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多区域CGE模型的构建及其在碳交易政策模拟中的应用

构建了包含碳排放模块的多区域CGE模型,它可以用来模拟分析多种碳排放交易制度的政策情景,包括多种初始分配(免费发放与拍卖)方式、区域之间是否可以交易、试点情景、全国情景等;不仅可以模拟这些情景对产业结构和碳排放的影响,而且还可以分析其对我国区域经济和碳交易市场的影响.我国碳交易试点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全国碳交易市场,实现区域间的交易,因此,以跨区交易为例进行了应用模拟,结果表明跨区交易可以大大提高减排效率.     

基于三阶段SM-DEA-Malmquist指数的长江经济带碳排放效率研究

碳排放问题近年来备受各界学者所关注。为评价长江经济带区域内碳排放绩效,本文结合非期望产出的三阶段SBM-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对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碳排放效率测算及动静态分析,该模型剔除了环境因素和随机变量的影响,使得测算结果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碳排放绩效呈整体上升态势,且存在东部>中部>西部差异化特征,内部管理对碳排放效率提升的正向作用明显,加大东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引入及技术交流频度,有助于提升碳排放效率。     

中国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效性分析

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京都议定书》等文件催生了以CO₂排放权作为商品的碳交易市场的建立。研究中国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有效性对我国统一碳市场的建设以及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选取有效交易日数据,对中国试点碳市场的有效性进行探索性研究,结合有效市场假说理论与分形市场假说理论,分别采用游程检验法、方差比检验法以及重标极差分析法对中国碳市场有效性进行综合分析,同时探讨各方法导致计算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并利用GARCH模型进行检验。研究表明:中国试点碳市场未能达到弱式有效水平。同时,根据中国目前碳市场运行现状给出一定的建议。     

基于三阶段SBM-DEA模型的中国区域碳排放效率研究

结合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与SFA方法,提出基于非期望产出的三阶段SBM-DEA模型,用于对全要素碳排放效率的测算。该模型具有非径向和非角度的特点,而且能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因素的影响,使效率评价更接近实际情况。运用该模型对2000~2012年我国各区域二氧化碳排放绩效进行了评价与分析。结果表明,全国平均碳排放效率不高,但从2006年呈现加速上升趋势,表现了低碳经济良好的发展态势。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因素影响后的碳减排效率将进一步下降。分区域来看,我国碳排放效率呈现出“东>中>西”的格局,且东部的优势有所扩大。基于对投入、产出冗余以及外部环境因素影响的分析表明,提升能源、资本、人员的配置效率,加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人才和技术交流,有利于提升碳排放效率。
关键词:碳排放效率;三阶段DEA;SBM模型;SFA回归     

企业价值视角下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波特效应的再检验

将2013年6月开始在7个省市实行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1-2018试点行业的上市企业为平衡面板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否能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提高企业价值,以检验“强波特假说”在中国是否成立。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不能通过促进试点地区上市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企业价值,实现波特效应;分地区检验发现,只有在北京市能实现波特效应,在全国及其余省市均无法实现波特效应。碳排放初始配额分配过多导致的碳价过低是主要诱因。应鼓励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提高企业价值。     

北京城市物流业碳排放及驱动因素研究

估算了1998-2012年北京城市物流业的碳排放量,建立了北京城市物流业碳排放影响因素的通径分析模型.结果表明: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是该阶段碳排放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以石油为主的能源结构、城镇化是促进碳排放的重要因素,能源效率对碳排放的正向影响较弱,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具有负向影响.最后提出了北京城市物流业低碳化发展的对策.     

