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多任务双边道德风险契约研究

针对管理活动的动态性与多任务性的特点,将解聘补偿与解聘倾向引入动态多任务契约设计中,构建了基于解聘补偿的动态多任务双边道德风险契约。通过数理推导分析的方法给出了最优契约设计,声誉效应和棘轮效应的度量,探讨了解聘倾向对于契约设计的影响。结果表明解聘倾向的引入对于委托人的道德风险约束是有效的,但是对于代理人的道德风险约束则取决于声誉效应与棘轮效应的大小。在第2期契约中,解聘倾向对固定支付的影响取决于代理人保留收入与解聘补偿的差额。而第1期的契约设计要受到解聘补偿,声誉效应与棘轮效应三者的综合影响。任务关联性对契约设计影响以及相应的实证分析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的导游动态薪酬契约设计

旅游服务质量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如何通过设计合理的薪酬契约激励导游努力提高服务质量是现今旅行社面临的难题。基于Holmstrom提出的多任务代理模型,考虑导游的纵向多任务特性,将导游投入划分为追求当期业绩和追求服务质量的旅行社声誉建设两个维度的多任务问题,导游的服务绩效由其个人业绩和服务质量决定,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多周期动态契约,与没有考虑服务质量投入的单周期静态契约进行比较分析,最后给出了其数值仿真结果。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多周期动态契约对旅行社和导游双方具有明显的帕累托效率改进,且从长远来看,对旅行社声誉的提高以及游客满意度的提升效果显著。     

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的导游激励问题研究

运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研究导游最优激励合同后得出,当小费、回扣为旅行社带来直接收益的情况时,在激励相容条件下,导游引导游览活动的最优激励合同是其绝对风险规避度、边际激励成本变化率和可观测变量方差的递减函数;导游赢得小费活动的最优激励合同为“临界型激励合同”,即只有当导游所创造的收益超过某临界值,对其的激励才是正向的,若小于该临界值,激励将是负向的;导游获取回扣活动的最优激励合同只与其完成回扣任务的业绩有关;当小费和回扣不为旅行社带来直接收益的情况时,那么在激励相容条件下,导游在小费和回扣活动上的努力依赖于激励报酬,而且导游的最优激励合同与其在小费和回扣活动上的收益无关。     

带有解聘补偿机制的过度自信高管动态激励契约设计研究

考虑具有双边道德风险的委托代理问题,将解聘补偿和过度自信同时引入公司高管的激励契约,构建带有解聘补偿机制的过度自信高管动态激励模型,研究委托人解聘倾向对过度自信高管激励合同设计的影响。结果表明:委托人解聘倾向与高管的过度自信水平呈U型关系,高管代理人努力水平与高管的过度自信水平呈倒U型关系,适度的自信水平能够降低委托人的解聘倾向以及提高高管的努力水平;在引入解聘机制的情境下,解聘补偿能够有效抑制委托人的道德风险,降低委托人的解聘倾向,增加高管两期的努力水平;随着聘期的增加,高管第二期的努力水平低于第一期,委托人第二期的解聘倾向高于第一期;两个合同期内的补偿机制相互影响,表现在第二期的解聘补偿提高了委托人第一期的解聘倾向,导致高管第一期努力水平的下降,而第一期的解聘补偿提高了高管在第二期继续留任的可能性,从而增加了高管和委托人在第二期的期望收益。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高管薪酬改革以及长期激励合同设计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中电信服务提供商的激励机制研究

由于电信运营商和电信服务提供商(SP)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很容易导致SP的违规行为。电信运营商和SP之间的关系属于多任务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设计委托-代理激励合同时,从三个任务的角度考虑了电信运营商对SP的激励,并通过该模型分析了服务质量和信誉等级对SP的重要性。     

