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方纲的诗学及"学术诗"

阐述了翁方纲的生平与学术成就.认为翁方纲的"肌理说"及其在创作上的反映是:(1)对王士祯"神韵"的批判及牵制;(2)以"理"和学问为基础的诗学;(3)学术诗:以考据为诗.最后,提出了关于翁方纲的诗学及"学术诗"的结论.     

刘克庄“诗外功夫”论的诗学地位

中国诗法理论史大致经历了诗法论的史前时期、格律论、格式论、法度论、活法论、悟人论等六个阶段，这些诗法论都是“诗内功夫”。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光在诗内下工夫还不行，要想诗歌作得更好，必须于诗外下工夫，于是产生了“诗外功夫论”，这是诗法理论史的最后阶段、最高范畴，刘克庄是这一范畴最系统、最完美的建设者。     

翁方纲“肌理说”再认识

鉴于学人或有把翁方纲诗学主张“肌理说”与他的创作实践“以学为诗”混为一谈的倾向,文章对翁方纲“肌理说”的本来面目作了探讨。认为翁方纲“肌理说”是一种在修正补充“神韵说”基础上提出的、探讨如何创造出具有“神韵”艺术境界,探讨义理、文理之“理”的诗法理论,而其诗学指向则在实境宋诗甚至是学问诗。     

王昌龄《诗格》的学术回溯与“三境”说新论

由于《文镜秘府论》的发现和校注等资料的参照佐证，《诗格》著作权归属于王昌龄得到普遍认同，“三境”说逐步走向学术深入研究之路。“三境”说是标举中国古代意境论形成不可缺少的奠基性学说，它使王氏成为“意境”论的主要开创者之一。学术界对“三境”说的认识存在着“三形态”说、三形态与三品格层次兼容说和“三品格层次”说三种不同的看法和论争。笔者认为“三境”说在三种类型诗作中都有品格层次高低优劣之分，而不是物境、情境和意境有品格层次高低优劣之分。     

《人间词话》“境界”说诗例质疑

《人间词话》是一本采用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体制而又注入了新观念血液的诃论名著与美学论著，作者王国维是我国美学史上与文学批评史上首先引用西方美学与文艺理论来评论我国古代诗诃的美学家与文艺理论家。其“境界”说又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向为学术界所乐道。但仔细分析，觉得王氏所举的一些诗例词例．似与其理论不甚相符。现略抒管见，请大家批评。     

建构古典诗学批评的新范式——方东树"以文论诗"新论

“以文论诗“是方东树诗学思想在批评实践上的一个显著特征.所谓“以文论诗“,并不是桐城派古文理论被简单地移植为诗学理论,而是作者在“求真“精神的指引下,借助于桐城派基本的美学主张和古文批评方法,建立以“文、理、义(法)“为中心的批评体系,注重文本结构美,擅长文本细读与分析,改造了古典诗学长期以来的“诗话“批评范式,在理性、科学性上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朱熹“以《诗》说《诗》”阐释原则的诗教意义

"以《诗》说《诗》"是一种探寻《诗经》本义的阐释方法,突破了汉代由《诗序》所确立的将《诗经》政治化的阐释传统,为《诗经》的审美阐释开辟了道路。在这种阐释原则的主导下,朱熹重申了《诗经》的情感本质和"言有尽而意无余"的审美兴味。对《诗经》本质的重新阐释,使得朱熹建立起一套与《诗序》所确立的"《诗》教"传统迥然不同的诗教体系,把诗歌教育的发生与实现机制理解为以"情"为枢纽的感兴过程,其最终的目的是使读者"思无邪"。     

中国古代诗法叙论

本文试就中国古代的诗法问题进行简要的回顾，并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意在引起诗学界的兴趣，对中国古代诗法进行较深入的探讨，以便推动我国诗歌创作的发展     

诗之美·诗之境·诗之作——论王士祯“神韵说”的三个层面

清初王士祯标举神韵,通过细读其论诗之语,可以将其＂神韵说＂的要义提炼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诗之美＂,是＂传神＂与＂余韵＂的结合,第二个层面是＂诗之境＂,是＂禅境＂与＂诗境＂的融通,第三个层面是＂诗之作＂,是＂兴会＂与＂性情＂的共鸣。由此可以为＂神韵说＂建立一个包括作者、作品、读者、世界这四要素在内的基本理论框架。     

“以禅喻诗”的多重内涵

严羽《沧浪诗话》中提出的"以禅喻诗"一说,学者们多有阐释和评说,但由于不能区分"悟"多方面的意思,导致论述的混乱和片面。严羽提出的"以禅喻诗"实际包含三重内涵:鉴赏之"悟"、诗法之悟、作诗时的特殊思维方式——"妙悟"。     

