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诗史“思维(下)

本文以“诗史思维”纵论杜甫诗学 ,详细论述了杜诗中诗与史的异质同构思维特征、诗史思维的精神指向、诗史思维的文化底蕴、诗的时事化与时事的诗化及诗史思维中的叙事主体及时间距离等问题     

杜甫“诗史”英译之美学流失

杜甫平生所著"诗史"因其深远的文学素养和鲜明的时代精神而饮誉中外,倍受推崇。随着"杜甫"热的兴起,英译"诗史"也成为了一股影响深远的文化驱动力。中外学者对杜甫"史诗"英译的研究虽取得丰硕成果。然而,研究角度大多集中于诗中"意象"’"语言"或"形式"等方向,而对飘扬过海后诗文本身逐渐消瘦的美学意味的研究却非常有限。在英译过程中,由于众多主客观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制约,原诗的意境、"形"体、所蕴含的时代内涵以及文化信息等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缺损和消弱。     

朱琦诗:近代广西诗歌史上的一部“诗史”

朱琦是近代广西诗歌史上的一位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重要诗人,“岭西五家”和“杉湖十子”之一。他的诗以杜甫为法,从各个角度全面地反映了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起义前后的社会现实,寄予了深沉的感叹,具有浓厚的“诗史”特征,风格沉郁悲壮,有一种感人至深的力量,可谓杜甫诗歌的传人。     

杜甫、韩偓“诗史”艺术比较论

杜甫诗歌被称为"诗史",韩偓诗歌被称为"唐末诗史",两者在艺术上均取得了突出成就。诗歌体裁方面:杜甫众体兼工,韩偓独擅七律;风格方面:杜诗沉郁而顿挫,韩诗沉郁而自然;语言方面:杜诗凝炼,韩诗平易。二人"诗史"艺术不同,源于二人对诗歌的态度不同,亦与二人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有关。     

李白的醉态诗学思维方式(上)

本文以“醉态”为契入口，分析李白诗歌创作中的诗学思维方式：醉态诗学——一种不是采用分析性思维，而是采用浑融性思维的诗学思维方式。认为从本质而言，醉态诗学乃是一种审美形态的生命哲学，它通过对生命潜能的激发、宣泄、畸变、升华和幻化，于醉心腾跃和醉眼朦胧中，体验着生命的种种临界状态，看取了生命的内在秘密。李白的醉态诗学在一种非常态中恢复了生命的丰富多彩的真     

宋季“诗史”现象探讨

研究古代文学中的“诗史”问题，宋季诗史是最重要的对象。诗史是“亡天下”之际的“野史”，诗史应纪实与伤时并重，这是宋季诗史作者和论者共同的诗史观。宋季诗史是分层次、多样化的，并且蔚为大观，形成高潮。与杜甫诗史相比，宋季诗史更注重时事、史实的完整记录和具体描述，杜甫诗史侧重在“诗”，宋季诗史侧重在“史”。     

方以智早期诗歌的“诗史”书写

方以智是明末清初思想家、文学家,“明末四公子”之一,其早期诗歌在创作中追求复古变雅。明末社会动荡及其经略天下之志,使得方以智在早期诗歌创作中,自然而然的隐系当世,反映社会现实,关注百姓的人生苦难遭际。诗歌情怨不怒、激壮沉实,极具“诗史”特征。     

宋季“诗史”现象探讨

研究古代文学中的“诗史”问题,宋季诗史是最重要的对象。诗史是“亡天下”之际的“野史”,诗史应纪实与伤时并重,这是宋季诗史作者和论者共同的诗史观。宋季诗史是分层次、多样化的,并且蔚为大观,形成高潮。与杜甫诗史相比,宋季诗史更注重时事、史实的完整记录和具体描述,杜甫诗史侧重在“诗”,宋季诗史侧重在“史”。     

“诗史”的概念与定位浅辨

＂诗史＂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古典诗学概念,以此为中心而历史地开展的人文阐释活动,积淀着大量的思想与历史经验。尽管它早引起了历代文论者的注意,并有了多维度的探究论述,但其底蕴仍旧具有可阐释的空间。试图从浅处入手,在梳理＂诗史＂概念的源起与演变中,就其概念及定位两个角度进行思辨,不失为一种思考维度。     

试论唐诗教学中的“诗史互证”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一向有文史交融的优良传统,"诗史互证"正是这一传统的具体实施方法。在唐诗的教学领域,"诗史互证"同样可以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一方面,史可以证诗;另一方面,诗也可以证史。教学中的"诗史互证"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义。在唐诗教学中可以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多学科交叉融入课堂,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杜甫诗歌的色彩艺术

