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配额制下异质权力发电商的绿色生产决策研究

基于可再生能源配额的政策背景,本文构造了发电商三种不同市场权力结构下的绿色生产决策模型。讨论了敏感参数对异质权力发电商最优决策结果的影响,基于参数范围分析了不同权力结构下的最优决策效果。通过消费者效用、发电成本、环境保护的社会福利函数,识别出了参数最优取值范围内的最优决策效果的市场结构。结果显示:当绿证交易价格、最低配额比例超过最低临界值时,绿色发电商能够实现最优决策效果,但对传统发电商的最大利润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若绿证交易价格和电力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在最佳区间内,则传统和绿色发电商既能够达到最优决策效果,又可以最大限度促进社会福利效用的单调增加,即存在绿色发电商主导的最优市场决策结构,但不存在最优纳什决策结构。     

可再生能源发电与售电企业绿证配额交易的激励机制研究

鼓励售电商积极履行可再生能源配额义务是平衡配额制度与售电市场改革关系的契合点。本文构建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商与售电商上下游企业展开配额交易合作的决策模型,解构了单次合作路径下的外部激励、连续合作路径下的双重激励模型。主要结论表明：外部补贴促进了单次合作收益的增加,电证捆绑是售电商完成配额目标的重要途径,且对应一个最佳补贴额度。若政府提高补贴额度,电证分离的交易模式能够产生显著的激励效果。在连续合作路径下,发电商获得最大收益的条件是利益共享比例较高,平均分担配额成本;但降低成本分担比例仍会导致绿证价格增加。不论采用何种配额交易模式,内部合作利益协调机制都能够抑制市场电价和绿证价格的上涨。研究为政府设计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与售电侧改革方向相适应的激励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政府最优减排研发补贴政策研究

通过构建两阶段异质产品减排博弈模型,文章研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最优的企业减排研发投资及研发补贴政策,并进一步讨论了最优减排研发补贴政策下政府实施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环境和经济效果。结论表明：政府应主动实施减排研发补贴政策,最优减排研发补贴受技术溢出率、产品差异程度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的影响。当减排研发效率较低时,随着技术溢出率增大,最优的减排研发补贴水平不断提高,当减排研发效率较高时,随着技术溢出率增大,最优的减排研发补贴水平不断下降;随着产品差异化程度提高,最优减排研发补贴水平不断提高;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加深将使得最优减排研发补贴水平下降。最优减排研发补贴政策下,政府实施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降低整个行业的污染排放、提高行业的利润和社会福利水平,从而能够取得经济和环境的双赢。最后,结合相关结论,本文给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减排研发补贴政策设计的相关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一定参考。     

零售商合作偏好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政府补贴机制与优化策略

在零售商具有合作偏好行为的背景下,针对自然灾害影响产出的特性,设计基于“优先保证最大化社会福利的基础上促进农户增收”的灾害年的不同政府补贴政策,建立了政府、零售商和农户的三阶段Stackelberg博弈模型.对比分析了政府的不同补贴政策以及零售商的合作偏好行为对政府的最优补贴率、零售商的最优收购价格、农户的最优生产投入量和三方利益的影响,并给出了政府的最优补贴政策。研究结果表明:(1)当零售商的合作偏好程度低于某一临界值,且“丰收年”发生的概率适中或偏高时,政府的最优补贴政策是对农户提供补贴;否则,政府的最优补贴政策是对零售商提供补贴;(2)政府的补贴政策可以实现政府、消费者和未受补贴方三方共赢的局面,但获补贴方不一定增收。     

政府激励下秸秆发电供应链的演化博弈模型与分析

农户供应链的序贯决策模型,得出了供应链三方的最优决策;对比了政府激励下供应链各主体决策及利润的变化,分析了政府激励的重要性;其次,建立了在政府激励作用下,发电厂、中间商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得出了合理的激励策略。最后,以某地区秸秆发电供应为例,对电厂和中间商之间的合作关系进行分析,验证模型的正确性。揭示了秸秆发电供应链合作中的规律,对电厂、中间商制定合理的激励策略具有参考价值,同时为政府调控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从而建立持久的合作关系,推动秸秆发电行业的发展。     

光伏发电投资决策的实证分析——基于ARMA-GARCH模型修正后的动态规划法

运用可靠方法评估项目的最优临界值和最大机会价值是光伏发电投资决策面临的关键问题。本研究选取了与某光伏企业发电投资项目价值“孪生”的一只股票的836个日收盘价格(从2012年1月4日至2015年6月24日)建立波动率预测模型,并在此基础上修正了该项目投资决策的动态规划法。然后给出了该投资的最优临界值、最大机会价值以及不同波动率下的这两个值的变化趋势。研究表明:该“孪生”股票价格的条件异方差使得最优临界值和最大机会价值对波动率的敏感程度不同——当波动率增大时,上述两个值虽然都增加,但增加的程度不同;当波动率增大到一定程度时,这两个值增加的程度都明显提高。因此,将波动率纳入光伏发电投资决策分析中有助于提高决策质量,减少企业损失。     

碳补贴和时滞效应下低碳供应链微分博弈研究

在政府低碳补贴政策下,本文考虑技术的时滞效应,构建政府、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微分博弈模型,在分散决策下分析了制造商采用远视策略和短视策略时各方的最优决策,并将结果与集中决策下的对应情形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滞后效应与政府的最优补贴比率负相关。制造商的短视策略并不一定会损害收益,若滞后时间超过特定阈值,那么企业将不会投资低碳技术。集中决策下减排努力、宣传努力、减排稳定值、商誉稳定值均高于分散决策,但满足一定条件时集中决策的供应链利润会低于分散决策。     