考虑消费者忠诚的雇员激励契约设计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企业雇主如何在员工行为无法被观测到的情况下达到最优绩效成为企业上层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区别于既有文献,本文根据服务型企业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特点,将消费者忠实度纳入委托——代理模型,通过设计企业激励契约机制,探讨了企业雇佣员工的最佳方式。结果表明:(1)长期稳定工作的员工会选择提成工资制,这类员工倾向于将努力水平用于提高消费者忠诚度,其选择的结果能为企业带来利润;(2)短期非稳定工作的员工选择固定工资制,这类员工的零付出将给企业造成亏损,且损失额即为短期非稳定员工的固定工资额;(3)选择提成工资制的员工将给服务型企业带来正效益,而选择固定工资制的员工给企业带来固定工资的损失额。本文从企业雇佣员工方式的角度,为企业更偏向于为直接面对消费者创造业绩的服务型员工采取提成工资制,而为没有直接面对消费者的非服务型员工采用固定工资制提供了一种解释,有助于把握企业管理的着力点,进而增强企业绩效提升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性作用。     

基于两阶段多任务道德风险模型的失业参保职工激励机制研究

现有文献大多侧重于劳动经济学视角,针对失业保险道德风险的间接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未针对现实的失业保险道德风险问题深入研究。论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以失业参保职工为研究对象,结合国家失业保险的最新政策,针对企业参保职工失业过程中,在资格审查和待遇发放两个阶段,自愿失业、延缓就业和隐性就业三种最可能发生的道德风险行为,构建了失业参保职工两阶段多任务激励模型,并借助Matlab2017b数值仿真展示了主要影响因素与最优激励因子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了若干防范失业参保职工失业道德风险的有益结论和建议。     

阶梯激励合约下代理人行为与合约激励效果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研究了阶梯激励合约下的代理人行为,并从委托人角度探讨了最优合约设计的问题。在一般市场需求分布和代理人效用函数下,代理人的效用可能是其努力水平的双峰函数,且存在一个阈值使得当合约绩效奖励超过该阈值时,代理人的努力水平“跳跃式”增加。通过比较阶梯激励合约与其他两类激励合约发现,当代理人是风险厌恶型且代理人的产出完全依赖于其努力水平,委托人总是更偏好阶梯激励合约。     

信息不对称时基于过度自信代理人的工资契约研究

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建立了具有过度自信代理人的委托代理模型.基于模型讨论了代理人过度自信行为对其自身努力水平及委托人利润的影响,得出:与对称信息情形相比,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代理人的努力程度更低,委托人利润也会减少.代理人的过度自信特征能降低信息不对称对委托人的不利影响,因而后者更愿意选择过度自信程度高的代理人合作.     

个人代理薪酬激励模型的探索

本文以M-H模型、模糊数学及优化理论为工具,对保险代理中的个人代理的 薪酬激励机制进行了一些探索,并用上海市2003年的相关数据进行验证,取得了预期的 结果．     

代理人跨期消费决策下的有限合伙制序贯博弈均衡分析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研究了代理人跨期消费决策下有限合伙制和公司制的序贯博弈均衡.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两种机制博弈均衡结果得出:代理人进行最优跨期消费决策时,仅有限合伙制能发挥激励作用从而改善道德风险问题.特别地,有限合伙制可在博弈区间趋于零时达到帕累托最优.通过与公司制的对比可知,公司制不是占优机制,博弈双方不会同时选择接受公司制,但在特定条件下有限合伙制占优于公司制,因而双方会选择接受有限合伙制,有限合伙制相比于公司制更具有激励优势.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医疗激励契约研究

医患之间的高度信息不对称性是导致医患矛盾的重要原因。现有研究基于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医患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模式,针对可能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设计了不同的医疗激励机制,但是没有充分考虑医疗服务的不确定性和异质性。本文考虑医方努力的不同动机,提出二维努力水平的概念,以医患双方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对患方就医过程中的医患博弈时序进行研究,在医方具有信息优势的条件下设计了不同情况下的医疗激励契约模型。数值分析结果表明,医方的固定医疗收益、收益提成比例和二维努力水平等激励参数与医方努力产出的边际收支系数、医患双方的风险偏好程度以及随机因素的扰动程度等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信息不对称下具有过度自信零售商的供应链激励契约研究