碳交易市场动力学模型及其应用:以广东省为例

以广东省碳交所为例构建了我国碳交易市场系统动力学模型,解析了配额分配、碳价格形成等机制机理,分析了试点进程中有偿配额、低碳基金、碳普惠制等碳政策的实施成效.研究结果表明,趋紧的碳政策能够提升配额成交价及成交量,并存在严格的减排效率Pareto优化区间;有偿配额机制可有效激活碳市场活跃度,但设置过高的竞价底价将削弱其减排效率;基于"低碳基金"的减排成本补贴政策及"碳普惠制"均可进一步释放碳市场减排潜力,但不支持采取高强度"商业激励"方式来提高群众参与度.文章研究可为我国碳政策优化及制度创新提供一定的支持.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我国碳排放效率分析

对我国区域碳排放效率的准确测评是各省区针对性制定减排战略的基础,经典DEA模型未能排除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的影响,本文利用三阶段DEA模型构建消除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的区域碳排放效率测算模型。研究表明我国碳排放高效率地区共有广东等9省,中效率地区共有湖南等16省,低效率地区共有甘肃等4省。用三阶段DEA模型测算出的各省1997~2010年平均碳排放效率结果与经典DEA模型测算结果有显著性差异,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和预期结果更加吻合,各省可以根据自身测评结果有针对性地提高综合碳排放效率。     

C&T条件下碳排放核查三方博弈研究

针对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C&T)条件下的碳排放核查问题,构建了一个三方博弈模型,对控排企业、第三方核查机构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博弈行为进行了分析,得到了该三方博弈的均衡条件;对于当前给定政府复查行为,分析了企业的最优上报碳强度。研究结果表明,“以历史碳强度为参考,控排企业上报碳强度差异越大复查概率越大”的政府复查机制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尤其当实际碳强度高于参考碳强度时,可能导致控排企业和第三方核查机构的合谋;相对配额分配方式下,碳强度上升比总排放上升更可能导致控排企业瞒报碳排放,而且工业增加值高的大企业瞒报风险更高;当政府复查概率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可以有效抑制控排企业和第三方核查机构的合谋行为。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政府碳排放复查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海运出口贸易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对数指数分解研究

对2005-2013年我国的碳排放进行了对数指数分解,得出海运出口贸易规模、能源效率、能源结构、碳排放强度是构成碳排放的四个因素,其中海运出口规模和碳排放强度是碳排放的正向拉动关系,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是碳排放的负向抑制关系.运用协整检验证明四个因素与碳排放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证明海运出口贸易规模、能源结构、能源效率是碳排放的Granger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减少海运业碳排放的政策建议.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the metabolic capacity of an urban ecosystem

Cities as superorganisms confront disturbances from their metabolic processes, including large metabolic fluxes, low stocks of resources and products, and a low efficiency of the urban material metabolism. Based on ecological thermodynamics, an indicator system is established in this paper to evaluate the fluxes, stocks, and effiency of the urban material metabolism using emergy analysis. Also, a new model for the urban material metabolism is proposed to define the production possibility curve using a wealth index (WI) and an ecological effiency index (EEI). Then, six large Chinese cities including Beijing, Shanghai, Tianjin, Chongqing, Guangzhou, and Shenzhen are selected as typical cases to validate the proposed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Shenzhen has the highest metabolic capacity, followed by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Tianjin, and Chongqing. It is also reflected that different urban material metabolisms of the six cities are resulted from the varied regional metabolic capacities, thus providing insights into how cities improve their metabolic capacities. Meanwhile, Shenzhen has the highest WI and EEI, Chongqing has the lowest WI and EEI, and Beijing, Shanghai, Tianjin, and Guangzhou has low WI and high EEI. It is also shown that the sustainable operation of the urban material metabolism reflects the mutualism and symbiosis betwee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碳排放交易机制下的供应链运作策略及协调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是控制和减少碳排放的有效工具,同时也使得企业的运作成本增加,供应链的决策管理更复杂。考虑由零售商和制造商组成的二阶段供应链,研究不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供应链成员内部碳排放权交易、外部市场碳排放权交易)下基于数量折扣契约的供应链协调问题,并与无碳排放约束的情形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下,数量折扣契约能够实现供应链的协调;无碳排放约束的供应链最优订货量大于外部碳排放权交易的供应链最优订货量,成员内部碳排放交易下的供应链最优订货量和供应链期望利润随着碳排放配额的增加最终等于无碳排放约束下的供应链最优订货量和供应链期望利润;外部市场碳排放交易政策下供应链的期望利润随着碳排放配额的增加而增加。     

