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融资性负债、银企关系与R&D投资——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8-2015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长期融资性负债、银企关系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期融资性负债对企业的R&D投资存在约束效应,但当银企关系建立时,长期融资性负债能够促进企业的R&D投资,存在显著的治理效应。进一步的区分产权性质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长期融资性负债对R&D投资的这种治理效应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的上市公司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表明:融资性负债对于企业的R&D投资具有"双向"影响效应,融资性负债能否发挥对于企业R&D投资的治理作用主要取决于其背后的作用机制。银企关系的存在有助于缓解银企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与委托代理问题导致的企业融资困境,降低企业获得银行信贷资金的难度,从而增加企业的R&D资源投入量,提高企业研发资源的配置效率。     

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研发投入影响因素区域异质性研究——基于医药制造业样本的实证分析

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新产品经济产出、税收优惠、人力资本等因素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医药制造业研发资金投入强度影响.研究发现:1)东中西部地区在R&D投入影响因素上存在差异,其中人力资本、企业内部研发资金投入、税收优惠因素对东部地区R&D投入的显著作用依次增强;2)政府研发资金投入、人力资本、税收优惠、盈利能力对中部地区R&D投入的显著作用依次增强,而新产品经济产出呈现负向作用;3)企业内部研发资金投入对西部地区R&D投入显著作用强于人力资本因素,企业规模、税收优惠呈现出负向作用.建议我国应因地制宜采取相应对策,有效提高东中西部地区医药制造业R&D研发投入,进一步促进我国医药制造业创新能力和水平.     

税收优惠、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税收优惠-行为-经济后果"的研究范式,利用2012-2016年191家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以研发投入为中介变量,研究税收优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并探索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实证结果显示:税收优惠对企业绩效和研发投入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在税收优惠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因此,高新技术企业应当有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增大研发力度以提升绩效水平.     

税收征管与企业创新:抑制或激励——A股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利用规模报酬可变的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构建并测度了2015-2018年A股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创新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截尾回归模型(T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地区税收征管强度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医药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虽逐年递增,但整体水平偏低,纯技术效率是主要成因。地区税收征管强度与企业创新效率显著正相关,存在“激励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征管通过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效率,且这种激励效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及内部控制质量较差、股权集中度较低、独立董事占比较低的企业中。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税收征管与企业创新领域的文献,为政府税收的微观治理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同时,对于提高税收征管效能,提升医药制造业的创新能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业供应链金融能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涉农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证研究

农业供应链金融为涉农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本文以上市涉农上市企业2016~2018年的财务数据为样本,探讨了农业供应链金融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以及涉农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缓解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涉农企业普遍面临融资约束问题,而农业供应链金融显著缓解了涉农企业的融资约束,且对参与精准扶贫企业的融资约束缓解更为显著。本文揭示了:农业供应链金融能有效缓解涉农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再次证明了农业供应链金融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拓展了供应链金融研究的领域,同时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响应新时期涉农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要求,形成政府、企业等共同承担社会责任的多元化减贫治理机制,助力乡村振兴提供相应借鉴。     

现金流不确定性、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

本文运用2010-2016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样本,系统考察了现金流不确定性对于企业研发投入和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对于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相关关系的调节作用。随后,依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融资约束理论将样本分组,进一步的验证企业生命周期和融资约束程度差异对于现金流不确定性调节作用的效果差异。研究发现,在当前"赢家效应"较强的背景下,现金流的不确定性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提升企业价值,且能够对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的,本文发现现金流不确定性发挥的正向调节作用在成长期企业和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作用显著,而在成熟期和融资约束程度低的企业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有关现金流和研发创新领域的相关文献,而且可以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完善和企业的研发创新行为提供参考。     

超额商誉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风险承担和融资约束的视角

为探究超额商誉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本文基于风险承担与融资约束双视角，选取2007～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超额商誉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超额商誉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风险承担在超额商誉与过度投资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即超额商誉会加剧企业风险承担进而加剧其过度投资；融资约束在超额商誉与投资不足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超额商誉会加剧企业融资约束进而加剧其投资不足；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抑制超额商誉与过度投资间正相关关系。研究结论丰富和拓展了超额商誉的经济后果、传导路径和治理措施，也为企业优化投资效率提供了靶向指导。     

