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原悲剧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从传统文化的整体高度观照,屈原悲剧精神是中国悲剧精神的典范,它继承了儒道精神又超越了儒道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除儒道释之外的极其重要的支点.     

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通俗文学观

在学现代化的时代潮流中，通俗学处在学的边缘地位。但在现代学史上，通俗学观念影响了海派学、解放区学、京派学等学思潮，它是一股潜在的学潮流，以它的价值需要重新定位。     

论屈原在宋代文化语境中的受容

宋人站在儒学的立场评价屈原其人其诗,既高度赞扬其爱国忠君精神,又贬斥其“怨君”、“沉江自戕”等不符合儒家规范的行为;既肯定其诗“发乎情”,又批评其不能“止乎礼义”。这种对古人褒贬的矛盾态度,是宋代文道冲突、情理冲突的文学思潮的反映,渗透着当下的时代精神与价值取向。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孝道书写

五四“非孝”思潮的实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思想,是“人的觉醒”后的自然要求,而孝道规范本身存在着许多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性,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也因此显示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主体情感的复杂性特征,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时代主潮的变迁,也是造成中国现代作家书写孝道时在“决绝”与“犹疑”之间徘徊的重要因素。五四时代是个性解放、反抗传统的狂歌猛进时代,“非孝”成为当时作家书写孝道时的主流化选择,而到40年代,随着抗战的深入,民族解放成为时代的主潮,传统文化的命运与现代国家、现代民族的命运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因而具备了崭新的救亡意义,孝道的积极性意义得到重新张扬。     

中国现代文学意识形态化缘起初论

文学的意识形态化是古已有之的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意识形态化倾向则与近现代中国文人的强国梦想密切相关。通过赋予文学政治内质,使文学文本政治化,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方式建立公共的意识形态想象空间,以促成国民意识改变,来达成自己参与社会变革的政治目的,是现代主流作家参与文学活动的主要动力。这种文学的现代意识形态化建构,经历了晚清倡导、五四厘定、创造社明确、左联时期文学与革命结合、延安时期文艺大众化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再认知,有助于认清作为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之一部的文学的主要特质。     

论屈原和但丁理想追求中的孤独

屈原和但丁都是品德高尚、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他们追求的美好理想遭到了上自封建皇帝、下至平民百姓的误解与反对，最后都死于漫长的放逐，一生都处于极端的苦闷与孤独之中。     

中国现代文学教材中的张恨水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教材对张恨水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遗忘到认同的发展过程：前三十年因不强调通俗文学的价值均不提张恨水;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关注张恨水的抗战文学以及揭露国统区黑暗现实的作品;80年代后期肯定了张恨水作为通俗文学大师的文学地位;进入21世纪,对张恨水的讲述再无突破。在新时代语境下,我们对张恨水的文学价值应当有更新的理解与认识：首先,应该跳出中国现代文学教材编写以新文学为本位的框框去重新认识通俗文学以及张恨水的独立价值;其次,应该特别强调张恨水作为旧体文学大师的文学地位和影响;最后,应该从“文化自信”的高度去充分肯定张恨水在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论现代文学中的江西地域文化因素

江西地域文化影响现代作家的创作观念和创作内容,特定的地理环境、丰富的文化积淀、地域文学自身的基因传承都影响了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江西地域文化突出地表现为:慎思的山水文化、富有人情味的民俗文化与刚劲的红色文化。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孝道”书写

五四“非孝”思潮的实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思想,是“人的觉醒”后的自然要求,而孝道规范本身存在着许多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性,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也因此显示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主体情感的复杂性特征,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时代主潮的变迁,也是造成中国现代作家书写孝道时在“决绝”与“犹疑”之间徘徊的重要因素。五四时代是个性解放、反抗传统的狂歌猛进时代,“非孝”成为当时作家书写孝道时的主流化选择,而到40年代,随着抗战的深入,民族解放成为时代的主潮,传统文化的命运与现代国家、现代民族的命运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因而具备了崭新的救亡意义,孝道的积极性意义得到重新张扬。     

