原先女性解放话语中“贤妻良母”的目标。在他看来，精神的觉醒和自由意志的显现，是女性解放的关键。所以会特别突出女性获得主体性的瞬间，比如“出走”。     

新女性的巾帼精神——再论“丁玲精神”

丁玲是新旧社会交替的先进女性代表，也是新时代新型女性突出的典型。作为中国现代先进女性魂灵的“巾帼精神”，在丁玲身上表现为新妇女的翻身意识、新战士的革命意识、新作家的服务意识和新慈母的全球意识。     

瑕瑜互见的变奏曲——丁玲“向左转”问题的再思考

以丁玲1930年前后的小说为研究对象,从知识分子的革命诉求与现代个体自我发展的关系角度,力图重新阐释30年代丁玲“向左转”前后的内在思想动力和创作脉络。其间的对立和统一、得失兼具和瑕瑜互见清晰地呈现在丁玲的文学活动中,成为考察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以及文学与政治之间复杂关系的典型文本。     

“启蒙”与“革命”思想的多重变奏——丁玲后期作品析论

"启蒙"与"革命"可以说是丁玲作品中最重要的两个元素,对她而言,"启蒙"所代表的个性解放和独立自主与"革命"所代表的社会参与和自我实践是她生命、思想中最重要、不可偏废的两个部分。建国之后,丁玲的作品大致可区分为"革命"系统、"个人自传"系统和旅外散文作品等三个方面,在这三个方面的作品中依然可看到"启蒙"与"革命"思想的多重变奏。     

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意义建构”的传播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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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研究——以山东省青岛市某村为例

中国在传统上将农村妇女定位于家庭,而如今,由于民工潮的出现,大量留守妇女承担了外出打工男性的农业劳动,继而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农村妇女地位的崛起为其转化为政治优势提供了条件。该文采用无结构式访谈和参与观察法对山东省青岛市某村进行定性研究,从男女两性共同塑造的社会角色和权力结构的视角出发,考察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现状、成因,并给出相应的对策。     

多重维度的女性性别形象建构——解读玛利亚·埃奇沃思的《贝琳达》

和其他女性作家一样,玛利亚·埃奇沃思一直被遗忘在父权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她的作品在国内至今几乎无人论及。《贝琳达》是埃奇沃思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贝琳达·泊特曼在英国伦敦社交界寻找幸福婚姻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建构自己理想的性别形象的故事。小说展示并审视了父权文化下四种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建构:悍妇、激进女权主义者、家庭天使以及玩偶。而通过对这四种女性形象建构的审视总结,埃奇沃思为贝琳达建构了不同的具有独立和理性的女性形象,并以此展示了自己对于女性形象建构的独特看法。     

自由间接话语与性别政治——伍尔夫小说叙事策略与主题表达研究

从女性主义批评角度认为,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小说中运用了大量自由间接话语的叙事技巧,很好地体现了其文本的性别政治主张.一方面,这一叙事策略得以解构男权社会宏大叙事主题,重申女性主体意识;另一方面,这一技巧使读者能够参与文本解读并得出自己对人物的结论.     

文本重构与性别叙事——从"霸王别姬"故事的演变看虞姬的身份建构

借助社会性别理论,结合文本叙述形态与叙述者的性别身份,主要对“霸王别姬“故事中虞姬的身份建构历程进行分析.通过对文本与历史--文化的互文指涉来分析虞姬身份建构及身份自我认同的根本原因,得出结论:虞姬的性别身份是特定文化制度下意识形态与话语实践之间共谋的结果.     

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意义建构”的传播学思考

建构主义认为,“意义建构“是整个学习过程的最终目标。从传播学看,导向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意义建构“的主旨和根本,价值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意义建构“的前提和载体。思想政治理论课“意义建构“必须坚持导向性和价值性的统一。     

理性裹挟下的“欲望”书写——解读丁玲“左联”时期小说中的裂隙

“左联”时期,丁玲的创作几乎都带有一个“革命”叙事的框架,在她的“革命＋恋爱”题材的小说、与恋爱无关的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和表现工农大众题材的小说中,丁玲依循革命叙事模式,在理性层面人为地建构起一个“革命”叙事的框架;在潜意识层面却不自觉地保留着固有的个性化立场,并在“革命”叙事的过程中不时插入自己的个性话语,从而导致了文本的叙事结构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缝。     

佐多稻子和丁玲的对比研究——着眼于两者早期作品中反映的“目的意识”

日本社会主义文学作家佐多稻子和中国左翼革命文学作家丁玲二人在人生和作品创作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早期的左翼革命文学运动时期,两位作者在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度中都先后经历了成长期、发展期和挫折期。本文就其早期作品中的左翼文学运动的"目的意识"性问题进行相关探讨。     

论“以人为本”教学新范式的建构原则——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思考

当前，各地高校正在大力推进新一轮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目的是增强教学的实效性、针对性和吸引。教师作为教学的设计者、组织者，一定要以人为本，更新教学理念，追求教学艺术，促进师生互动，建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新范式、新模型。以人为本的教学新范式的建构，要遵从以下三个基本原则：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主体性教育为导向；以师生平等和谐为基础。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研究--以山东省青岛市某村为例

中国在传统上将农村妇女定位于家庭,而如今,由于民工潮的出现,大量留守妇女承担了外出打工男性的农业劳动,继而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农村妇女地位的崛起为其转化为政治优势提供了条件。该文采用无结构式访谈和参与观察法对山东省青岛市某村进行定性研究,从男女两性共同塑造的社会角色和权力结构的视角出发,考察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现状、成因,并给出相应的对策。     

论叶芝名诗《丽达与天鹅》的政治与性别维度

爱尔兰著名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的《丽达与天鹅》以神话暴力和性色彩著称,具有突出的政治与性别维度,在文本阐释上充盈着理论张力。这首诗隐含了对爱尔兰民族运动的政治期望,以及对整个人类历史命运的思考;体现了诗人对女性的矛盾观点：一方面将女性置于男权话语的被动地位,另一方面又将女性作为历史主体的代表,构成了政治与性别研究的重要问题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