制造业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企业升级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2011~2018年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选用基于B-样条展开的非参数分位数模型实证研究影子银行化对企业升级的非线性异质影响,结果发现:(1)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企业升级影响的拟合曲线具有非线性特征,大致呈“倒U形”,说明企业影子银行活动存在最有效规模;(2)位于不同分位点企业影子银行化存在显著异质性,表现为:企业层级水平越高,拟合曲线曲率越大,即敏感度越高,影子银行活动的最有效规模越低;(3)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影子银行化最优规模也存在异质性,非国有企业最优点高于国有企业,并且低分位点非国有企业主要表现促进作用;(4)适度的影子银行活动会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创新投资从而有利于企业升级,而过度的影子银行活动则会加强融资约束不利于企业升级。     

基于动态演化博弈分析的投贷联动创新机制研究

通过一个包含股权投资公司、商业银行以及政府三方主体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建立了一种由政府引导的投贷联动创新机制。理想状态下,科创企业能够获得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非科创企业能够通过股权融资降低财务杠杆,政府则通过对投贷联动进行协调获得更高的税收与股权投资收益。研究发现,政府在进一步推动投贷联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提高项目质量、提高对非科创企业的价值提升能力以及适当的政府干预是推动投贷联动顺利开展的三条重要路径。研究结论对进一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缓解科创企业融资困境,降低企业杠杆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

新冠疫情以来企业面临的经营困境不断增加，本文考察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经营风险，该效应在宽松货币政策执行之后逐步增强。进一步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融资效应”和“信贷效应”是降低企业经营风险的重要渠道，企业所获得的债务融资以及信贷配置上升，企业财务状况改善，进而缓解企业经营困境。从异质性上看，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民营和外资企业、小规模企业、制造业企业的经营风险作用效果更强。同时，本文还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改变样本容量、改变回归方法以及进行内生性检验等方法来保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因此，本文丰富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研究。     

基于DEA-Tobit方法的人工智能行业上市公司融资效率研究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对实现我国总体产业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该领域投资态势向好,但融资渠道较为混乱。本文结合我国37家人工智能产业上市公司2013~2016年的融资数据,首先采用了DEA方法对我国人工智能产业上市公司融资效率进行测度,同时采用Malmquist指数法从动态角度来反映人工智能产业上市公司融资变化,然后通过Tobit方法构建融资效率影响因素模型。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人工智能产业融资效率不高,大多数企业并未达到DEA有效,综合技术效率的不高主要是由于规模效率较低引起的;资本结构、企业的营业能力和成长性与融资效率具有显著的相关性,是影响融资效率的重要因素。最后从提高融资资金利用率、优化融资结构两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不确定环境下基于资金约束的技术授权策略

技术创新的价值实现需要后续的商业化开发,市场需求不确定会影响商业化投资的价值评估,在企业商业化受到资金约束时如果进行资金筹集就会有一定困难,而合理设计的授权合约这时可以作为项目的融资途径之一。本文研究了企业的最优授权策略在无资金约束时和资金约束时的差异,试图通过技术授权合约的设计进行筹资,发现利用授权合约的预付金可以满足部分融资需要,但是使用授权合约融资的成本较高,影响融资额度的主要因素包括接受授权企业的研发成本、市场需求的预期、单位产品税的承诺等。     

基于空间面板误差分量模型的医药制造业税收竞争、政府资助和创新能力实证研究

地方政府常常采用税收竞争和政府资助两种方式引导企业提高创新能力,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构建税收竞争测算指标基础上,基于空间面板误差分量模型对"泛珠三角"区域医药制造业创新能力、税收竞争和政府资助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以下结论:1)税收竞争对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不利影响;2)研发资金对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且企业资金影响力大于政府资助资金影响力;3)创新投入要素对临接省份创新能力影响大于对本省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认为:1)政府应该权衡本地区短期利益和长期发展,谨慎采用税收竞争相关政策;2)通过提高政府资助资金的杠杆作用,最大化引导创新活动效率;3)考虑区域经济发展中空间溢出效应基础上,建立新型的经济发展统计方法和政府工作评价标准.     

