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游企业静动态博弈的反倾销税率模型

反倾销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为国内进口竞争性产业提供保护的一种合法措施,如何制定最优的反倾销税率越来越受到国内企业和政府的重视.文章根据我国某些垄断行业的真实情况,基于上下游均为垄断企业的市场结构,假定国内外上下游企业都追求利润最大化,并假定最终产品市场的国内外下游企业处于斯塔克伯格竞争,而中间产品市场的国内外上游企业处于古诺竞争,运用博弈论的逆向归纳法建立了国内政府基于国内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对国外进口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同时征税的反倾销税率模型,并分析了反倾销税率的影响因素.文章结论对于我国相关企业及政府应对倾销与反倾销问题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非线性定价下的双头垄断企业行为分析

本采用了泰勒尔的消费基本效用函数模型,从消费剩余效用最优化的角度分析了双头垄断企业的市场行为,得出了如下结论：企业非线性定价条件下,任何类型的消费都存在一个最优消费数量,双头垄断竞争有助于扩展市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价格,但双头垄断在非线性定价下的最终市场均衡是达到完全垄断,而政府管制和赤可以防止完全垄断的形成,等等。     

下游差异Cournot厂商的提成许可策略与创新激励

不同的上游市场结构对下游厂商的许可策略、创新激励产生不同的影响.文章分别基于上游原料供应商为独占垄断、双头垄断以及完全竞争的假设,结合提成许可策略,比较分析了下游产品市场差异Cournot厂商的创新激励.结果表明：上游厂商的市场势力越强,下游厂商的显著创新激励越低,但显著创新的提成许可激励却越高.这一结果为厂商与政府的创新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异质预期下双寡头企业碳减排决策的复杂性分析

针对碳减排环境下的政府碳配额分配和企业产量与减排研发决策问题,基于古诺双寡头垄断模型,建立了考虑有限理性和异质性预期的碳排放依赖型企业碳减排决策模型,从市场复杂性演化的内部视角出发,分析市场竞争波动的内在机制;并通过非线性动力学理论探讨企业不同的响应速度对于市场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减排成本系数、碳交易价格对低碳产品的偏好系数是影响两企业竞争策略的关键因素,两个因素的取值不同甚至会彻底改变均衡状态下两企业相对的减排投资力度和相对的盈利能力及市场的稳定性。针对市场竞争出现的波动现象,通过时滞反馈控制方法高效、快速的控制动力系统的不稳定行为,使得市场迅速恢复稳定、有序的状态,为决策者有效解决市场不稳定现象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国银行业市场竞争结构测度:基于Bresnahan范式研究

自从金融体系改革在中国开展以来,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和竞争程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基于一般市场均衡理论框架对Bresnahan范式进行修正,采用1995-2004年间14家商业银行的数据建立panel data模型,对我国银行业的竞争结构进行测度。结果表明:1995-2004年期间,我国银行业处于较为明显的垄断竞争市场结构,比较1995-1998年和1999-2004年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我国银行业的竞争趋势渐强;4家国有商业银行之间具备高竞争程度的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特征,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程度明显低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程度。     

对相关市场条件下贸易竞争的博弈机制及福利效应的研究

在古诺双头模型的框架内分析了市场风险和相关因素对贸易竞争均衡和福利水平的影响.与传统模型不同,假设各国市场具有潜在相关的随机需求,且出口企业具有风险规避的态度,并利用博弈模型研究了市场风险和相关因子对竞争力和成本优势形成的产出效应及定价行为的影响.推论表明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和相关性削弱了企业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参与贸易竞争的动机,而各国的福利水平则取决于企业风险态度、市场风险和相关系数的特定组合.     

面对有限理性顾客的体验式服务系统最优定价与服务速度研究

在体验式服务系统中，服务时间越长，顾客越满意，但是同时增大了顾客接受服务所需的等待时间，因此企业通常面临着服务速度和服务质量的两难选择。本文采用logit模型刻画有限理性顾客的选择行为，考虑服务台不可靠的体验式服务系统。基于排队博弈理论，分别在垄断和竞争结构下分析管理者的最优定价和服务率决策，并对两种结构进行比较，最后探讨有限理性对顾客效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i)竞争的引入降低了企业的市场份额，但是同类服务的总市场份额增大；(ii)竞争的引入导致企业降低服务速率来提高服务质量，但是服务价格可能同时提高；(iii)竞争的引入可以带来更高的社会福利；(iv)当市场规模较大时，管理者在追求其自身收益最大化时，会导致有限理性顾客进入服务系统所获得的效用为负；但是当市场规模较小时，管理者的最优决策可以保证顾客的效用为正。     