屈原求索精神及其现代解读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心灵，他的求索精神有着深远影响。桀骜不驯、奋发图强、矢志不移的楚文化是屈原求索精神的生长土壤；经世致用、积极有为的儒家思想和中原文化是屈原求索精神的内在支撑；道家思想对于宇宙人生的独特领悟是屈原求索精神的气脉神韵。屈原的求索主要体现在对个体存在价值的追求，对国家人民命运的索求，对人类终极理想的诉求和对宇宙自然知识的探求。这种求索精神在中国历史中具有无限的广延性，对中华民族意识具有重要的构建作用。     

巫山神女与屈原《山鬼》的关系

研究历史文献，并结合考古发掘，发现巫山得名与《山海经·大荒南经》“有巫山者，西有黄鸟”有关，与巫咸山无关。巫山神女故事肇始于宋玉《高唐赋》，与《山海经·中山经》中次七经的姑媱之山的女尸无关，与屈原《九歌·山鬼》无关。     

命名的紧张与焦虑：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

新文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停地面临着命名的紧张与焦虑。长时段的有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取代与交错,短时段的有“五四”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的更迭与延展,这些歧义丛生的命名从不同角度描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长过程,呈现着“现代”的丰富内涵。不过,命名焦虑的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容易引发恶性循环,导致取代式命名不断。文学在发展,文学史写作在继续,文学史命名一如既往地在文学史家的笔下诞生,总结归纳已有的文学成就,实现学科知识的有效积累,深化对文学史本体的认识。     

中国近代文学分期上限之我见

自从1949年以来,在我国大陆正式出版的绝大多数中国文学史、分体断代史、分体文学发展史、古代文学作品选等书籍,都把中国近代文学分期的上限定在1841(或1840)年。应该看到,这种划分方法,显然直接受到历史学分期的影响,并不适合文学分期的客观情况,同时也是长期以来极左思潮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泛滥的结果,对研究清一代文学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近代文学分期的上限只能定在1912年。     

理学视阈中的屈原及楚辞

宋代理学家的文学批评有其独特的标准,为人强调“有德者必有言”的道德至上论;为文主张“文以载道”的道本文末论。根据这一标准,理学家在对屈原进行道德人格评价时,既充分肯定其忠君爱国精神,又批评其露才扬己、凸显君过的狂狷个性。而在评价其作品时,一方面赞扬其言之有物,另一方面又批评其不知“道”、不求“道”。这使得其楚辞研究呈现出强烈的理学化特征。     

论金院本之特征及金元曲与传统文学的关系

金院本包含着元杂剧的性质在内,并不是如元代院本一样纯为滑稽之短剧,诸宫调有着多种表演方式接近戏剧.金元之曲和诗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增加了新的质素,但直到今天与诗、词三者还是并行而不悖.其兴起并不是和传统文学相对立,更不可能是取而代之.     

鲁迅与中国当代通俗文学

鲁迅个体生命的精神价值及艺术创作,构成了目前中国最具魅力的人文景观,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当代通俗文学,他激发了当代通俗作家洞察世事、把握真实的充沛灵感,当代通俗作家以开放的艺术眼光和胸襟在继承鲁迅的基础上,创造了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通俗文学。     

端木蕻良:草原文学在现代文学中发声

端木蕻良的创作参与了凝练民族风格的文学现代化进程。从科尔沁草原的文化养成、个性人物与地方特色以及对待草原的复杂情感几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端木蕻良的文学创作使草原这一承载着独特地域与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学对象正式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视野,以一种乡土文学的缩影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率先发声。     

中国现代文艺学、美学学科确立中的日本因素

近代以来,日本作为引进西方文艺理论、美学的"中间人"对中国现代文艺学、美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不仅仅是给予中国美学、文艺学一个学科的名称,更重要的是在基本的范畴、概念、术语及文艺、审美观念和学科体系、方法论等学科构成的奠基性、根本性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巨大影响成就了20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结构性特征,形成了中国文艺学、美学的内在发展理路,表征为中国文艺学、美学现代形态的发生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