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第三条道路”理论反思与借鉴

冷战结束后,前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改革陷入混乱,同时新自由主义无法解决西方面临的内部危机,西方左派应时就势提出了“第三条道路”,试图解决全球化时代西方面临的一系列发展问题,重新回到西方政治舞台的最前沿。进入21世纪后,“第三条道路”日渐式微,重新审视冷战后“第三条道路”理论,对于新时期中国深化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对刑法第217条关于“复制发行”规定的法理分析

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对刑法第217条关于“复制发行”规定的含义都存在多种理解方式。从法理的应然角度和刑事政策的实然角度分析,“复制发行”应当理解为包括单独的复制行为或既复制又发行行为两种情况,而单独的非法发行行为属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范畴,应当适用刑法第218条的规定。     

对“住改商”限制的法律思考——评析《物权法》第77条及其相关司法解释

《物权法》第77条对于“住改商”作出了限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又制定了《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该限制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该条显示出公法以国家公共利益和社会共同生活利益为目的限制业主专有权,更显示出私法规范和相邻关系制度对业主专有权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是有限度的,应在司法实践中把握有限度的限制尺度。     

试论我国犯罪的分类标准——兼对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金融诈骗罪”的剖析

对于我国现行刑法典在刑法分则的第三章第五节单列＂金融诈骗罪＂,有人认为这一节的设立明显违背刑法分则以犯罪客体为犯罪分类标准,在刑法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质疑,从而开始重新探讨我国犯罪的立法分类标准。本文从＂金融诈骗罪＂这一节进行分析、研究,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刑法典的犯罪的分类标准,并对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人民法院不应支持第三人恶意购买租赁房屋——兼谈优先购买权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第21条、第24条第4项之规定存在的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张勇与王伟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张勇将位于重庆市某区某小区D栋平街一层15～18号门面4间出租给王伟,租期5年。双方还约定了租金及其给付时间、方式,以及如果张勇出卖该租赁房,王伟以4 800元/m2价格购买等条款。     

对“两个务必”的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通过对毛泽东提出、胡锦涛倡导“两个务必”这两个历史事件的对比分析,以期得到一些有益的现实启示。     

“博物馆化”说与“游魂”说——对两种儒学困境观的比较和反思

1960年代美国学者列文森提出的儒学“博物馆化”说认为传统的儒学不仅仅在知识理论上已经无法为现实提供解释和指导,同时也失去了作用于现实社会的能力。列文森认为儒学的“博物馆化”是儒学人文精神与现代工业社会之冲突导致的必然宿命。余英时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儒学“游魂说”则重在反思当代儒学研究与现实生活脱离,从而导致了儒学仅仅成为知识理论化的存在。儒学的人文精神并不与现代工业社会存在根本冲突,恰恰相反,儒学人文教化的精神适足以为解决社会分工带来的异化问题提供文化资源。儒学的复兴必须是学术理论层面的突破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建设同步进行。     

中国油画艺术主流的文化品格与超越——对“两条油画之路”的思索

舶来画种与本土化的交融与冲突,如对西式深层文化的隔膜和对油画艺术语言深层体味的欠缺;“两条油画之路”成就的背景,东方艺术情调和品格有着新鲜动人的力量,对于油画世界所表现精神世界的开拓有着更大的可开发空间。     

“第三条道路”何以可能？——评民国画家对“现代日本画展”的认识

我国部分画家参加1943年“现代日本画展”及由此引发的美术讨论是我国美术现代化运动的重要事件。这是一次在东西方视域下展开的文化事件,依据艺术的审美性和道德性、普遍性和民族性、时代性和超时代性等维度对西方绘画做了他者化和相对化的处置,重构了基于“内部东方主义”的美术现代化标准。它虽有过度捧高日本画之嫌,却在绘画领域实现了对“近代文明范式”的超越,不仅彰显了中国绘画主体性,也肯定了其优良传统,还提出了符合我国实际并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绘画有益结合”的美术现代化道路,在我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冲击与碰撞——中国学者对“新清史”的回应与反思

“新清史”自美国兴起后引起中国学者思考与讨论。以强调满洲民族意识与清朝帝国性质为中心的“新清史”,否认明清之际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冲击了传统清史认识中的“汉化”观。对此,国内学者大都持相反观点,因文化背景、思考角度不同,回应“新清史”的侧重点不同。对“新清史”的回应,不仅仅是简单的“捍卫汉化”,更是反思过去清史研究路径,思考民族、国家等观念的建构。     

