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民族认同:贵州石门坎花苗族群认同的建构

讨论 2 0世纪 30年代杨森主政贵州期间 ,对石门坎苗区推行的教育同化政策的内容和过程 ,并藉此反映国民政府如何以民族主义 ,来收编西南边远的花苗族群作为新兴民族国家的成员。那时 ,西南边远的花苗族群 ,第一次从过去被污名化的“苗蛮”异族 ,被改称为“边胞”———一个被民族国家认可的国民身份     

中国的民族政策与族群认同的几个问题——与于鹏杰同志商榷

于鹏杰同志的《族群认同的现代含义:以湖南城步苗族为例》认为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使得许多民族自愿或不自愿的采用了汉族的生活方式,并导致了新时代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困惑。如此评价,实有误解乃至歪曲中国政府民族政策的嫌疑。新时代族群认同的困惑不是由于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造成的,而是在于“族群”概念的不确定性和民族、族群认同表现的多样性。     

中西文语境的“族群”与“民族”

讨论“族群”、“民族”等术语在中英语境中使用的规定性问题。有关术语的使用 ,在不同的场合规定性有所不同。所以 ,对它们的理解和对译不仅应考虑到术语发展的历史和学术脉络 ,而且还应看到是谁在使用和操作它们。因为 ,在学术场合和在公众话语里 ,它们的规定性差别很大。虽然许多人类族体认同的核心内容都是某种“原生”的叙述 ,它只能说明人类需要某些精神上的东西来加强群体内聚力 ,而与族体的恒久性毫无关系。     

民族精神与和谐社会的文化认同

民族精神的培育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而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和谐社会保持文化认同的一股重要精神力量。民族精神是古代、近代、当代文化的辩证统一，体现在“和合”、“五常”、“自强”等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现代化之中。     

论民族与族群在变迁语境中的裂化因子——兼评“后民族结构”理论

民族、民族国家历来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从分析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后民族结构”理论入手 ,对民族国家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和内部构造 ,特别是其中一些裂变因素进行分析和讨论。     

论各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的整合

各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是两种不同层次的民族认同,其产生的根源也不同。二者的关系有一致性,同时也有冲突性的一面,不论是一致性还是冲突性,对民族关系和国家稳定都产生巨大影响,笔者认为对两种认同进行有机整合是必要的,也是协调二者关系的最好途径。     

贵州少数民族居民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

采用自编少数民族居民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问卷作为研究工具,对贵州省少数民族居民2000人进行问卷调查.少数民族居民的国家认同得分显著高于民族认同的得分,不同民族的居民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上的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少数民族居民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水平有逐渐增长的趋势.     

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从《评皇券牒》看瑶族的族群意识

流传于许多瑶族地区的《评皇券牒》作为一种社会记忆 ,其内容的历史真实性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起到了凝聚瑶族族群认同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 ,券牒中反映的族群认同表现出某种复杂性 ,瑶人在与盘瓠进行认同之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汉族进行着认同。这就提示我们 ,或许既可以在政策的、制度的层面上通过共同利益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联系在一起 ,也可以在象征层面上通过加强大家有共同来源的历史记忆 ,以达成超越各具体民族之上的中华民族的认同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多元一体”民族共同体意识

对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从“环境决定论”到“文化生态学”的发展历程。文化生态学的研究,为明晰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保护对象和内容提供了思路,确立了文化生态保护的主要内容,从而区别于常规的单项非遗项目保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区域文化的认同往往是国族认同的基础;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从总体上激活族群的历史记忆、维护平等互利的族群生态,通过文化资源转化、文化交流,促进我群和他群的相互理解、彼此尊重,共享资源环境和文化,从而促进“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     

试论族群建构与文化认同

通过论述“原生论”“工具论”和“建构论”三种模式下族群性与文化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讨论了人类学视域下的族群建构与文化认同,认为群体认同实践整合过程突显行动者的能动行为抉择,指涉理性选择基础之上认同行为的动态、流变特征,从一般的情况来看,文化认同与族群建构之间呈现多样性的因果互构。     

