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创新是否真的助力企业节能减排？

2018年1月1日实施环境保护税法以后,我国正式开始了碳排放权交易、环境税、碳减排补贴政策的混合环境规制框架。本文基于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构建了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讨论各种政策相互作用下的均衡策略选择。研究结论显示:一是从政策作用效果来看,碳排放权交易、环境税、碳减排补贴政策能够激励企业进行减排技术创新投资决策。但是碳排放权交易和环境税却对企业生产决策起到叠加作用,抑制产品市场的活跃程度。二是从企业合作创新模式来看,本文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即技术溢出系数大于临界阈值时,完全合作创新模式是企业最优选择,并实现了企业最优减排水平;否则完全合作创新模式并不优于不合作创新模式。说明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环境税率、减排补贴率的合理制定,以及合作创新的技术溢出率大小将影响减排企业在产品市场和技术研发市场的最优决策,我国政府需要重视产品市场和技术研发市场的联动效用来制定环境规制政策。     

碳税政策下三级供应链减排微分博弈及协调研究

碳税政策下,为了协调供应链,建立了供应商、制造商、零售商组成的三级供应链减排分散决策模型及相应的集中决策模型,得到了分散决策与集中决策下的动态均衡策略,给出了供应链三方相互威慑讨价还价集中决策剩余利润协调分配方法.研究发现:集中决策情形下,单位"产品"碳税成本,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及单位产品销售成本,有二分之一通过零售...     

救援延迟效应如何影响政府企业救灾合作？基于微分博弈的研究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政企协同救灾成为我国救灾体制改革的方向。通讯中断以及运输路网的破坏经常导致救援的延迟,在救援延迟的应急场景下政企协同合作的救援效率一定高于自发救援吗？针对自发救援和协同合作两种救援模式,考虑救援延迟效应,构建了政企救灾合作的微分博弈模型,分析救援延迟对政企救灾策略的影响,以及政府成本补贴对提高协同救灾的适用条件。最后结合云南鲁甸地震的案例加以验证。结果表明,当延迟时间小于某阈值时,协同救援才更有效率。与自发救援相比,协同救援下政府救灾投入量随延迟时间急剧上升,而企业投入量变化较小。企业单位收益系数可作为衡量灾害严重程度的指标,数值越大,政府承担企业的救灾成本补贴比例越大。     

低碳经济下三级供应链动态减排的微分博弈分析

在低碳经济的背景下,考虑到碳减排的连续性,引入时间因素,从动态角度将微分博弈的方法应用到三级供应链的减排决策中,构建了由一个供应商、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三级供应链的动态减排决策模型,比较分析在协同状态和非协同状态下产品减排量的变化曲线和供应链利润,同时还得到供应商、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最优决策及利润。最后,使用算例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各参数对产品减排量轨迹的影响,所得结论可以为供应商、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突发事件应急物资生产能力储备的政企演化博弈研究

生产能力储备是突发事件应急物资储备的有效储备方案之一,是基于联合储备的政企演化博弈过程.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在考虑收益、成本、环境、风险等要素的基础上,给出政府和企业选择不同策略下政企演化博弈的支付矩阵,构建政府和企业演化博弈模型,利用系统的相位图分析政府与企业博弈过程的演化路径,得到政企演化博弈系统收敛的最佳均衡点.最后,运用Netlogo5.2.0软件,分析相关参数的变化对政企演化博弈方向的影响,并进行数值模拟,验证模型方法的有效性,并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政府补贴下供应链合作减排的微分博弈

借助微分博弈理论,研究政府补贴下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制造商组成的供应链长期合作减排的动态协调问题。在产品需求受减排量的影响下,构建了集中式和分散式微分博弈模型,并设计了成本分担契约协调供应链。结合算例对参数进行灵敏度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减排起到有效的激励作用并且有助于供应链实现协调;成本分担契约的引入可提高供应商和制造商的减排努力水平、产品减排量及需求量,并实现了供应链协调;随着供应商、制造商减排成本系数以及减排量自衰减率的增大,引入契约后产品减排量呈下降趋势;相反,随着产品减排量对减排努力水平的敏感性以及消费者低碳意识的增强,产品减排量呈上升趋势。     