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下煤矿安全监管机制设计研究

针对我国煤矿安全监管的现状以及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行为,建立了包括政府、煤矿企业以及过度自信的煤矿管理者的两阶段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并从理论上分析了过度自信行为对煤矿管理者自身的安全管理投入、煤矿企业的激励参数、政府奖惩力度以及政府安全绩效的影响,并与煤矿管理者完全理性的情况对比。研究表明,煤矿管理者的安全管理投入、政府奖惩力度以及政府的安全绩效在过度自信程度增大时都会越来越偏离煤矿管理者完全理性时的情形,最后给出算例并验证了相关结论,为我国煤矿安全监管和实践提供了决策支持。     

存货质押三方契约中银行对物流企业的激励

存货质押贷款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主要贷款渠道,已有文献缺乏对监管人的分析。运用激励理论,拓展分析存货质押三方契约背景下物流企业提供信息服务时的激励问题。分别在卖方垄断和完全竞争两种市场结构下,构建优化模型并求解,结论是若银行对物流企业信息服务努力程度具有完全信息时,固定委托费用合同是最优激励合同;若银行具有不完全信息时,分成合同是最优激励合同;若物流企业受到有限责任约束,应采用固定委托费用合同。     

用AHP方法分析垄断竞争市场

本文用 AHP方法研究了垄断竞争市场的性质 ,指出垄断竞争市场的均衡价格就是质量比较矩阵的主特征向量 ,并在此基础上 ,分析了生产者实现利润极大化的条件     

国防工业发展中的三方博弈分析

利用博弈论的方法对国防工业发展中已进入国防工业的企业群、待进入国防工业的企业群和政府的对策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政府首先要指导已进入国防工业的企业群合理定位;其次要考虑制定多大程度的保护政策来保护已进入国防工业企业的发展和利益;最后政府需要对军工企业的诉讼制定合理的支持标准,使已进入国防工业企业始终处于竞争环境良性发展.当然政府作出以上决策的主要依据是在保证本国安全的前提下使国防工业企业的利润实现最大化.     

政府推动下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协同创新模式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为开创新时代军民融合发展新局面,本文建立了政府推动下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协同创新模型。通过分析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的演化过程,并结合数值仿真模拟讨论了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采购、政府资助对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协同创新参与三方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政府对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会促使军、民企业选择协同创新;随着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产业的不断成熟,政府会借机放弃基础设施建设,转向其它配套政策的支持。(2)政府采购会持续促使民用企业选择协同创新;政府采购力度较小时,军工企业会向中途背叛方向演化,政府采购力度越大,越有利于军工企业向协同创新方向演化。(3)低强度的政府资助难以促使民用企业向协同创新的方向演化,中高强度的政府资助可以促使民用企业向协同创新方向演化;政府资助对军工企业协同创新短期内无显著影响。     

军民融合背景下地方政府支持与民企参军行为的演化博弈研究

民参军是军民融合的重要组成内容,政府支持对于民参军的顺利进行发挥着关键作用。本文通过建立军民融合背景下的地方政府支持与民企参军行为的演化博弈模型,考察了参与者的决策演化过程,分析了参与者的进化稳定策略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增加地方政府对民企的资金奖励、加大民企参军税收优惠、民企资金收益率的提升,以及积极参军成本的降低,会使民企策略选择向积极参军方向演化,但却使地方政府行为向弱力度支持策略演化;而提升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资金补助,降低地方政府支持民企积极参军的服务成本,不仅促使民企选择积极参军策略,还能促使地方政府选择强力度支持策略。最后,对模型结果进行算例分析,验证了结论的合理性。研究结果可以为当前民参军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基于政府支持的军民合作技术创新演化博弈研究

如何促进军民合作技术创新是军民深度融合战略背景下军民双方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演化博弈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构建了包含民企、军企与政府在内的三方博弈模型,寻找出能使整个系统处于均衡状态的稳定策略,并利用数值仿真分析了政府支持不同方式对军民合作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政府不同支持方式下,民企和军企相互促进,双方均向合作技术创新的方向演化,并最终保持稳定;随着时间的推进,政府最终均会选择退出支持,不同支持方式下退出速度不同;政府应对不同支持方式进行优化。     