从苗族服饰看其民族认同

民族认同不但与个体的心理健康及人格发展密切相关,而且会对多民族地区和国家稳定产生深远的影响。文化是民族认同的基础,千百年来苗族人民在不断迁徙过程中形成的多姿多彩的服饰文化包含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朝鲜族社会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的发展

朝鲜族来源于朝鲜半岛,是较晚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少数民族之一。从东北边疆开发历史来看,朝鲜族与从内地来的汉族及当地的满族,构成了东北地区的三个主要民族,其中朝汉民族关系是民族关系中最主要的关系。从朝鲜族迁移初期开始,各民族总体上不存在对抗型民族关系,而是处于相对封闭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族关系趋于开放型阶段。目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体制的转变,朝鲜族与兄弟民族的关系已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朝鲜族与汉族及其他各民族的关系越来越好,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将不断巩固和发展,这是朝鲜族社会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客家题材的影视IP发展与客家族群认同研究

影视IP作为文化产业的新生事物,因其产品的可延展性强,快速冲击着传统的影视文化产业,虽然增加了电影票房、扩大了市场,但也带来了泛娱乐化、原有影视生态受到资本冲击等问题。与此同时,在对本族群内的传统文化进行优化、创作的过程中,应该遵循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原则,因之,客家题材的影视文化产业才能真正走出国门,走文化自强之路。     

试论多样性文化互动下的民族认同——以中国西南跨国民族地区为例

世界范围的民族分布情况有大聚居、小聚居、杂居和散居等基本模式。长期稳定的多民族小聚居或杂居格局一般意味着多样性文化共存共生 ,通过中国南方跨国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多样性进行论述 ,可以发现多民族多样性文化互动条件下各民族认同情况的诸多特点     

租界语境下对沈从文“民族认同”的解读

租界语境下,沈从文的民族认同建立在"想象的共同体"基础上,以苗族背景作为他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参照.这种认同在他上海创作时期实现了从感性到理性,从被动到自觉的认知转型.而这一过程的完成,也使他找到了一条以民族认同对抗西方文化的出路.     

民族文学研究的目标与文化身份认同

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目标,一直存在不少争议:有人主张求"同",探寻各民族文学的共同性;有人主张求"异",挖掘各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也有人主张"异同"兼顾。从文化身份认同的角度看,只有维持"求同"与"求异"之间的必要张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才能对文化建设产生积极作用和健康影响。     

论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的变迁——以罗平多依村布依族节日文化变迁为例

旅游介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就意味着当地人与外界交往的进一步扩大。文化的相互影响、变迁就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导致多依村布依族传统节日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旅游的发展,更深层的则是当地人价值观念的变化和对变迁的自主选择。     

多元文化视域下的藏族青少年民族认同

民族认同是指在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成员在相互交往活动基础上,对我族与他族的确认与接纳。从文化视角而言,民族认同是全球化与多元文化交织的时代脉搏与主题。在多民族国家中,不但要求不同民族要遵从主流的文化价值,同时它也要求彰显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文章在透视多元文化与民族认同关系的基础上,探讨了藏族青少年在文化多样性及差异性背景下的民族认同路径,为实现藏族青少年民族认同包容性发展提供参考。     

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是人们对民族体育的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它关系着民族体育文化的有效传承与发展,是中华民族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内容。目前,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所处人文地理环境的改变,自身存在的发展局限性和封闭性,以及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体育文化的影响,广大民众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意识逐渐淡化。因此,唤醒并强化民众文化主体认同意识,淡化传统体育文化的工具色彩并展现其文化内涵,探索多元化的传播途径,在与西方体育文化的"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共同和谐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让广大民众充分认识民族体育的深刻文化内涵,强化民族体育文化认同,才能更好地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后民族国家时代的认同建构——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新探

多民族国家如何整合内部各民族,并提供一种超越狭隘民族认同的社会团结纽带,这不仅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现实政治问题,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理论课题。哈贝马斯以欧盟政治实践经验为基础,提出了一种所谓"宪法爱国主义"的政治理论。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国家已经是后民族主义时代的国家,故而,前现代色彩浓郁的民族认同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国家发展的需要。因此,基于一种自由民主国家政治实践基础上的政治文化将为现代国家提供一种社会团结的纽带,取代民族认同的地位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