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体系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人口多,耕地少,耕后备资源严重不足,是我国土地的基本国情,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在客观上造成了对土地的巨大需求,加上管理不严,致使土地被乱占滥用,耕地锐减的状况日趋严峻。经济发达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迅速,对耕地资源非农化占用需求大,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的矛盾更为突出。据此,我国提出并实行了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保护耕地,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战略目标。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在分析我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体系及主要特征基础上,对现行社会经济环境条件下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实施的难点,以及相应的改革措施进行了研究。     

县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耕地保护研究——以江阴市为例

以我国的新一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中,耕地保护是规划的基本目标和重要指导思想,以经济发达,人地矛盾突出的江阴市为例,对县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耕地保护的关系作了初步研究,作者认为,县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县域耕地保护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该规划的科学编制,土地用途管制,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和规划的动态实施过程中,规划要在“切实保护耕地”思想的指导下调整县域土地利用结构,以“占补挂钩”思路进行土地整理与土地复垦开     

维西县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以耕地为例

通过对维西县近上间的耕地所发生的变化的研究，结果表明总耕地面积增加，人均耕地逐年减少导致人地矛盾加剧，自然灾害出现频率加大。因而，宜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土地生态建设，增加科技投入，提高土地产出，深化土地利用程度，挖掘后备耕地资源；进一步重视文化教育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耕地利用变化与人文驱动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以襄樊市为例

根据襄樊市1994年～2005年的耕地利用统计数据,利用Excel和Arcview3．3软件分析耕地利用的时空动态变化,并采用灰色关联方法揭示促使襄樊市耕地利用变化的人文驱动因素．结果表明：人口迅猛增长、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是促使襄樊市耕地利用变化的主要人文驱动因素．     

县域耕地结构变化的经济政策驱动因素分析——以鄢陵县为例

以鄢陵县为研究区,利用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方法,分析了研究区耕地变化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鄢陵县耕地利用变化是由于社会经济、农业政策、科技进步等主要因素共同驱动和影响的结果,反映县域耕地结构在产业的积聚和扩散、政策的引领和推动下,正由传统的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单一农田生态系统向结构更加复杂、生产更加集约、产品趋于多样的复合农业生态系统方向变化.     

大连市耕地变化及人文驱动因子的定量研究

大连市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迅速，非农建设用地占用量大，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矛盾突出，这是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存在的普遍问题．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对大连市近20年的耕地数量变化规律与人驱动要素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耕地数量总体呈不断减少趋势，经济和社会因素、农业投入因素是影响耕地变化的两个主要方面，其中主要是经济和社会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耕地变化与人驱动因子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川中丘陵区耕地变化及其驱动力研究——以四川省盐亭县为例

以四川省盐亭县为例,分析了川中丘陵地区近50年来耕地变化的基本特征.根据土地利用政策变化,将该区近50年来的耕地变化划分为两个时段(1950-1980年和1981-2001年).分别从第一时段和第二时段中选取9个影响耕地变化指标因子的22年和10年数据作为样本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进行驱动力判定,并建立相应的驱动力多元回归模型.用黑箱方法计算两个时段人类活动对耕地面积变化贡献率的差异.结果显示,川中丘陵地区耕地变化是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一方面,近50年来该区主要粮食作物的单产与耕地面积变化有较大的正相关;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人类活动对耕地变化的贡献率不断增大,耕地变化影响因子的作用也存在明显的时间差异.在第一时段(1950-1980年)该区人均粮食占有量与气候条件对耕地面积变化的影响作用较大,而在第二个时段(1981-200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作用较大,气候条件的作用依然明显,但在程度上比第一个时段略有下降.     