合作创新是否真的助力企业节能减排？

2018年1月1日实施环境保护税法以后,我国正式开始了碳排放权交易、环境税、碳减排补贴政策的混合环境规制框架。本文基于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构建了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讨论各种政策相互作用下的均衡策略选择。研究结论显示:一是从政策作用效果来看,碳排放权交易、环境税、碳减排补贴政策能够激励企业进行减排技术创新投资决策。但是碳排放权交易和环境税却对企业生产决策起到叠加作用,抑制产品市场的活跃程度。二是从企业合作创新模式来看,本文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即技术溢出系数大于临界阈值时,完全合作创新模式是企业最优选择,并实现了企业最优减排水平;否则完全合作创新模式并不优于不合作创新模式。说明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环境税率、减排补贴率的合理制定,以及合作创新的技术溢出率大小将影响减排企业在产品市场和技术研发市场的最优决策,我国政府需要重视产品市场和技术研发市场的联动效用来制定环境规制政策。     

基于微分博弈的数据开放策略及合作收益分配机制研究

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然而,现阶段我国社会数据开放仍处于起步阶段,急需加快推进数据开放共享。为准确分析数据开放主体政府和企业的数据开放策略,运用微分博弈分别构建Nash非合作博弈、Stackelberg主从博弈和协同合作博弈模型,得到三种情形下政府和企业最优开放数据努力程度、社会数据开放水平最优轨迹以及最优收益函数;其次,在协同合作博弈情景下,将时间因素引入Nash谈判模型,进一步分析政府和企业合作时具有时间一致性的动态收益分配机制;最后,结合数值仿真对影响社会数据开放水平的相关参数进行灵敏性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当政府获得收益分配比例大于1/3时,Stackelberg主从博弈下的政府和企业双方收益以及社会数据开放水平均高于Nash非合作情形;协同合作情形下,双方总收益和社会数据开放水平均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An EPQ model with setup cost and process quality as functions of capital expenditure

This paper considers an economic production quantity (EPQ) model with imperfect production processes, in which the setup cost and process quality are functions of capital expenditure. The mathematical model is deriv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n imperfect production process on the optimal production cycle time when capital investment strategies in setup reduction and process quality improvement are adopted. An efficient procedure is developed to find the optimal production run length, setup cost and process quality. Finally, a numerical example is provided to illustrate the theoretical results. Some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are also included.     

基于学习效应的质量经济性动态最优化模型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企业越来越关注质量作为竞争武器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然而目前关于质量经济性的研究多集中于质量成本的概念和理论.为了克服质量成本模型的局限性,将产品制造过程中的学习效应引入质量经济性模型中,通过分析产品质量的提高所带来的学习效应,研究了产品质量与利润现值之间的定量关系,得出最优产品质量水平及相应的最优产量和最优价格随时间的变化轨迹,说明了在竞争条件下企业逐步改进质量降低价格的合理性.     

安全生产下政府、煤矿企业、员工的决策行为演化研究

安全生产对于煤矿企业至关重要,本研究将政府、煤矿企业和员工纳入演化博弈模型中,探究三方主体间决策的博弈关系和演化路径。研究表明:政府、煤矿企业和员工的决策向理想状态的演化过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因素取值范围对三方主体向理想状态收敛速度产生差异化影响;当满足一定条件时,三方主体的决策行为能够演化为理想状态,政府有效监管能够促进企业由惩罚型向激励型模式转化,激励型模式能够有效激发员工安全主动行为。以期为政府制定安全监管决策、企业转化安全生产管理模式、员工激发安全主动行为提供有益的建议。     

An arithmetic-geometric mean inequality approach for determining the optimal production lot size with backlogging and imperfect rework process

Some classical studies on economic production quantity (EPQ) models with imperfect production processes have focused on determining the optimal production lot size. However, these models neglect the fact that the total production-inventory costs can be reduced by reworking imperfect items for a relatively small repair and holding cost. To account for the above phenomenon, we take the out of stock and rework into account and establish an EPQ model with imperfect production processes, failure in repair and complete backlogging. Furthermore, we assume that the holding cost of imperfect items is distinguished from that of perfect ones, as well as, the costs of repair, disposal, and shortage are all included in the proposed model. In addition, without taking complex differential calculus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production lot size and backorder level, we employ an arithmetic-geometric mean inequality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solutions. Finally, numerical examples and sensitivity analysis are analyzed to illustrate the validity of the proposed model. Some managerial insights are obtained from the numerical examp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