政府奖惩下供应链合作减排与低碳宣传的动态优化

为减少生产过程中碳排放对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考虑到政府对制造商采取奖惩措施,以此为背景,针对供应链长期合作减排、低碳宣传的问题,构建微分博弈模型。考虑到产品需求受碳排放量和零售商低碳宣传努力的共同影响下,得出并分析了分散式和集中式决策下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反馈均衡策略及产品碳排放量的最优轨迹,发现产品碳排放量的最优轨迹具有多种敛散性,且在集中式决策下实现了供应链利润和环境绩效的双赢。此外,还分析了政府奖惩力度对产品碳排放量的影响。最后结合算例对模型进行分析,为供应链的低碳化管理和政府奖惩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参考。     

一个关于跨界污染控制的清洁技术创新微分博弈模型

把清洁技术水平视为内生变量,构建了一个跨界污染的两国关于清洁技术创新微分博弈模型。在该模型中,参与国可以通过清洁技术投资或者等待对方创新投资的溢出来提高清洁技术水平,且两国均有两个可以选择的战略,即合作战略和非合作战略。研究的结果显示,技术外溢强度对参与国的技术投资和技术水平均有负向影响,相比不合作,跨界污染控制合作使各国以更低的代价获得更清洁的技术和更高的社会福利。     

应急物资政企联合储备合作机理研究

针对一些应急物资,采用政府企业联合储备方式储备,可以降低政府储备成本,企业也可以从中获益。本文研究政企联合实物储备的合作机理,分析了联盟参与人之间的博弈关系,建立了联盟收益模型,运用shapley值解决合作的联盟收益分配问题,最后分析了联盟的稳定性。算例分析显示在政企合作联盟中政府和企业关系类似“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当企业获得的收益小于其机会成本时,企业不愿意加入联盟,这时政府需对企业进行交叉补贴来维持联盟稳定。缺货成本低于政府储备成本时,政府会考虑与企业联合储备或者选择缺货;缺货成本低于企业储备成本时,政府选择缺货。     

基于微分博弈的政企间流域生态补偿价值机制研究

分析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之间在流域生态补偿价值机制上的博弈结果.根据地方企业的二次型需求函数,构建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微分博弈模型,将问题转化为寻求最优动态策略的最优控制问题,并引入Halmilton函数来解决此Stackelberg微分对策问题.通过求解出地方企业生产量、地方政府税率与对污染治理的执行力度这三个控制变量的最优值,分析影子价格对三个控制变量的影响,解释其经济含义,并通过数值模拟,绘制出影子价格及三个控制变量的运动轨迹.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的税率和地方企业的产量与地方企业的影子价格具有一致的增减性,且地方政府的执行力度与地方企业的影子价格无关;地方政府的税率和执行力度与地方政府的影子价格的增减性是相反的,地方企业产量的单调性和地方政府的影子价格是相同的.     

环境治理中的政府监查与企业治污行为研究

通过建立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的进化博弈模型,考察了参与者的决策演化过程,分析了参与者的进化稳定策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环境指标的权重系数、企业的排污量并不会影响博弈双方的策略选择。地方政府监查行为和企业治污行为会受到包括系统初始状态在内的7种因素的影响。加大对企业不完全治污的处罚,降低企业的治污成本,尽管可以促使企业的策略选择向完全治污的方向演化,但却会不利于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向严格监查的方向演化;而中央政府提高对地方政府严格监查的奖励,加大对地方政府监查不力的处罚,降低地方政府的监查成本,以及降低企业利润对地方政府支付水平的影响系数,既可以促使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向严格监查的方向演化,又能够促使企业的策略选择向完全治污的方向演化。     

公众参与视角下的央地环境规制博弈分析

本文首先构建环境规制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两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将公众作为第三方参与主体,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公众三方演化博弈模型,详细比较两方和三方博弈模型的区别,探究各个主体策略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未有公众参与下,地方政府策略选择主要受地方政府积极执行成本、环境收益、经济损失,消极执行的环境政绩损失,中央政府监管力度、治理补贴和对地方政府的处罚等因素影响;中央政府的监管策略主要受到严格监管的成本以及对地方政府的治理补贴和处罚等因素影响。引入公众参与后,在央地两方博弈的基础上,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策略的影响因素还增加了地方政府被举报后所受到的追加处罚,中央政府监管策略的影响因素还增加了中央政府监管力度、对地方政府的追加处罚以及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损失。(2)未有公众参与下,中央政府严格监管的概率随地方政府积极执行概率的增大而减小。引入公众参与后,中央政府严格监管率随地方政府积极执行概率的增大而增大。说明在公众参与下,地方政府积极执行环境规制对中央政府严格监管产生的抑制作用转变成了促进作用。(3)地方政府积极执行的概率、中央政府严格监管的概率都随公众举报概率的增大而增大。说明公众参与不仅对地方政府承担环保责任具有促进作用,而且有利于促使中央政府落实环境治理政策。     