杜甫善于运用色彩这种绚丽的视觉语言，很注意色调的运用，他的诗本身就是五色缤纷的世界，用形象事物特有的光彩来描述人生旅途的见闻和感慨。在杜甫诗歌中，色彩又是意境创造的重要方式，也是理想人格的有效载体。杜诗色彩的运用极富特点，有着完整的、成熟的、自成体系的用色技巧。后代诗人在用色方面大多是继承了杜甫的手法，再没有人能在体系上全面超过他。这与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写作追求是分不开的。     

千古少有的偏见--王夫之眼中的杜甫其人其诗

杜甫是我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后代誉为”诗圣”,他的成就和影响几乎无人可及,但清初王夫之却对其存有严重的偏见,竭力贬抑杜甫人品,贬低杜诗成就。王夫之抑杜、贬杜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认为杜诗有悖风雅传统;二是厚古薄今倾向;三是重汉魏轻唐宋的倾向。     

杜甫艺术诗与盛唐艺术

盛唐艺术繁荣鼎盛,并且当时的文人普遍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因而留下了数量颇丰的艺术诗。其中,杜甫的艺术诗成就最为显赫。杜甫的艺术诗不但生动展示了盛唐艺术的风貌,而且深刻阐释了盛唐艺术的风度。一方面,杜甫的艺术诗是受盛唐艺术的强烈感染而作,承载了盛唐艺术的大气与恢弘;另一方面,杜诗创作历来与社会现实密不可分,盛唐社会的急转骤变使杜甫后期的艺术诗具有了更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而盛唐艺术的气度始终是杜甫诗歌创作的底气所在。     

论杜甫对陶渊明的接受

唐代是陶渊明接受史中的重要发展时期,陶渊明的思想和诗艺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唐代许多诗人对陶渊明都有过接受。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因与陶渊明有相同的生活情趣和相似的人生经历,杜甫接受了陶渊明,并在诗歌创作中刻意学陶,形成了自己柔美的风格。在陶诗的传承过程中,杜甫有着重要的意义。     

简说杜诗辩证美

结合作品分析了杜甫诗歌动静庄谐的变化美,美丑虚实的和谐美,悲喜结合、情景交融的沉郁美,认为杜甫诗歌在生活与艺术辩证处理上,实已达到了十分精彩的程度。     

论杜诗意象的突破和发展

“意象”一词也许是中国诗学中最具特征性的术语之一。杜甫的意象思维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之中,他的意象思维的深刻性、多样性,都有不少他人难以比拟的地方。杜甫常常把前人诗中很少出现的日常生活题材入诗,塑造了许多日常生活意象。杜甫不仅在突破传统意象方面有其独特的贡献,而且在发展新的意象方面有其积极的作用。     

杜甫诗歌的色彩艺术

杜甫善于运用色彩这种绚丽的视觉语言,很注意色调的运用,他的诗本身就是五色缤纷的世界,用形象事物特有的光彩来描述人生旅途的见闻和感慨。在杜甫诗歌中,色彩又是意境创造的重要方式,也是理想人格的有效载体。杜诗色彩的运用极富特点,有着完整的、成熟的、自成体系的用色技巧。后代诗人在用色方面大多是继承了杜甫的手法,再没有人能在体系上全面超过他。这与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写作追求是分不开的。     

论杜甫的文化心态结构

以“仁”为核心的儒学重于弘扬人的集体情感和社会责任感,即“情”的一面;道教、佛教则侧重于人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本体意识,即“性”的一面。历代封建志士力求二者兼取,但未有几人能兼顾。杜甫既有以“仁政”为标准的“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又有中守“真性”的“独往之愿”的独立人格,他超越了时人在“性”与“情”两者失衡的结构,使两者统一在“真”的人生精神里,使其达到二者完美的统一,从而使自己的文化心态具备了千古一人的独特结构。     

论杜甫人文精神的构成要素

杜甫人文精神的构成要素,以积极入世为主线,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即:悲天悯人的仁者、无私勇猛的批判者和至真至纯的有情者。研究和学习杜甫的人文精神,对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子美集开诗世界"新解

王禹Cheng“子美集开诗世界”关注点仍是杜诗集大成的特点，身为白体诗人的王禹Cheng在杜甫诗并未受到普遍重视的条件下，既没有有意识地超越白体进而向杜甫诗学习，也不可能留意于杜诗是否推陈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