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层级、制度环境与投资机会——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

本文从政府层级、制度环境与投资机会的角度出发,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投资机会集、制度环境变量提取了主成分,以2005~200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层级、制度环境对投资机会的影响。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对政府控制公司和非政府控制公司的投资机会影响不同,对政府控制公司影响显著;且不同层级的政府控制企业影响程度也有差异;政府是否控制会对企业投资机会产生影响:省政府是否控制在1%的水平下对企业的投资机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政府是否控制在5%的水平下对企业的投资机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央政府和县政府是否控制对企业的投资机会影响并不显著;政府控制企业会比非政府控制企业获得更高的成长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基于环保社会组织参与的视角

绿色创新是企业应对政府环境规制的有效方式, 而环保社会组织的参与监督和引导则是对政府环境规制效果的有力补充。本文通过构建企业、环保社会组织和政府三方演化博弈模型, 研究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演化过程中三方主体的互动机理。结果表明:增加环保社会组织直接参与监督的比例、环保社会组织对企业提供的绿色创新支持、对企业污染行为的震慑压力等因素均能影响演化结果。最后从政府、环保社会组织和企业自身角度给出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建议。     

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中公众参与的博弈分析:基于合谋与防范的视角

矿产资源开采行为容易造成矿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国内外目前主要采取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以强制矿山企业对矿区开采后生态环境进行一系列修复。在缺少公众监督的情况下,保证金制度容易出现道德风险,即矿山企业和地方政府监管者的合谋行为。目前,我国各地推行的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均没有让公众参与进来,这就需要对这一制度缺陷进行弥补与修正。本文基于公众参与理论和博弈论构建了公众、矿山企业和政府监管者三方博弈模型,并利用对其混合纳什均衡解的分析,得出结论为:通过提高公众监督概率和公众监督有效概率、降低公众监督成本来防范和控制合谋行为。最后,根据以上分析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基于动态门限的制度质量、金融发展与OFDI影响研究

运用世界73个经济体2000~2008年度数据,结合动态门限和两阶段DEA模型,将制度质量和金融效率指标作为金融规模发展对经济体OFDI影响的门槛,探究制度和金融发展对不同经济体对外投资的影响机理。主要结论:(1)制度改善可以促进经济体对外投资水平,但对不同经济体影响不同。发达经济体制度质量与OFDI显著正相关,发展中经济体则相反。(2)金融规模发展对不同经济体OFDI影响机理不同。随着制度质量的改善,信贷规模主要显著促进发展中经济体OFDI,股市规模主要显著促进发达经济体OFDI。(3)金融效率的改进有助于提升金融规模发展对OFDI的促进影响。经济体在完善本国制度的同时,也应该注重国内金融效率的提升,以便更大程度促进对外投资水平。     

政府参与和民间资本进入风险投资行业的关系研究

政府参与和民间资本进入风险投资行业的关系如何？本文通过理论模型证明在风险投资行业发展初期，政府微观上直接参与风险投资能够对民间资本起有效的示范引导作用，并且不会影响市场运行效率，但是当风险投资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投资规模需要急剧扩张而政府财力有限时，政府部门同时扮演投资者和政策制度提供者双重角色就会带来政府代理问题，抑制民间资本进入风险投资行业。     

我国“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救灾体制改革的演化路径分析

《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机制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我国救灾工作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广泛参与”,但推动改革的具体实施路径尚在探索中。通过归纳中西方两种典型救灾体制的优缺点,构建政府救援部门和社会力量协同救灾的演化博弈分析框架,论证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救灾体制改革的多重演化路径、均衡条件和关键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同救援效应和救援工作的阶段特征,是决定救灾体制演化的两个关键性因素。在推进传统救灾模式到理想救灾模式的体制演化过程中,存在“双轨制”协调博弈或“一抓就死、一放就活”周期解等过渡状态的多条演化路径。救灾模式需要随救灾工作的阶段转换进行调整。     

基于UTAUT视角的众包物流大众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众包物流作为一种新兴的终端物流配送模式,为有效解决当下火爆的本地化电商带来的“物流瓶颈”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本文以整合的技术接受和使用理论(UTAUT)为背景,提出了众包物流大众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模型,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搜集数据,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的方法对收集到的296份有效样本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对众包物流大众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按总影响力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便利条件、参与意愿、获益期望、社会影响、感知风险。最后,结合研究结果对众包物流的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CEO社会阶层影响了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吗?——基于中国跨国公司微观数据

