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城市群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2011—2019年相关数据,采用区位熵、地理集中度系数和面板回归法深入分析了中原城市群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从空间角度来看,中原城市群高新技术产业的总体空间集聚结构较差,专业化水平较低,且具有比较优势的城市变化不大,并按集聚度将中原城市群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水平划分为低、中低、中高和高水平4种类...     

关中平原城市群水资源生态足迹时空变化和驱动效应研究

目的 基于水资源生态足迹模型,结合关中平原城市群人口、经济和水资源相关数据,探究关中平原城市群水资源生态足迹的时空变化及其驱动效应。方法 收集和整理2015-2021年研究区域各市(区)人口、经济和水资源相关数据,核算水资源生态足迹、承载力和生态盈余指标,分析其时空分布;并利用LMDI模型探究水资源生态足迹的驱动效应。结果与结论(1)2015-2021年关中平原城市群水资源生态足迹介于1 433.19万hm²～1 506.33万hm²之间,呈波动减小趋势,其中生产用水是生态足迹的最大账户(占比69.35%～77.98%)。(2)水资源生态承载力介于179.71万hm²～1 913.84万hm²之间,呈波动上升趋势,与降水量相关性显著(R²=0.630,p<0.01)。(3)区域内水资源长期处于生态赤字状态(仅2021年除外),区域内北部和东部城市水资源生态赤字问题严重,南部宝鸡和商洛等城市水资源生态不可持续性逐渐得到缓解。(4)人口和经济因素对水资源生态承载力为正向驱动,...     

中国资源型城市"三生系统"耦合协调时空分异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在构建资源型城市“三生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回归分析等,对中国104个资源型城市2001—2017年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结果发现:1）中国资源型城市“三生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但是发展速率仍较慢;2）在空间变化上呈现“西南地区波动幅度较小、西北地区上升较快、华东地区零散波动、华北和东北起伏最大”的分布特征;3）经济增长、实际利用外资、科技、社会保障、教育与节能环保等要素投入增加对耦合协调起到明显促进作用,工业发展、空间扩张与单位GDP能耗上升对耦合协调起到显著制约．资源型城市今后应该:加快打破传统资源产业的路径依赖,培育战略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替代产业,深度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加强社会保障、教育事业和科学技术体系的建设;选择高效和集约的发展方式进行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从技术层面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人民生活方式,从根本上减弱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对于生态系统的影响．      

成渝城市群城市竞争力评价及时空演变

城市竞争力是一项对城市发展进行全面客观评价的指标.以成渝城市群为例,从经济竞争力、开放性竞争力、科技人才竞争力和社会环境综合竞争力四个方面科学建立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计算2008-2017年16个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各方面竞争力得分,并利用ArcGIS绘制成渝城市群城市竞争力的空间分布图.研究结果表明:(1)绵阳、德阳、宜宾、南充和达州有潜力发展成为成渝城市群的次级城市,带动所在区域发展;(2)资阳、内江和遂宁的城市综合竞争力亟待加强,以填充中部凹陷地区,提高成渝城市群整体实力;(3)加强成都对西部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以提高成渝城市群西部城市竞争力.     

大陆地区台湾游客流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台湾是我国重要的入境游客源市场,笔者主要以2000—2010年大陆各省市接待台湾游客人数为研究数据,分析了大陆地区台湾游客流时空演变及其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大陆地区接待台湾游客数量呈现增长的持续性、波动性;空间分布极不均衡,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但逐渐向内陆地区扩散;其空间分布与总体入境游客流的空间分布存在一定差异;最后,对大陆地区台湾游客流时空演变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并提出构建完善的台湾来大陆旅游流网络体系、加快台胞赴大陆旅游的建议．     

江淮城市群城市竞争力评价及时空演变研究

通过建立城市竞争力综合指标评价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计算江淮城市群11个城市在2 001～2 010年4个时间断面上城市竞争力主成份得分和综合得分,并对其进行评价和排序,依据评价结果揭示江淮城市群11个城市竞争力的综合演变、主成分演变特征,进而探究其时空演变趋势。通过分析4个时间断面上的城市竞争力等级分布图和空间插值图,揭示江淮城市群11个城市竞争力的空间分异特征和空间扩展演变规律。     