在有过度自信零售商的分销供应链中,利用委托代理模型分别得出了信息对称及信息不对称时(努力程度无法监控)的最优特许经营费契约。探究了在两种情况下,零售商过度自信程度对其努力程度及制造商利润的影响。从比较中得知信息不对称下零售商的努力程度及制造商利润都小于信息对称下的情况,两种差别分别与零售商的过度自信程度成反比。零售商的过度自信行为有正面的信息价值,能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制造商偏爱过度自信程度较高的零售商。     

允许契约提前终止的鲁棒动态金融契约模型

本文提出一个动态鲁棒契约模型来捕捉委托-代理问题中委托人对代理人信息披露存在模糊厌恶的情形.通过该模型可以获得最优动态激励相容契约和内生的公司权益股息支付策略.本文证明了当委托人对代理人披露的信息存在极大的不信任时,最优决策要求委托人提前终止契约,并一次性向代理人支付提前终止契约的补偿.本文从理论上证明,在委托人的模糊厌恶下会带来额外的信息摩擦和惩罚费用,导致公司的最优值函数和最优投资水平下降,且惩罚费用随着模糊厌恶程度的增加而增加.由模糊厌恶引起的公司权益溢价和债券信用利差构成了“模糊性溢价”,该溢价是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减函数,并且随着模糊厌恶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发现,公司的投资水平与权益的预期收益率呈负相关关系,该结果与许多资产定价的实证结果一致.     

考虑相互信息监督下的服务合作生产契约

知识密集型服务合作生产由于存在相互之间的知识依赖和信息粘性,双方信息管理效率影响合作激励机制的设计。从相互信息监督视角出发,综合考虑双方信息监督效率和相对重要性参数对服务合作生产契约设计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双方信息监督效率相同情况下,相对更重要的一方拥有剩余激励是最优的;在双方信息监督效率不同时,让监督更有效且相对更重要的一方拥有剩余激励是最优的;如果监督效率优势和相对重要性优势没有集中于一方,则结果取决于两者的比较,具有更强优势的一方应该成为剩余激励索取者。双方的相对重要性和信息监督效率共同决定合作契约。     

家族企业规模可持续发展的博弈分析——委托-代理框架下的激励模型

本文运用博弈分析揭示家族管理影响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引入职业经理人才能实现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并建立了委托-代理框架下的激励模型,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基于企业系统可靠性因素的经营者长短期激励研究

由于企业系统可靠性这一内部因素对企业绩效以及激励机制建立均会产生影响,考虑这一因素,运用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方法,在以往的长短期激励模型基础上增加了企业系统可靠性指标,对经营者长期和短期激励组合进行了探讨,同时讨论了模型的最优解以及相关参数对最优解的影响,从而得到相应结论.     

基于解聘补偿的股权激励模型研究

传统的委托代理模型存在激励的短期性与道德风险的单边性两方面的问题．通过引入解聘补偿机制,建立并分析了信息完全对称和不完全对称两种情况下的股权激励模型,研究了委托人解聘倾向对股权激励合同设计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初始合同中引入解聘补偿,不仅可以有效缓解委托人的道德风险,而且可以进一步提升代理人的工作努力程度．     

具有私人信息的道德风险的委托—代理人模型的合约分析

本文对存在的不对称信息的环境下的具有私人信息道德风险的委托—代理人模型的合约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得出一些有新意的结论.此讨论问题的方法很值得推荐和推广,特别是在最优激励合同中,比如投资激励,管理机制中的激励,销售激励,保险激励等合同的设计,都可以借鉴此方法来研究和分析.     

基于契约和关系治理的供应链质量控制机制设计

本文考虑制造商和供应商共同努力改进产品质量的情况,研究在一个制造商处于领导地位的二级供应链中,如何通过有效的治理机制设计,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协调供应链。文章以理想的协同情况为基准,分析了两种治理机制下的质量努力程度,比较了正式契约治理与契约和关系混合治理对供应链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关系和契约混合治理在有效范围内能够将制造商和供应商紧密地联系起来,通过共同的质量努力获得比正式契约治理下更大的利润,实现供应链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