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郝柏林——祝郝柏林同志八十寿辰

知道他的名字是因为1963 年在中关村新华书店买了一本Abrikosov,Gor'kov 和Dzaloshinskii 合著的《量子场论方法在统计物理学中的应用》中译本,译者为郝柏林。那本书我当时看不大懂,但觉得肯定重要,因为那里讲的内容在大学课堂上没有听到过,很新颖。心想：“这个郝柏林一定很有学问。”无独有偶,1964 年大学毕业后我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当研究生,“文化大革命”前夕,我被吸收到代号为“6405”的研究反导弹系统目标识别的项目组,参加理论预研。当时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借了一本Al'pert,Pitaevskii,Gurevich 合著的俄文书《稀薄等离子体中的人造卫星》,试图从中了解高速飞行体在电离层中所产生的尾迹结构及其雷达截面,碰巧在那本书的借阅登记表最后一栏又看到了“郝柏林”三个字,表明他刚把这本书还回来。遂心生疑问：“难道他会与我参加同样的研究项目？”     

认认真真做学问 实实在在作贡献——我所知道的戴元本先生

今年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戴元本院士80华诞,屈指算来,他从事理论物理研究已有50余年.我与戴先生相识于1963年8月,当时,我考取了张宗燧先生的研究生,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报到,见到了已经研究生毕业担任着副研究员的戴元本先生.     

我的良师益友

上世纪70年代末,经过文化大革命洗劫的中国教育开始复苏,各大学恢复招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北京迁往安徽合肥,大学的教学体制受到严重的破坏,专业教师缺乏,教学设施、实验设备和生活条件都很差.正是在这样的环境     

我所认识的卢鹤绂先生——为敬贺卢老八十华诞而作

 问:您认为自己最满意的科研成果是什么? 答:“卢鹤绂不可逆性方程”。 --沙愚:《学部委员卢鹤绂教授 答本刊记者问》 大概是1990年吧,国庆刚过,一个秋高气爽的早上。我去上海江宁路一所公寓,拜访了我久想认识的卢鹤绂先生。那时,卢老大病刚愈,步履有些艰难,但清瘦的面颊却洋溢着慈祥的容光,使我刚来时的紧张心情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初次见面,却谈得很久、很深。过了几天我二次拜访卢老,我对卢老的印象更深了,使我萌发起要写先生事迹的念头。后来,我回到北京,写了一篇《驰骋在物理世界》的文章,在《自然杂志》1991年12期上发表。但先生的品德、为人,对晚辈的爱护、支持与帮助,却是无法在一篇篇幅有限的文章中描述尽的。尽管先生离我很远,又是几年未曾见面,但我们在彼此的通讯中不知不觉成了忘年交。     

情系科大 倾心育人——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吴自勤教授

吴自勤教授于1983年调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基础物理中心(现改名为天文与应用物理系),主持微结构研究室的工作,历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结构分析中心     

我心目中的于敏先生——对话杜祥琬院士

2015年1月9日10时,人民大会堂。89岁的核物理学家于敏先生坐着轮椅,被缓缓推向主席台中央,接过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颁发的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荣誉证书。这是党和国家对这位曾隐姓埋名28年的中国国产土专家的崇高褒奖,也是一名中国科学家能够获得的至高荣耀。这一刻,距离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镁光灯下的两弹元勋于敏先生现在居住的卧室里依旧是80年代的     

深切怀念我的导师——魏荣爵院士

<正>今年4月6日魏先生与世长辞,至今已近4个月,但他的音容笑貌还时时刻刻出现在我的眼前,在此以沉痛心情来回忆和怀念魏先生。魏先生于1916年生于湖南     

伽耳顿板实验的演示与新解释

 如何揭开混沌现象神秘的面纱,让中学物理教师、大学生乃至高中学生也能对它有个适当而又较准确的了解,是基础物理教学内容现代化进程中所必须面对的一个实际问题。混沌之父洛伦兹在其《混沌的本质》一书中,除了介绍沿雪坡滑行、树叶的飘落和飘扬的旗帜等一图1弹球器(黑圆点为槽针)些生动的例子之外,还用一种弹球游戏器(20世纪50年代在国内街头市面上也曾流行过此类游戏器)中弹球的行为来图解混沌。如图1所示,带锯齿的曲线代表两个以几乎相同速度出发的弹球的球心轨迹。球径可由槽针和球路急转点的距离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