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教学中重“史”轻“文”误区之反思

目前存在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重“史实”轻“文本”误区,是一种偏离教学目的的本末倒置倾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课时缩减的客观因素,更有教师和学生方面的原因.现代文学的教学应是文学史与作家作品的兼顾,某种意义上,在合理安排课时的情况下,要更加重视作品文本的分析、鉴赏,以更好地实现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目的.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孝道”书写

五四“非孝”思潮的实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思想,是“人的觉醒”后的自然要求,而孝道规范本身存在着许多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性,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也因此显示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主体情感的复杂性特征,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时代主潮的变迁,也是造成中国现代作家书写孝道时在“决绝”与“犹疑”之间徘徊的重要因素。五四时代是个性解放、反抗传统的狂歌猛进时代,“非孝”成为当时作家书写孝道时的主流化选择,而到40年代,随着抗战的深入,民族解放成为时代的主潮,传统文化的命运与现代国家、现代民族的命运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因而具备了崭新的救亡意义,孝道的积极性意义得到重新张扬。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形成和研究述略

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于20世纪20年代初现端倪,50年代正式形成,并在20世纪后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数代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年轻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各自在文学史研究、作家作品研究、文体研究和社团、流派、思潮、创作群体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2005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

一重建学科的合法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面临危机,已成共识,但危机在哪里,如何克服,却有不同表述。2005年5月底,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举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建学科的合法性国际学术会议”,美国、日本、中国香港和大陆50多位学者就“文学性”“文献学”“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教育”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中心议题是如何重建学科的合法性。8月21日《文汇报·学林》发表吴晓东、郜元宝的大会发言,“按语”略谓: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逐渐暴露了学科的门类设置过于陈旧、研究格局日益固化的缺陷,既难以有效地应对社会生…     

禁忌与突围--现代文学中性爱意识的演变

“五四”运动中,文学作品多在表现性爱中找寻“自我”,从爱情和肉欲的角度切入“人的发现”,展现人的生命强力的放荡与不羁,充分张扬个体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自由以及先驱们再造文明的道德冲动。抗战前后文学中的性爱意识趋于灭迹,文学中以展现性爱为代表的个性张扬服务和服从于民族的救亡。     

中国现代文学意识形态化缘起初论

文学的意识形态化是古已有之的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意识形态化倾向则与近现代中国文人的强国梦想密切相关。通过赋予文学政治内质,使文学文本政治化,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方式建立公共的意识形态想象空间,以促成国民意识改变,来达成自己参与社会变革的政治目的,是现代主流作家参与文学活动的主要动力。这种文学的现代意识形态化建构,经历了晚清倡导、五四厘定、创造社明确、"左联"时期文学与革命结合、延安时期文艺大众化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再认知,有助于认清作为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之一部的文学的主要特质。     

中国现代文学史该如何叙述——以吴福辉《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为例

吴福辉《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不仅提供了全新的现代文学视景,更为文学史的写作开创了一种新的写作范式,是新世纪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重要收获。该书赋予＂发展＂以切实丰厚的内涵,展示了现代文学＂发展＂的历程,倡导多元共生的＂合力型＂的文学生态格局,写作中彰显＂文学性＂,把文学还给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该如何叙述——以吴福辉《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为例

吴福辉《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不仅提供了全新的现代文学视景,更为文学史的写作开创了一种新的写作范式,是新世纪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重要收获。该书赋予"发展"以切实丰厚的内涵,展示了现代文学"发展"的历程,倡导多元共生的"合力型"的文学生态格局,写作中彰显"文学性",把文学还给文学史。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孝道"书写

五四“非孝”思潮的实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思想，是“人的觉醒”后的自然要求，而孝道规范本身存在着许多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性，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也因此显示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主体情感的复杂性特征，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时代主潮的变迁，也是造成中国现代作家书写孝道时在“决绝”与“犹疑”之间徘徊的重要因素。五四时代是个性解放、反抗传统的狂歌猛进时代，“非孝”成为当时作家书写孝道时的主流化选择，而到40年代，随着抗战的深入，民族解放成为时代的主潮，传统文化的命运与现代国家、现代民族的命运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因而具备了崭新的救亡意义，孝道的积极性意义得到重新张扬。     

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中的“我们”——对一个学术原点的简释

从理论层面,对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中的"我们",作为一个学术原点加以阐释."我们"是正在从事研究的学术活动者."我们"的整体形象是:学术文化的传递者,人文精神的守望者,学术创造的开拓者.     