异质预期下双寡头企业碳减排决策的复杂性分析

针对碳减排环境下的政府碳配额分配和企业产量与减排研发决策问题,基于古诺双寡头垄断模型,建立了考虑有限理性和异质性预期的碳排放依赖型企业碳减排决策模型,从市场复杂性演化的内部视角出发,分析市场竞争波动的内在机制;并通过非线性动力学理论探讨企业不同的响应速度对于市场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减排成本系数、碳交易价格对低碳产品的偏好系数是影响两企业竞争策略的关键因素,两个因素的取值不同甚至会彻底改变均衡状态下两企业相对的减排投资力度和相对的盈利能力及市场的稳定性。针对市场竞争出现的波动现象,通过时滞反馈控制方法高效、快速的控制动力系统的不稳定行为,使得市场迅速恢复稳定、有序的状态,为决策者有效解决市场不稳定现象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国海洋产业结构时空分异研究

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法,从海洋三次产业和海洋产业部门两个层次对中国沿海地区海洋产业结构时间和空间分异特征进行定量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沿海地区海洋产业结构存在明显的时空分异特征;上海、天津、山东、浙江、广东5省市偏离总量、份额分量、结构分量和竞争力分量都较其他省市优势明显,对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大;优势海洋产业部门主要分布在山东、广东、浙江、上海4省市.     

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性研究

基于1990～2010年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计量分析方法,考察我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关系对空间区域的依赖性.研究结果表明: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不仅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且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各省份的经济发展均为各地区能源消费增长的重要诱因之一,这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具有较高关联度的结论保持一致.北京、辽宁、吉林等16个省份碳排放变化与经济增长变化之间的的弹性系数为负值,而天津等其他14个省市碳排放总量还将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所以弹性系数为正值,这点隐含说明当区域经济水平较高时,该区域也将拥有更多优势条件来减低碳排放,实现碳减排最终还是需要依赖于发达的经济水平.     

核心城市房地产市场的联动和溢出特征研究——基于中国“北上广深”样本的经验考察

本文基于房价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层面,基于HP滤波法分离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大一线城市的房价,采用有向无环图和信息溢出指数方法剖析了核心城市房价之间的同期联动效应和信息溢出效应,并结合滚动窗口估计法分析了信息溢出对外部信息和调控政策的反应程度。结果显示:一线城市房价之间有紧密的联系程度和较高的信息溢出规模。在同期联动效应上,深圳房价趋势的对外联动效应最明显,北京房价趋势在同期最易受其它城市影响;上海房价波动存在较强的对外联动效应,深圳房价波动受其它一线城市的波动冲击较迅速。在信息溢出效应上,深圳房价趋势有引领作用,对外溢出效应最强;上海房价波动处于引导地位,中长期对其它市场影响最大。核心城市房价趋势之间的溢出指数随着利好政策信息的出现而上升,随着限制政策等不利信息的出现而下降。核心城市房价波动之间的溢出效应对于外部信息反应更为灵敏,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增大核心城市房价波动的信息溢出规模。     

我国重点城市信息化评价体系应用研究

通过文献挖掘方法构建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以及面板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分析,对我国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四个重点城市2007-2009年信息化程度进行评价.结果显示,四个城市的信息化程度都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渐增加的,而且,就指标体系反映的总体情况而言,广东的信息化程度要高于上海和北京,天津的信息化程度在四个城市中最低.基于现阶段我国信息化建设还不够完善的现状,应该通过积极增加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来带动我国信息化的发展;此外,通过开发利用信息化服务来提高信息化程度以及改善我国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和增加研发投入,也是改善信息化的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