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攀科学高峰的王淦昌老师——纪念王淦昌先生诞辰100周年

我和王淦昌老师接触比较多是在从我到九院工作以后，当时更多的是在工作上的来往．1978年，他调任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并亲自创建和领导准分子激光实验室后，我就真正地生活和工作在他的身边，那时我真是太幸运了，我有更多的时间亲聆他的教诲，对于我的一生都受益匪浅．王老从来都不以长者、老师的姿态来对我进行说教，他经常给我说一些科学家的故事，包括他自己的科学经历，用活生生的事例来教育我，他反复地教导我怎么做人，怎么做科研，那时王老已经年过七旬，早上醒得很早，每天6：30以前，我们就一起从原子能研究所的南区步行到北区，在半个小时左右的步行中，王老天天和我交谈的不是科学就是工作，晚上从北区回到南区还要向他汇报工作．我最爱听他讲他个人科学生涯中的一些经历，后来我又参加《核科学家王淦昌》一书的审校工作，就对王老的科学生涯有一些更为深入的了解．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离开了我们已近十年的老师，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东西很多很多，其中最最宝贵的最最值得我学习的就是他对科学的执著的追求和永攀科学高峰的精神，他七十年如一日，在科学的道路上勇敢和顽强地攀登着，从一个高峰到另一个高峰，真是生命不止，攀登不已．     

沐浴在大珩先生的高尚情怀中

王大珩先生是中国光学学会第一,二,三届的理事长。由于工作上的缘故,我与王老的接触较多,亲眼见到了王老那种无私,为人和善、处事豁达的高尚品质,以及说话一是一、二是二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即使身育重病或者是刚刚痫愈。凡是需要池出面的事情,都会以他那顽强的毅力,不惜点燃自己的生命之火．去努力完成落实那些重大的举措。王老与学会...     

王淦昌先生与核物理基础研究

 王老是一位德高望重、科学成就享誉世界的著名科学家。他是我国粒子物理、核物理和惯性约束激光物理的主要奠基人和卓越的开拓者之一，他做出了开创性的重大科学贡献。在我国发展核武器的事业中，他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的光辉一生已载入历史史册。     

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纪念王淦昌理事长诞辰100周年

2007年5月28日，是我国享誉世界的德高望重、科学成就斐然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在1997年纪念王淦昌90寿辰学术报告会上，当时的温家宝副总理祝贺王淦昌90寿诞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如今王老虽已离开我们9年，但是他仍实实在在地活在我们心中．他的科学成就永载史册，他的科学道德行为永远是我辈的行为风范，他那热爱祖国，勇于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是我辈学习的榜样．我们今天纪念他，就是要学习他一生勤奋，孜孜以求，在科学的殿堂里永不知倦，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的精神，就是要学习他一生无私无畏，把自己融化在为祖国的发展强大、为人民谋自由、幸福的事业中的这种崇高的道德情操．今天我们纪念他，在核学会工作过的同志们更忘不了他在核工业“第二次创业”的艰难阶段，为推动核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王淦昌先生与《物理通报》

1982年春,文革后<物理通报>重新出版时,便得到王淦昌先生的祝贺:"<物理通报>经过十六年停刊之后,今天又跟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我们从事物理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同志们高兴的事.我在此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希望广大物理工作者大力支持,办好这个刊物.发展科学,振兴中华."这是对我们多大的支持和鼓励啊!王老还热心地担任<物理通报>第二至第六届编委会顾问.1985年王老曾为本刊"纪念尼·玻尔诞辰100周年"专栏撰文<不朽的业绩传大的友谊>.1987年王老80寿辰,本刊派代表出席在北京科学会堂举行的王淦昌先生80寿辰纪念活动,聆听了王老在大会上作的学术报告.     

科学泰斗 良师益友——深切悼念王淦昌先生

王老最后的几个月,病情急剧恶化．每次去医院看他时,心中总被一种不祥的预感所笼罩：难道我们真的要失去王老了吗？１１月１４日,他在病床上谈到神光Ⅱ工程时,用清晰的语言对我们说：“中国人不应当干得差,靠大家努力！”．１２月５日,已十分虚弱的他,又对联合实验...     

和王淦昌老师在一起的日子

 1959年组织派我去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中子物理实验室工作，当时杜布纳中国组业务负责人、联合所副所长王淦昌老师领着我去见当时联合所中子物理实验室主任、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弗朗克院士，两位科学大师在非常友善的气氛中对我的工作做了安排，那时我们虽然不在一个实验室，但在中国组经常举行的业务研讨会上他的渊博学问、谦虚而又严谨的学风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中子物理实验室的外国人谈起联合所副所长王淦昌时都是表现出对他的钦佩和崇敬。王淦昌小组在反∑负超子的发现，使得我对他更加敬佩。     

深夜的思绪——献给王淦昌先生85岁寿辰

 夜,静极了.刚修改完一堆稿件,有些倦意.蓦回头,却看见王淦昌先生送我的照片,顿时兴奋起来,不由得想起许多有关王老的往事来.     