针对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区位选择呈现出向高政治风险地区发展的新态势,不同于以宏观国家层面、中观行业层面、微观企业层面为视角的已有研究,本研究以更为微观的企业内部高层决策者特征——CEO社会阶层为视角,选择沪深2009~2017年中国跨国公司OFDI事件为研究样本,基于高阶理论和印记理论,使用Logit回归方法,探索CEO社会阶层对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与边界条件。研究结果发现,CEO社会阶层与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即社会阶层越高/低的跨国公司CEO倾向于做出向OFDI高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的战略决策,中间社会阶层的跨国公司CEO倾向于做出向OFDI低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的战略决策;CEO政治资本对CEO社会阶层与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之间正U型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不显著。本研究为拓展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范畴做出贡献,为中国跨国公司从公司治理结构角度加强高管集体审慎决策,充分发挥CEO社会阶层优势或有效抑制CEO个人有限理性决策不足,进而做出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科学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和管理启示。     

公众参与下的企业环境行为演化研究

公众参与对环境治理非常重要并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采用演化博弈理论方法,建立了公众与排污企业行为交互过程的演化模型,用数值仿真展示了决策参数的不同取值和初始条件的改变对演化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公众参与下的企业环境行为路径演化系统既可以向良好状态演化,也可以“锁定”于不良状态;通过调节模型中的参数可以跳出不良“锁定”状态.本文的分析和结果可以为环境治理提供相应的参考.     

平台参与下网络食品安全政府监管策略研究

针对“互联网+食品”新兴业态产生的更为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本文研究政府对网络食品安全实施直接监管下的最优监管策略,以及在网络平台参与监管时政府的最优间接监管策略,并考虑了网络平台与食品企业合谋对监管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食品安全问题被发现的概率越大或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对政府影响较大时,选择直接监管策略会更优;但监管成本的增加会降低政府直接监管的动因,促使政府选择间接监管策略;比较两种策略可知,间接监管模式更能抑制平台与企业的合谋行为。此外,研究还表明在直接监管策略下,由于提高食品企业的惩罚力度会降低政府的监管强度,因此加大惩罚并不总能提高政府的效益;而在间接监管策略下,加大对网络平台的惩罚会使网络平台加大监管力度,从而提高政府的效益。     

公众参与下中央与地方政府环保行为演化博弈研究

在公众参与背景下,构建有限理性条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公众参与下双方环境保护策略选择。结果表明,中央政府严格监管的成本和收益、环保不作为对地方政府声誉的负面影响、地方环保投入和收益、被公众揭发的可能性等是影响双方行为的重要因素。中央监管收益的增加、成本的下降,有助于提高中央政府监管的积极性;地方不作为对地方声誉影响越大、收入分成越少,是提升地方政府努力的有效手段;公众的积极参与,是破解信息不对称,督促央-地政府采取积极环保措施的重要手段。最后,结合理论分析和实际,提出保障地方政府努力开展环保工作的措施。     

碳交易机制下多主体参与的低碳减排研究——基于演化博弈视角

企业低碳转型是节能减排应对大气污染的重要举措,但转型的高成本与外部性特征导致企业内在动力不足.为推动向“理想场景”演化,将政府、企业及消费者三方利益主体纳入演化博弈模型,探索“双碳”目标下各主体决策的演化路径及规律.研究发现:实现企业低碳转型演化是三方利益主体博弈互动的结果;企业低碳转型的意愿随着碳交易价格升高而增强;在前期碳交易政策发挥作用有限,政府的低碳奖励、偷排惩罚可以引导企业的生产行为选择;在后期政府对企业正、负两个方向的激励减弱,消费者的低碳偏好成为推动企业低碳转型的重要因素.     

苏浙皖企业家人力资本供给比较研究——基于博弈论与制度演化的视角

在企业持续成长过程中,企业家人力资本供给具有决定性作用。为此,文章基于博弈论与制度演化的视角,对苏浙皖三地企业家人力资本供给做了比较研究,给出国企经理与个私企业家两种不同博弈模型,并论证了相应企业的制度演进及其成长的差异性,最后给出研究结论。     

资源禀赋视角下政府与企业互动行为演化分析

针对政府与企业资源的异质性,从资源禀赋的视角,对政府与企业互动的不同模式(随机合作型、政策驱动型、技术推动型、协作共赢型)的界定与分析,构建政府与企业互动行为的演化博弈模型,明确政府与企业在不同模式下的互动行为演化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与企业不同互动模式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类型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对应着某种互动模式;不同互动模式的产生和演化契合政企互动关系的发展历程;协作共赢型互动模式是政府与企业互动行为演化的高级阶段,有利于政府与企业形成紧密的合作,激发政府政策资源与企业技术资源的协同效应。     