盆周山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以四川省雅安市为例

以四川省雅安市为例，在对研究区土地利用的数量、程度变化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该区域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的指标体系，在指标体系中引入退耕还林政策实施强度值指标．通过运用主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各指标进行定量分析，建立了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因素中的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化发展、退耕还林政策是影响雅安市耕地利用发生变化的主导驱动因素；退耕还林政策和粮食产量是林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素；固定资产投资是未利用土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素．最后，总结了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特点及其影响因子，并从调整固定资产投资方向、科学地进行退耕还林工程、合理地调整农业内部土地利用结构以及推进农地流转与集中等方面，就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管理，尤其是如何有效协调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经济关系，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基于GM(1,1)模型的河西地区城镇化与耕地利用变化研究——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

应用GM(1,1)模型对张掖市甘州区城镇化进程中耕地数量进行预测,采用回归、相关分析对结果进行了检验,发现2002—2006年甘州区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水平与耕地面积变化呈线性正相关,耕地面积在数量上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但园地、林地的面积却在减少.应用GM(1,1)模型研究甘州区近几年的耕地数量变化和社会驱动力的关系,得出了比较显著的预测结果,验证了城镇化进程中土地资源和社会经济系统呈现"U"形曲线变化的规律.     

1978年以来广西耕地数量变化及其驱动因子分析

利用广西历年统计资料分析了1978—2005年广西耕地变化过程,耕地总量波动递减,人均耕地明显持续下降.耕地减少构成主要是建设占用耕地、农业结构调整占用耕地、生态退耕、灾毁以及其它;人均耕地面积逐年减少;个别年份耕地面积减少幅度很大;水田面积逐年减少,旱地面积逐年增加并趋于稳定,两者在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发生较大变化;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呈上升态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年际间有起伏.并分析了耕地变化的驱动因子,最后提出了耕地保护的措施建议.     

乡村工业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以福建省晋江市为例

基于不同时相(1988和2000年)的遥感数据,在GIS支持下对晋江市12年来土地利用的数量和空间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并探讨了晋江市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研究表明:(1)建设用地(主要是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与工矿用地)通过大量占用农用地而急剧增加,已成为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和破碎度指数提高,优势度减小;建设用地的空间分布趋于集中化,农用地则趋于破碎化和分散化.(2)政策体制转变和侨乡因素推动的乡村工业化、城镇化是引起晋江市土地利用大规模变化的根本驱动力.城镇用地扩展的主要驱动力是城镇人口的增加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农村居民点与工矿用地变化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分散布局的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乡村住宅建设需求增长.     

江苏锡山市耕地预警系统研究

依据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多年土壤监测数据和有关耕地系统状态的统计数据，结合研究区耕地状况的调查分析，建立了耕地预警系统指标体系和预警模型；据此模型进行了锡山市2010年耕地系统的预警分析。结果表明，耕地系统产出能力的稳定性呈下降趋势，加大投入以保持耕地质量的稳定，提高耕地产出水平是该区警情排除的主要对策。     

济南市耕地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

以济南市为研究区域,借助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和统计技术,分析了济南市耕地变化的数量特征和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在这十年内耕地面积发生了重大变化,面积减少4．26％,前五年主要转化为建设用地。后五年主要转化为建设用地和林地,其他类型用地转化为耕地的量很少;②随着海拔和坡度的增加,耕地转入转出明显减少;③耕地变化区域之间差异大,天桥区减少幅度最大,济阳和商河县面积略有增加;④本区的耕地变化受自然、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尤以政策和人口经济发展压力为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加强本区土地管理的重要性．     

基于RS的芜湖市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

基于芜湖市1988、2000、2007年三期TM遥感数据,对芜湖市近20年来的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近20年来,芜湖市土地利用变化显著,以耕地减少和建设用地增加为主要特征,耕地面积共减少47.86km2,同期,建设用地面积增加51.52km2,其中,耕地转入48.44km2,占转入总面积的91.90%;芜湖市1988、2000、2007年EV值分别为0.336、0.326、0.312,生态环境质量呈下降趋势,其中,以东北—北、东南—东、东南—南、西北—北四个方向下降最为严重,与建设用地扩展方向一致.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分析研究——以烟台市为例

利用烟台市改革开放以来土地利用情况相关数据以及烟台市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对烟台市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情况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发现存在以下情况:近10年耕地面积大体呈下降趋势,建设用地(居住、工业、公共设施)的增加是耕地面积减少的直接原因;从社会角度分析,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不仅与国家的宏观政策相关,而且与人口数量、社会发展情况的关系至关重要。     

基于生态足迹的湖北省耕地安全研究

为研究湖北省耕地资源安全状况,采用生态足迹方法,对湖北省2007年耕地生态足迹进行计算,该年湖北省人均耕地生态足迹为0.90665gha,人均生态承栽力为0.74367gha,耕地资源利用总体上呈不可持续性,人均生态赤字为0.16298gha.经分析其主要原因是消费结构不合理和养殖业的产出效率低下造成的.最后提出了区域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建议.     