地方政府间治理空气污染行为的演化博弈与仿真研究

地方政府治理空气污染的执行力度是影响区域空气质量的直接因素,文中研究影响地方政府治理空气污染行为的因素。文章内容从演化博弈视角探讨地方政府自身及地方政府间协同治理空气污染的决策演化过程。研究显示,中央政府抽查行为,对地方政府的治理成本补贴,增大对地方政府的奖励与惩罚,增大对区域联合治理行为的惩罚与奖励,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治理空气污染行为的执行效力。研究结果表明,多元共治、互动监察、利益补偿等对提升地方空气污染治理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碳补贴和时滞效应下低碳供应链微分博弈研究

在政府低碳补贴政策下,本文考虑技术的时滞效应,构建政府、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微分博弈模型,在分散决策下分析了制造商采用远视策略和短视策略时各方的最优决策,并将结果与集中决策下的对应情形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滞后效应与政府的最优补贴比率负相关。制造商的短视策略并不一定会损害收益,若滞后时间超过特定阈值,那么企业将不会投资低碳技术。集中决策下减排努力、宣传努力、减排稳定值、商誉稳定值均高于分散决策,但满足一定条件时集中决策的供应链利润会低于分散决策。     

产品替代性程度与企业共谋合作关系的研究

通过建立重复博弈数学模型,从数量上研究了产品替代性程度与企业长期共谋合作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线性需求条件下,产品替代性程度增加,企业长期共谋合作相对比较困难,但是从总体上看,产品替代性程度对企业间长期是否共谋合作的影响很小.本文研究结果可为政府当前正在准备反垄断法的制订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非同质演化博弈及其在移动污染源监管中的应用

移动污染源是中国环境治理的难点之一。本文分析了监管者与机动车移动污染源之间的博弈关系。通过考察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方式建立了非同质演化博弈模型,讨论了监管成本变化以及机动车异质性治污成本对均衡点位置的影响。计算结果表明,受不同成本特性影响,机动车移动污染源监管博弈会呈现三种不同均衡状态:有效监管状态、无效监管状态和形式监管。在有效监管状态下,较低的处罚水平导致治污水平低下;监管力量薄弱地区会出现无效监管状态;在形式监管中,不规范的责令整改方式会导致整改水平低下的形式主义问题。主要结论为:应提高机动车超标排污处罚水平以提升机动车治污概率;应建立机动车移动污染长效协作监管机制,采用新技术手段,以降低监管成本,加强监管效果;需规范责令整改的程序与流程,防范形式主义。     

基于前景理论的环境污染群体事件演化均衡分析

环境污染导致的群体事件作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热点问题,近年来成为各级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正确分析事件参与者及政府之间的复杂利益关系及行为机理,对预防与及时处置此类事件具有重要的意义。运用前景价值函数构建了环境污染企业与周边群众对收益及损失的感知价值并通过演化博弈建模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刻画了更加贴近现实的参与者认知与决策规律。研究结论表明,环境企业与周边群众具有收益感知与损失规避的特征,在此特征下群体事件发生的概率与政府对环境企业的成本分担、双方达成和解时的补贴、企业相关损失的感知价值以及周边群众对收益及参与成本的感知价值等存在明显的相关性。最后,根据数值分析并与未考虑前景价值情况下进行对比而得到相关结论与管理启示,为政府及有关部门控制此类事件提供理论支持。     

平台参与下网络食品安全政府监管策略研究

针对“互联网+食品”新兴业态产生的更为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本文研究政府对网络食品安全实施直接监管下的最优监管策略,以及在网络平台参与监管时政府的最优间接监管策略,并考虑了网络平台与食品企业合谋对监管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食品安全问题被发现的概率越大或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对政府影响较大时,选择直接监管策略会更优;但监管成本的增加会降低政府直接监管的动因,促使政府选择间接监管策略;比较两种策略可知,间接监管模式更能抑制平台与企业的合谋行为。此外,研究还表明在直接监管策略下,由于提高食品企业的惩罚力度会降低政府的监管强度,因此加大惩罚并不总能提高政府的效益;而在间接监管策略下,加大对网络平台的惩罚会使网络平台加大监管力度,从而提高政府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