长江中上游土地市场化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长江中上游89个市(州)为研究对象,利用土地市场化测算模型测算2005—2019年各市(州)的土地市场化水平,并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等空间分析方法来揭示土地市场化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5—2019年,长江中上游地区土地市场化水平呈现出“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呈现出“中游高、上游低”的空间格局;长江中上游地区土地市场化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土地市场化水平呈现明显的高-低集聚特征,高-高集聚区域由江西省的大部分地区逐渐向湖北的态势演变;低-低集聚区域沿着云南—四川、贵州—云南演变;土地市场化水平受到多因素的共同驱动,经济发展水平、外商投资、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二三产业结构都是影响长江中上游土地市场化水平的重要因素,随着时间推移,各因素影响程度明显增强。     

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时空错位及影响因素分析

城镇化质量和规模是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两个方面,二者发展的时空错位是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矛盾.文章选取长三角城市群26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线性加权综合法对2009—2019年城镇化质量与规模进行综合测度,通过泰尔系数、标准差椭圆模型和空间重叠性、空间错位指数及空间回归模型探究其时空格局、错位程度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1) 研究时段内,城镇化水平由“规模驱动”转向“质量驱动”,其变化取决于中低水平城市数量的替变转移上;随时间维度变化,城镇化质量提高显著,内部差异逐步缩小;城镇化规模内部差异扩大,规模结构不合理现象有所突显.2) 空间分布上：城镇化质量始终以中水平地区为主,高水平地区不断增加,低水平地区持续减少;城镇化规模始终保持“中部凸起”的分布格局,中等规模城市逐渐取代了小规模城市,成为区域主导的城镇化规模类型.3) 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空间错位：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存在明显的空间错位,且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现象主要由小部分城市的不匹配造成的.4)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人均GDP、每万居民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人口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率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对空间错位指数有显著影响,其中人均GDP和土地城镇化率对空间错位指数贡献最大,其他因素不显著.     

长三角地区城市能级网络结构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从创新功能、协调功能、开放功能和支撑功能4个维度构建城市能级测度指标体系,利用能级综合评价结果修正城市引力模型,探析长三角地区城市空间联系特征,进一步采用QAP回归法分析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0年以来长三角地区城市能级整体不断上升并向均衡化态势发展.空间上表现出“中心—外围”形态,上海、南京、杭州等多个中心城市组成“Z”字型高值集中区,低能级城市主要分布在外围区域.城市能级功能系统中支撑功能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优势维度,协调功能为短板维度.(2)长三角城市能级网络中节点联系程度不断增强,城市相互作用空间格局与城市能级格局呈现空间趋同性,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不断凸显.整个地区城市能级网络呈现密集化态势,网络的稳健性和通达性得到提升,节点集聚力强于扩散力.安徽省表现为以合肥为中心的单核辐射引领形态,江苏、浙江两省表现为以多个城市为中心的多核辐射引领形态.(3)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于城市空间联系的发展,经济规模、社会资源、地理区位和空间距离对城市空间联系具有显著影响.     

赣州城市商业中心区空间形态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赣州是江西省的省域副中心城市,拥有2000多年的筑城史.赣州的城市商业中心区经历了3次空间迁移,并形成了不同的空间形态.从赣州城市商业中心区演变的空间形态入手,对于影响城市商业中心区空间形态演变的因素进行研究与分析,寻找出影响其空间形态演变的主要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赣州城市商业中心区的空间形态进行展望.     

中国金融各行业空间集聚演变与影响因素

金融空间集聚对于优化金融资源空间配置、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及促进城市功能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区位基尼系数、重心模型、区位熵和面板数据回归等方法,对中国金融各行业空间集聚的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金融业、保险业和银行业在省级层面上空间集聚程度均呈缓慢下降趋势,而证券业则不断上升.(2)中国金融各行业地理重心位于东南方向,但向西南方向移动,且迁移距离是证券业>保险业>银行业>金融业.(3)北京和上海的金融各行业集聚度远高于其他省级地域单元,其中北京是金融业、保险业和银行业区位熵下降最大的省级单元;金融业和保险业向西部、中部和东北省份空间集聚不断加强;银行业西部省份区位熵增长最为显著;证券业除浙江、贵州和福建等省份区位熵有增长外,多数省份在下降.(4)金融各行业空间集聚影响因素表现出较大差异性,经济发展水平促进金融各行业空间集聚,特别是金融业和证券业;人力资本对证券业、金融业和保险业影响大,而对银行业影响不明显;工业化水平对各金融行业空间集聚影响为负,区域技术创新对证券业空间集聚具有正向影响.     