土地利用变化对长沙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影响

分析了1995—2005年长沙市快速城市化的5城区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参照谢高地等人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表,计算并研究了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以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土地利用结构的关系.结果表明:研究期内,研究区耕地、园地、林地、水域和未利用地减少,耕地减少最多,草地和建设用地增加,建设用地增加最多;研究区内土地利用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芙蓉区土地利用程度最大,开福区最小;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1995年的655.15×106元减少到2005年的589.26×106元,年变化率-1.01%,水域和林地面积减少,建设用地面积大幅度增加是ESV减少的主要原因;研究区单位ESV与林地、水域、建设用地所占比例明显相关,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可很好地表示.由此预测2010年长沙市城区的单位ESV将进一步下降,总ESV将减少为541.47×106元.     

1986-2007年中国耕地面积时空变化分析

根据统计数据,运用逐步回归方法分析了我国1986-2007年耕地面积的时空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一直在减少,1999年以后减速加快.以1996年为界线,中国耕地面积从1980-1990年东部部分省份锐减、中西部大部分省份增加的格局转变为1996-2007年的西部锐减、中部次之,东部减速缓慢的格局.1986-1996年耕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因素是城市人口和人口自然增长率,1996-2007年主要因素是第二产业产值、全国总户数,1986-2007年主要是城市人口、第二产业总产值、乡镇企业增加值及耕地总量平衡政策的发展.     

荒漠化地区县级潜在土地利用冲突识别

选取荒漠化、土地利用冲突典型的宁夏盐池县为案例, 采用改进的LUCIS冲突识别模型, 构建基于建设、农业和生态用地倾向的3层潜在土地利用冲突评价指标体系, 借助冲突判别矩阵, 识别出4种潜在冲突类型区: 用地优势区、冲突微弱区、冲突一般区和冲突激烈区; 在此基础上, 又依据用地倾向强度级别组合, 细分为12种冲突类型。结果表明, 盐池县有58.90%的土地存在潜在土地利用冲突, 冲突等级以一般为主, 主要为建设用地与农业用地冲突、农业用地与生态用地冲突和三类用地的相互冲突; 有6.82%的区域发生冲突的风险性高, 主要为建设用地与农业用地间的冲突、农业用地与生态用地间的冲突; 另有40.88%的土地属于用地优势区。结合野外实际调研及近十年政策和制度研读, 对冲突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 并在利益相关者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各类土地利用冲突的权衡策略。在生态脆弱地区建设、农业和生态3种类型用地潜在冲突识别及利益权衡方面进行了探索, 研究结果对维护荒漠化地区生态安全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现实意义。     

地震前后都江堰市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研究

都江堰市是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所在地,是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汶川特大地震,造成都江堰市全域性破坏,经济社会发展一度停滞,灾后恢复重建的2年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运用GIS空间分析模型,以都江堰市1∶5万地形图、ETM+与Quickbird遥感影像为基础,对比分析了地震前后都江堰市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幅度、变化速度、变化方向以及变化程度等特征.结果表明:都江堰市地震前(2004—2008年)耕地、园地与林地面积有所减少,建设用地、草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均有增加,地震后(2008—2010)即震后恢复期,园地面积和建设用地面积大幅度增加;灾后重建两年土地利用变化速度达到1.69%,是地震前4年(0.62%)的近3倍;土地利用变化方向主要是其他地类向建设用地的转化;土地利用变化率震后达到0.5%,是震前4年(0.24%)的2倍多,说明都江堰市的土地利用一直处于发展期,特别是震后土地利用强度不断提高,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不断加大.最后分别从自然、人口和经济等多个方面探讨了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的驱动力并针对都江堰市土地利用面临的形势和主要问题,提出了土地利用布局统筹协调和整体控制的基本发展模式,对都江堰市的土地管理提供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