排放税与排放标准的经济效率分析

污染问题是当前世界关注的焦点,很多国家和地区已采用减排政策来控制污染排放。鉴于不同减排政策的使用效果不同,有必要对不同减排政策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为减排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采用博弈论的研究思想,运用最优规划的方法,从微观角度研究排放税和排放标准的经济效率,并对排放税与减排标准进行比较分析,提出在实现经济最优时,最优排放税和减排标准的实施条件。研究表明:排放税具有“抑制产出效应”,而排放标准却有“产出补贴效应”。在完全竞争市场中,排放税是有效率的,是最优减排政策,而排放标准存在效率损失,是次优减排政策。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排放税有效率损失,是次优减排政策,而排放标准是有效率的,是最优减排政策。由于现实经济几乎不存在完全竞争市场,所以,排放标准的经济效率要优于排放税。无论在何种经济状态下,排放税与产出补贴的政策组合、排放标准与消费税的政策组合,均可使经济达到最优状态,是最优减排政策。     

可再生能源价格政策在寡头竞争市场中的比较

在考虑可再生能源发电间歇性和电力企业两阶段决策过程的前提下,建立了度电补贴和配额制政策下的电力市场寡头垄断竞争模型并进行了分析。以以色列电力市场的数据进行数值实验,分析了电力企业数量、补贴价格、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投资费用等关键因素对发电容量投资的影响。考虑到政策的福利效应,比较了度电补贴和配额制政策下电力价格、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的差异。     

合作创新是否真的助力企业节能减排？

2018年1月1日实施环境保护税法以后,我国正式开始了碳排放权交易、环境税、碳减排补贴政策的混合环境规制框架。本文基于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构建了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讨论各种政策相互作用下的均衡策略选择。研究结论显示:一是从政策作用效果来看,碳排放权交易、环境税、碳减排补贴政策能够激励企业进行减排技术创新投资决策。但是碳排放权交易和环境税却对企业生产决策起到叠加作用,抑制产品市场的活跃程度。二是从企业合作创新模式来看,本文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即技术溢出系数大于临界阈值时,完全合作创新模式是企业最优选择,并实现了企业最优减排水平;否则完全合作创新模式并不优于不合作创新模式。说明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环境税率、减排补贴率的合理制定,以及合作创新的技术溢出率大小将影响减排企业在产品市场和技术研发市场的最优决策,我国政府需要重视产品市场和技术研发市场的联动效用来制定环境规制政策。     

碳减排补贴与碳税下的供应链碳减排决策优化与协调

针考虑碳税政策和政府对制造商的碳减排技术创新投入补贴,构建了供应链博弈模型,根据协调条件给出了相应的契约形式及参数。通过对供应链模型的求解,得到了碳税和碳减排技术创新投入补贴下的最优碳减排量和最优订货量。数值分析结果表明:碳减排技术创新投入的补贴比例变化对供应链的最优碳减排量、订货量及期望利润的影响有较大影响,而且是成正向变化关系,而且在其他参数不变及供应链碳减排量一定的情况下,碳税与碳减排补贴比例呈反向变化关系,进而可为政府碳减排补贴政策制定及供应链碳减排优化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技术创新、溢出效应与最优环境政策组合

构建环境政策内生的三阶段博弈模型,分析存在技术溢出效应时,环境政策组合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排污税和研发补贴有利于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两者组合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社会最优排污税税率低于排污对社会的边际破坏程度,并随着均衡产量的增加而提高。在技术溢出效应较高时,政府采取排污税和补贴的组合工具,而当技术溢出效应较低时,政府采取排污税和研发税的组合工具。当排污税税率外生给定时,竞争创新情况下的政府补贴要高于协同创新情况下的政府补贴。政府应结合行业技术溢出特征,采取相应的税收与补贴结合的政策工具,并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上,促进企业集群协同绿色技术创新。     

考虑政府补贴的原料回收与有机肥生产供应链博弈分析

保护环境是政府的重要工作职责。为了减少养殖带来的环境污染,本文考虑了由养殖户、制造商、市场组成的原料回收-有机肥生产供应链和政府补贴政策,建立了养殖户-制造商博弈决策模型,以及供应链-政府决策博弈模型,给出了最优解的表达式,并分析了养殖户收益、制造商收益、政府支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实施补贴政策情形下,养殖户和制造商收益都得到提升,政府在环境方面的支出可以减少;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直接补贴制造商的效果更好。本文给出了考虑环保需求和存在政府补贴的供应链运作与博弈优化策略,研究结论对于相关企业提高收益和政府部门制定补贴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政府委托下应急物资代储系统激励契约设计

政府委托企业代储应急物资是现实中普遍采用的一种应急物资管理策略,代储企业的努力程度对于保障应急物资的可靠供应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但由于代储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追求目标的差异,以及信息透明化方面受客观条件制约等因素,代储企业可能会因为长期的“太平无事”而产生倦怠,或者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减少应有的付出,导致总体的努力程度下降,给应急条件下的物资供应带来隐患。鉴于此,论文采用供应链契约激励的理论,建立政企之间的利益博弈模型,分析政府的激励方式和激励数额对应急物资代储企业努力程度的影响,通过数值仿真寻找最优的参数设置,在此基础上,设计符合实际需要的应急物资代储激励契约,制定相应的奖惩规则,从而为政府有效管理应急物资代储企业,提高其努力程度,提升应急条件下应急物资供应保障能力提供了理论支撑。     

政府对科技保险的最优财政补贴规模研究

运用机制设计理论建立信息激励模型,在完全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完全信息加入可调整项三种情形下,对科技保险进行险种划分,得到在不同信息激励影响下的政府对保险公司的最优补贴规模.运用期望收益理论,针对科技研发成功或不成功、科技企业投保或不投保的情形,建立政府补贴投保企业的最优补贴规模模型,得出政府对投保企业补贴规模的限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