中原城市群县域创新水平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以中原城市群中的194个县(市)作为研究单元,基于创新水平指标体系,运用Jenks Natural Breaks分类、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了2007年、2017年中原城市群创新水平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区总体格局呈现出明显的东南-西北分异,高低区组合形成"一极三片区"的结构特点.②空间关联格局以显著HH区和显著LL区为主,显著HH区主要分布在以巩义市为核心的中部;显著LL主要在南部、东南部形成低值连片区.③从影响因素看,科技实力对创新水平分异发挥着核心支撑作用,经济实力和科技投入分别发挥着动力支撑和关键支撑作用.     

武汉城市圈绿色发展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绿色发展对于建设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美丽中国至关重要.该文从绿色社会、绿色经济和绿色生态三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综合采用ESDA、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深入分析2010—2020年武汉城市圈绿色发展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时间演变来看,武汉城市圈绿色发展水平整体表现为“直线”上升趋势,呈现出武汉市最高、天门市最低的格局,区域内部差异显著.2)从空间演变来看,武汉城市圈绿色发展空间格局相对稳定,2010年到2020年间逐渐形成“中间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3)从空间相关性来看,2010—2020年武汉城市圈绿色发展呈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程度逐渐减弱,以L-H集聚区为主,具有“离散”和“分化”的现象.4)从影响因素来看,武汉城市圈绿色发展空间分异是经济发展、科技水平、政府调控、产业结构、对外开放与环境规制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发展和科技水平对武汉城市圈绿色发展空间分异格局的影响程度最深.     

新疆城市集聚能力分析评价

以新疆17个城市为样本,选取了总人口、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固定资产投资、地方财政支出、社会零售总额、职均工资、人均铺装道路、人均绿地面积等10项能反映经济聚集能力的统计指标,运用多元统计中的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方法,分析研究影响新疆城市经济集聚能力的主要因素,根据结果对新疆各城市集聚能力的排名进行探讨,这些结果为政府进行城市整体布局、推动新疆城市化和城市体系的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依据.     

中原城市群核心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

通过对城市群型地区的分析, 提出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要充分考虑资源流动性。选用中原城市群9座核心城市为研究对象, 参考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并利用层次分析法进行评价。利用外来资源依赖指数对研究区的资源依赖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1) 通过对比郑州市2004-2014年考虑与不考虑资源流动性的评价结果, 表明只有在考虑资源流动性时, 评价结果才能真实地反映区域发展状态; 2) 中原城市群核心城市水和能源资源比较紧张, 但通过外来资源的供应, 可基本上满足区域的发展需求, 然而各核心城市的环境情况均不容乐观; 3) 研究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由高到低的顺序为漯河、许昌、新乡、郑州、济源、焦作、洛阳、平顶山、开封; 4) 根据外来资源依赖指数可知, 9座核心城市的粮食资源均可自给自足, 开封、新乡等地的能源资源需外部供应, 郑州、开封等地的水资源需外部供应, 综合来看, 水资源比能源资源的依赖程度大。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从经济、人口、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城乡统筹和生态环境等6个方面建立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2003年、2009年和2014年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市域间新型城镇化水平差异明显,西部差异大于中部大于东部;2)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态势,从东西方向上看,东部发展水平较稳定,中西部发展水平波动明显;3)新型城镇化中高、中等、中低和低水平区都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状态,但低水平区的连续分布状态有逐渐被“冲散”且面积减小的趋势;4)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水平五个类型区的影响因素各异,总体差异较显著.     

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

基于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调查数据,文章构建多维指标体系来测算和分析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以为城市群市民化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研究表明：(1)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总体较低,而一线城市流动人口的综合市民化水平高于二线城市。在经济维度和身份维度,一线城市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高于二线城市;在家庭维度和社会维度,二线城市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高于一线城市。(2)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受多重因素共同影响,出生在1980年后、受过高等教育、来自广东省内、已婚的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高于相应对照组;男性的经济市民化水平高于女性,但家庭市民化水平低于女性;外出时间越长,流动人口的身份市民化水平越高,但社会、家庭市民化水平越低;拥有耕地和宅基地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相对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