“现代文学史”命名的追问与反思——对“中华民国文学”概念的意义解读

张福贵先生在其文章《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称谓产生质疑,进而提出“中华民国文学”的概念。本文主要从遮蔽与超越、封闭与敞开、诱惑与质疑三个维度阐释“中华民国文学”概念对“直线性”、“政治性”、“现代性”等既往“现代文学史观”的理论反思和修正,以及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独特的思想个性和对文学解释回归本原的学术诉求。     

“现代文学史”命名的追问与反思——对“中华民国文学”概念的意义解读

张福贵先生在其文章《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称谓产生质疑,进而提出“中华民国文学“的概念。本文主要从遮蔽与超越、封闭与敞开、诱惑与质疑三个维度阐释“中华民国文学“概念对“直线性“、“政治性“、“现代性“等既往“现代文学史观“的理论反思和修正,以及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独特的思想个性和对文学解释回归本原的学术诉求。     

文化是什么？——对当代“文化”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当代文化研究在其发展中形成了一幅蔚为壮观的文化概念丛林景象。洞察主宰文化概念变迁的潜在趋势,评判其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所在,并据此重构当代文化的新概念,是深化文化研究的重要策略之一。当前,实体化、去身体化、凝固化、价值核心化、孤立化是影响文化概念发展的几种不良倾向,用生活方式、文化图景、文化图式等概念来建构具有实践合理性的新文化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论汪曾祺对当代小说创作的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文学创作中具有至上的地位,是作家进行创作时须信从和服膺的原则和方法,这导致了主体意识的彻底丧失或严重异化。20世纪60年代初,汪曾祺对这样的创作局面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停止了小说创作。20世纪70年代末,汪曾祺对当代小说创作进行了反思,带来了独具审美品质的诗意文本,消解了僵硬的当代小说创作模式,对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人文领域研究路向的反思——以“对普遍性的概括与追寻”研究路向为例

人文研究领域存在“追问真相”和“意义建构”两大研究路向,二者相辅相成,前者为基础,后者为生发。“追问真相”的研究路径之三个方面：知识性的发掘与梳理、对普遍性的概括与追寻和对深层意蕴的探究与揭示,三者皆以对“真相”的探寻为研究目的;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揭示了对象“是什么”、“为什么”、“有何影响”以及“何以如此”等问题。其中对普遍性的概括与追寻与人类认知过程和思想观念的发展密切相关,其在西方传统中主要表现为对“逻辑的普遍性”之追寻,而中国古人则更倾向于追求“经验的普遍性”。两种普遍性各有其特点,在中西方传统中皆有所体现,只是各自有所侧重罢了。     

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利益博弈——反思“诸侯经济”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影响

随着我国分权化改革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向前迈进,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差异日渐凸显。某些地方政府片面强调地方经济发展和本地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和预期目标。     

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对“地面上的植物”一节中花、果部分的教学与反思

苏科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教材在组织和编写上都充分体现以观察、实验、思考、讨论作为主要的教学活动模式，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专业化要求。教师要对教材进行发展性处理，才能更充分体现教材的特色，使教材更能获得学生的欢迎。在七下第九章“地面上的植物”…节中花、果部分教学中，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与完善问题探析——以保障人权为视角对“两个规定”的考量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在诸多方面细化和完善了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但仍存遗憾。本文以保障人权为视角,分析＂两个规定＂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和遗憾,结合国外先进立法和中国的实际,提出相关的完善建议和措施,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两个规定＂,真正发挥这一规则的应有功能,实现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的目标和宗旨。     

符码认同范式突破与传播模式创新——后“舌尖”时代《人生一串》对美食类纪录片的开拓

系列纪录片《人生一串》的“烟火气”审美打破了以往美食符码认同范式,在空间层面表现为烟火人间的他者化,在视听层面表现为平民语态的具象化,在意境层面表现为日常情态的景观化。《人生一串》采取平实化叙事与独特的视角,凸显了“人”的主体地位,建构了后“舌尖”时代崭新的符码认同。《人生一串》秉持新媒体运营理念,采取独播与定制的一元传播模式、巨量反馈与互动的弹幕形态、引发话题与热度的跨平台运作,实现了传播模式的创新。《人生一串》为我国后续纪录片创作带来一定的创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