公众参与、政府监管与移动应用安全治理动态演化研究

针对当前移动应用安全问题突出与政府部门缺乏有效监管的现实情境,本研究以演化博弈模型为主要理论工具,开发了不完全信息下政府部门与应用平台的动态演化博弈系统。通过雅克比矩阵求解和数值仿真模拟揭示了初始条件改变以及决策参数取值不同对演化稳定结果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公众参与度与惩罚力度两个因子的取值位于不同的阈值区间时,系统分别呈现出三种演化稳定结果以及一种周期性的随机状态;利用公众参与同政府部门监管的互补关系,保持公众参与度处于一定阈值之上、同时加大对应用平台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有助于引导系统向理想状态演化。研究结论为政府部门政策制定及实施提供理论参考。     

第三方参与的政府投资项目结算审计博弈研究

政府投资项目审计中,结算审计的顺利实施是整个项目审计成功的保障.基于演化博弈方法和理论,作者通过建立政府审计机构与建设单位、施工企业在有无第三方审计条件下的博弈模型,用Matlab对博弈演化结果进行仿真,得出加入第三方审计对政府投资项目结算审计有利.作者认为,建设单位与施工企业的正常利润、对偷工减料行为的处罚、正常施工...     

基于供应链视角的政府扶贫效率研究

在电商扶贫中,政府常采用农业技术推广、政府采购、投入补贴三种农业帮扶模式,何种方式更有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基于供应链视角,使用主从博弈模型对比分析供应链成员的决策行为,之后从农户收益最大化角度分析政府扶贫的效率,并讨论应用情景。结果表明: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帮扶均可提高农户收入;消费者的扶贫偏好会增加农产品价格与农户利润,且能够提高三种帮扶模式的效率;农户投入成本较小时,投入补贴模式扶贫效率最高,而农技推广与政府采购模式更稳定,在农户投入成本较高时更有效;政府资金有限时,投入补贴模式效率最高,当资金量中等时,农技推广模式效率最高,若资金比较充裕,则政府采购模式较为有效。     

缓解企业创新融资约束的途径：市场还是政府?

本文基于金融市场和政府公共政策影响企业创新活动资金来源的理论机制,对欧拉方程加以拓展构建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模型,以2010—2019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就企业技术创新的融资约束问题及其缓解途径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创新活动普遍存在着融资约束,市场途径中的股权融资方式能够缓解资金不足问题,银行贷款和债券融资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政府途径中的直接财政补贴并没有解决资金短缺困境,采用事后返还方式的税收优惠则效果十分显著;从不同所有制来看,国有企业有着较为充足的融资途径,而民营企业仍然面临着较为严重的金融歧视,只有税收优惠能够起到激励效果;地区分组表明,市场化先进地区的企业融资渠道更为丰富,滞后地区的企业难以通过市场途径获得研发投资所需资金,公共政策也没有起到“雪中送炭”的功能;不同技术密集度行业的实证结果显示,高技术企业得到了金融市场和政府层面的共同支持,低技术企业的研发投资面临着严重的融资困境。     

中国电力生产业的效率:一个基于政府管制的研究视角

通过使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和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对中国电力生产业从1998年到2007年的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了估算,并从效率比较以及生产率变化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电力管制政策的效果。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电力产业的技术效率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过程,地理区位、企业类型、企业性质、电力管制改革等因素对效率有着显著的影响。TFP在10年间经历了缓慢的增长,技术效率的提高解释了TFP的所有变化。从管制政策的效果来看,从1997年开始的电力管制改革对电力生产企业的技术效率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促进了企业技术效率的提高。但是,电力管制改革对TFP的影响并不明显,特别是在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方面并没有取得明显效果。     

基于演化博弈视角的政府预算博弈模型设计及分析

针对政府预算体系,由于部门采取的行为策略是基于有限理性而做出的,所以博弈双方的策略选择实际上是不断调整的,并且是根据对方策略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因此,运用演化博弈工具来研究政政府预算体系更符合现实情况。基于此,从演化博弈理论的研究视角探讨了预算审批部门、预算申报部门和财政支出部门决策的演化过程,建立了预算审批部门和预算申报部门以及财政支出部门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审批部门、申报部门和支出部门的行为特征,根据复制者动态方程得到了参与者的行为演化规律和行为演化稳定策略。最后,文章通过数值算例对结论进行了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