“诗学”的远游

近年来,针对"中西比较诗学"中"诗学"的合法性提出了越来越多的置疑,本文就"诗学"一词从"词语"、"文化"到历史"语境"和翻译等多个方面进行梳理,并就"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不可通约性阐发作者自己的观点,以期引起更为深入的讨论。     

毛泽东的“推陈出新”论与传统诗学的“通变”说

毛泽东的“推陈出新”论,作为其人民本位的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共时态意义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继承性学说和批判辩证法思想的中国化发展;在历时态意义上,又是对传统诗学“通变”说的现代性与革命性转化。     

在“诗”与“经”的矛盾中把握汉代诗学思想

汉代诗学其主导的、典型的诗学思想可以一言尽之,曰:“诗”与“经”的矛盾.汉人以《诗》为“经”,通经致用,《诗》成为现实政治讽谏的张本.汉代诗学便在以“经”解《诗》的矛盾中确立起来.“诗”与“经”的矛盾表现之一是“虚虚实实的历史批评”;表现之二是“拘拘挛挛的情性说”;表现之三是“是是非非的比兴论”;汉人从以经评《诗》、解《诗》中引伸出的文学理论与原则,又成为其衡《骚》评赋的标准.汉儒解诗形成的《诗》“经”精神,一方面涉及到诗的艺术本质,另方面又过分注目、牵附政教风化,以至于损伤了诗美,也未形成纯粹的诗理论与诗美学.     

穆旦译诗中等值因素的“得”与“失”

穆旦（原名查良铮）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诗人,当代著名的翻译家,目前国内对其翻译作品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诠释学翻译理论是20世纪中后期重要的翻译理论支派,影响深远。穆旦译诗的诠释学译论分析和文本细读表明,在等值因素翻译的＂得＂与＂失＂方面做到了很好的均衡,在译文表达上充分考虑到了译文读者的＂理解＂。     

古代文学作品论的人本精神特征

作品论作为古代文论的基本理论层面,具有显著的人本精神特征,并体现于“以人喻文”的表述方式、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论述及对内容与形式要素的具体要求等三个方面。古代文论中以人论文的文学思想及从人的角度探索文学问题的方法,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我国古代文论“移情说”探索

数十年来，学术界一般认为“移情”这一概念是从西方美学移植过来的，因而往往以西方美学的“移情”概念来规范或比较中国古代文论的移情现象与移情作用。那末我国古代文论到底有否“移情”的概念或“移情说”?本文特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以资商讨。     

唐前文艺美学视野中“情理”范畴的嬗变及表征

＂情理＂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美学范畴,在中国文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位置。在唐代以前,人们对情与理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由以理节情、以理统情转向强调情的作用。情与理关系变化的过程是从向外开拓到向内拓展,从对外部世界的征服到对内心世界的体味,从恢弘朴拙到小巧玲珑,从伦理型的文学到审美性的文学,文学的主体性地位得以确立。     

论北宋诗人胡宿的“平淡”诗观

胡宿是北宋时期的一位诗歌创作极富特色的诗人,被清人视为“西昆后进”.胡宿天圣二年(1024)登上政坛、文坛,治平四年(1067)去世,这四十余年间正是北宋诗坛处在新旧诗风转换时期,因此,胡宿无论是诗风还是诗学思想均呈现出复杂多样的一面.在诗学思想方面,胡宿除主张华实并重外,已有“平淡”之论,是北宋诗坛较早提出“平淡”诗论的诗人,同时,他还赋予“平淡”如古乐一样平和雅正的意义,这与他诗文中多次提到的“正始之音”所包含的“雅正”含义一致;另外,与此相应,他还推动了“清”这一美学范畴在宋代的发展,充分体现出后期昆体诗人在对西昆体接受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文学观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诗比兴笺》诗学思想与嘉、道之际学术思潮

《诗比兴笺》是晚清出现的一部具有诗论性质、特色鲜明的诗选著作。作者魏源是清末今文经学的健将,其《诗比兴笺》虽是一部诗学著作,却体现了魏源今文经学的基本思想和学术方法。《诗比兴笺》追求"复古"与"微言大义"的思想立场,重视讽谕功能的"比兴"观念和随意取舍诗歌文本的文献观念,都是今文经学影响的重要表现。今天研究魏源《诗比兴笺》的诗学思想和学术方法,应该注意"致用"与"求是"的差异,注意其社会政治动机的历史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从而才可能做出历史主义的科学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