传承与超越--论金庸小说与中国现代文学精神

由于主题精神的融合和文学观念的契合,金庸小说实现了对中国现代文学那种以人本主义为本,以科学主义为纲的启蒙主义精神的不自觉传承。同时,借助塑造具有丰富复杂人性的作品人物形象,金庸小说消除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人性”问题上存在的认识的偏见和表现的局限,从而实现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超越。     

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通俗文学观

在学现代化的时代潮流中，通俗学处在学的边缘地位。但在现代学史上，通俗学观念影响了海派学、解放区学、京派学等学思潮，它是一股潜在的学潮流，以它的价值需要重新定位。     

讲授到接受: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互动式”教学的再思考——兼及现代文学教学改革新路径的探析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作为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在教学改革与实践过程中,正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论文从教学本身即“教”与“学”两个方面出发,结合现代文学所具备的特殊学科属性,展开对相关问题的探讨,由互动层面:激发学生兴趣点与创造力的方式方法,讲授层面:教师的“教”,接受层面:学生的“学”,三个层面展开对“互动式”教学模式创新思维的论证,并力求在论证过程中探寻出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新路径.     

中国现代文学权威运作

在特定的条件下,中国现代文学权威以不同的方式诞生,既体现出鲜明的权威素质,又有着某种复杂性.围绕现代文学权威,产生了"权威效应",表现多种多样,影响很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权威运作处于核心地位,其发展所带来的经验教训也是深刻的.     

建国以来的"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

将建国以来的“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分为两个阶段进行评述,第一阶段是90年代之前的研究,研究重点是资料的挖掘和清理;90年代至今的研究作为第二阶段,有关研究从泰戈尔的文学、文化、思想三个层面进一步展开,此部分的评述首先对总体比较研究的成果进行考察,然后对分类比较研究的成果进行考察。今后,有关泰戈尔的比较研究领域尚有诸多学术的空白需要后学者们继续耕耘。     

东北现代文学中民俗文化元素的存在形态与功能

民俗文化元素在东北现代文学作品中有着丰富多元的表现,并以多种形态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承担着各自不同的功能,对作家的叙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带给东北文学作品别样的情趣、意味、生机与活力.作为人物塑造辅助要素的民俗文化存在,在组成故事结构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塑造人物形象,彰显人物性格.作为环境描写辅助要素的民俗文化存在,在很多东北现代文学作品中能够有效发挥民俗的审美价值和塑造功能,大量具有地方色彩的民俗场景充当了作家环境描写的方式与手段:创造典型时代特征、营造氛围与暗示悲剧性、传达作者的情感和观念、抒发人物情感突出主题、展示人物的生存力量等等.无论民俗文化元素在东北现代文学作品中呈现什么状态并发挥什么样的功能,有一点都值得肯定:白山黑水的独特气质和民间神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东北现代文学艺术技巧上的“钙力”不足.     

论《哈姆雷特》中的“复仇”与“反复仇”

《哈姆雷特》的主题不是封建主义的"复仇",而是基于人文主义与基督教义的"反复仇",这是莎士比亚后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哈姆雷特行动中的延宕与疯癫,是其在新旧道德观念下对其使命正义性的来回掂量的表现。在无法得出正解的情况下,哈姆雷特顺从"他者"的安排参与决斗,在决斗中杀死仇人,为父报仇,最终又对自己处以死亡的终极惩罚。这正是其对"复仇"使命道德性依据求而不得所做出的投降之举,而其同意福丁布拉斯称王的临终举动,又暗示其内心潜层"反复仇"的答案。哈姆雷特的主体欲望与最终命运亦从而是与反复仇相呼应的。     

论开展“民国文学史”研究的迫切性

中华民国文学史（简称＂民国文学史＂,后同）被粗暴超越或不应遗忘半个多世纪了,文章作者从文学与政治关系、现有的文学史分期法失误、学术自由、中华民国史体系建树等方位予以分析,呼吁开展＂民国文学史＂研究,以弥补国内外此一领域的空白。     

“布朗克斯之战”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於三月二十四日在紐約布朗克斯區開幕,議事程上的國際政治問題據說一共一四個:一、伊朗爭執問題;二、法國提出斥責佛朗哥政權爲國際和平威脅問題;三、南斯拉夫指責波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对策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经常面临两大困境:一是如何处理文学史、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作家作品之间的关系问题;一是如何处理现代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解决前者的最好办法是突出对经典作品的解读,兼及相关文学史、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的介绍,尽可能让学生感受现代文学经典的艺术魅力;解决后者,应坚持现代文学学科的存在价值,同时在教学中有意识地融入和强化语言和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