深夜的思绪——献给王淦昌先生85岁寿辰

夜,静极了.刚修改完一堆稿件,有些倦意.蓦回头,却看见王淦昌先生送我的照片,顿时兴奋起来,不由得想起许多有关王老的往事来.     

回忆张文裕先生

<正>我在1956年和张文裕先生初次相识,那时我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张先生1956年从美国回国,到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我和所里几位同事到他在北京中关村的家里看望他。     

怀念好友学江

我和学江是辅仁大学的同学，他比我低一班．1943年我和这位学习优秀的学弟结成好友．1946年清华复校，他转入清华学习．1947年我回辅仁任助教．我经常来找他，清华大学这个学生运动的圣地对我很有吸引力．1949年，我在天津北洋大学物理系教理论力学课．用的教科书是Jeans著的《理论力学》．这本书的习题难得出名．学江把他的作业借给我．他不仅对难题做了清晰的解答，而且书写非常工整．这给了我极深的印象．1951年，他给了我一份周培源先生的理论力学讲义．我在北洋大学就用周先生的讲义讲课．     

忆虞福春老师的物理实验教学活动

虞福春老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年了。他的音容笑貌还不时进入我的脑海。这里只说说作为他的学生和工作秘书，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他从事物理教材编审(后改名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作的一些情况。     

达朗贝尔（D’Alembert，Jeanle Rond，1717—1783）法国数学家（Mathematician，France）

达朗贝尔小时被遗弃在教堂中，他的名字就是从这儿来的。他被一对玻璃工人夫妇领去养大。他是个贵族的私生子。后来，他的才能表现出来了，生母试图认他，但他拒绝。他说：“玻璃工人的妻子是我的母亲。”1735年他由马扎林学院毕业，1741年进入科学院。他研究引力理论，特别是分点岁差理论，帮助过拉格朗日及拉普拉斯。他还参与狄德罗的大百科全书的筹备工作，为它写了序言，尽管这个工作具有“反体制性”，他还是从路易十五那里领到一份年金。     

怀念卓益忠同志

<正>卓益忠同志是我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时的大组长,他的逝世令人十分悲痛。虽然只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短短两年多,但他渊博的学识、宽厚待人的长者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我们的友谊在我离开原子能所以后的几十年里一直维持。这里我把与他交往的一些往事写出来,作为对他的怀念。初次见到卓益忠同志是在1966年初,那时我和何汉新、张锡珍两位研究生同学正在彭桓武、黄祖洽先生的指导下一起学习等离子体理     

纪念物理学界的老前辈叶企孙先生

我并非叶先生的学生,没有听过他的课,也没有和他一起工作过.我是1930年秋开始认识叶先生的,当时我正在沈阳东北大学物理系工作.我们实验室的门上有室内工作人员的名牌.一天,有位来宾来参观我们的实验室,他看见名牌上我的名字,就说知道这个人,要见一见我,这时我才知道来访者就是我慕名已久的叶企孙教授.叶先生怎么知道我呢,因为我于1929年大学毕业之后曾和叶先生通过一次信.这是一次偶然的通信,但在一年之后偶然的见面之中他却记起了我.我第一次和他见面的印象是他在参观中说话不多,微有口吃,似乎很严肃,然而声调温文,态度和蔼,提问有深度,富…     

激光领域的开拓人——怀念邓锡铭先生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０日，中国科学院院士邓锡铭先生怀着无限的依恋，永远离开了他一生执著追求的科学事业，他的亲人…．１９９３年初夏，国家高技术“八六三”计划惯性约束聚变主题专家组建立不久，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邓锡铭先生．他是主题专家组成员...     

在郭可信先生带领下走向世界

将中国电子显微学推向世界，在准晶研究中登上高峰，是郭可信先生平生得意之作．我有幸在他的研究团队中学习与工作，亲历了走向世界的过程．     

在于敏先生指导下成长

 2015年1月于敏先生获得了2014年度国家科技最高奖,我由衷地为他的获奖而高兴。作为他的第一代学生,我想在祝贺他获奖之际,回忆我在于敏先生指导下工作10年的往事,以表达我对他的感恩和敬意。     

刘寄星自述(二)

正4回到基础研究(1978—1998)4.1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1978—1980)1978年9月,我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事处报到,和导师陈春先先生见了一面。他知道我是1964年的研究生,此次重新考研,不过是想改换门庭而已。他也知道我在考试前已和与他同研究室的庆承瑞老师说好,我到所后和她一起工作。庆承瑞是何祚庥的夫人,原是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的老师,在     

费恩曼先生的另一面

费恩曼教授关于部分子模型的研究中,曾和我有很多讨论,曾邀请我去他家,我用一整天的时间向他详细解释我和吴大峻工作的细节,包括已发表的及没有发表的结果.后来在Stony Brook conference(1969)会议中他在口头上提起我和大峻的工作不下十余次,但是,在正式发表的论文上,他从来不提我和大峻的名字也从不引我们的文章;在私下,他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