上市公司R&D投资的周期性研究

本文运用BP滤波测度了中国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基于2006-2012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检验了R&D投资的周期性,结果表明,融资约束较低时,上市公司R&D投资具有逆周期性,而在高融资约束条件下,R&D投入则由逆周期转变为顺周期,这种特征对于宏观经济波动更为明显。而且由于创新动机强劲,以及充分利用股权融资,减少了对债务融资的依赖,高融资约束公司在需求高涨时期创新投入的增加程度,并不低于需求低迷时期投入的减少程度。     

我国节能减排政策设计的委托代理模型

由于碳排放数据存在着计算上的困难,低碳政策实施面临着"可测量、可计算、可核实"问题,需要政府设计合适的节能减排政策激励机制.考虑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府,建立了政府企业节能减排政策的委托代理模型,在激励相容约束下促进高能耗企业积极节能减排.最后,通过选取我国汽车行业节能减排政策的算例,分析了政府推出小排量汽车的购车优惠补贴和下调车辆购置税等激励性政策,以及取消优惠购车政策补贴、出台"车市限购令"和"单双号出行"等限制性政策,对于生产商(以及消费者)选择不同排量汽车产销量的影响.     

企业转型导向的政策资源评价研究——基于中小企业板块的实证分析

政策资源的运用是企业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方面,评价政策资源对企业转型的影响至关重要.鉴于此,以我国中小企业板块61家已转型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收集其转型前后各3年数据,考察政策资源对企业转型的影响.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和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对企业转型起积极作用,而信贷优惠对企业转型的作用并不明显.最后从政府的视角就制定、监管、创新政策,以及从企业视角就使用政策和利用政策资源不足等方面提出建议.     

营运资本与公司综合治理对公司价值影响研究

拓展Faulkender和Wang(2006)模型,引入公司综合治理水平变量,分析了公司综合治理水平和营运资本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运用我国A股市场2008~2013年数据进行实证,证实公司综合治理水平与营运资本对企业价值影响显著;边际营运资本价值小于边际现金价值,企业在现有营运资本水平下增加营运资本投资,将降低企业超额收益率,减少企业投资价值;商业性企业比工业性企业、高治理效率企业比低治理效率企业、受融资约束企业比不受融资约束企业具有更高的边际营运资本价值.     

连锁董事网络、融资约束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连锁董事网络的嵌入不仅可以帮助企业间实现低成本的信息共享与交流学习,而且可以为企业风险承担行为提供必不可少的资源支持.以A股2007-2021年制造业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连锁董事网络中心度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并探究了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连锁董事网络中心度可以正向促进企业风险承担,融资约束在两者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网络中心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作用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在经济后果方面,网络中心度可以通过正向作用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来提高企业价值.     

多约束的多阶段积极投资组合模型及实证研究

构建投资组合时需要衡量其风险, 除了考虑组合本身的风险暴露, 还需考虑其相对基准组合的风险暴露. 再者, 确定组合权重时需要根据市场的规则加入合适的约束. 基于此, 为了较为完整地考虑现实投资组合面临的风险及交易约束, 将绝对风险(CVaR)和相对风险(跟踪误差)作为风险约束, 将交易成本、卖空限制和多元权值作为交易限制约束, 构建一个新的多阶段投资组合模型, 并利用动态规划和非线性优化方法进行求解. 最后, 利用上证50成分股中41只股票构建投资组合进行实证研究. 实证结果表明构建的多阶段投资组合模型能持续战胜基准组合且优于单阶段投资组合, 同时也表明模型考虑多元权值约束具有现实意义.     

考虑现实因素的模糊多目标投资组合策略

真实金融市场上的红利和税收等现实因素对投资者的决策活动有着直接的影响.考虑风险资产的红利、税收及交易费用等因素及最小交易单位与投资比例边界等约束,将每个风险资产的收益率和红利率视为梯形模糊数,以最大化投资组合净收益的期望与偏度、最小化其下半方差与模糊性为目标函数,建立了带红利和税收的模糊多目标投资组合优化模型.然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