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爬灰”“养叔”探赜

《红楼梦》中焦大所骂“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原是《风月宝鉴》的“通部大纲”，喻指贾敬，宝玉与秦可卿淫乱导致天香楼悲剧，表现“戒妄动风月之情”的主题。后来，创作主题的改变，《石头记》形成“全部之王惟二玉二人”的情节格局，《宝鉴》的中心故障变为从属于宝黛主线的重要辅助故障，“爬灰”的主子由原来的贾琏“家史”替代贾敬，“养叔”情节变为宝玉与袭人的主仆淫乱，表现“离合悲欢炎凉世态”主题。人物关系由此形成大对调，说明《石头》是在《宝鉴》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而《宝鉴》天香楼故事改头换面，疑点重重地存在于80回《红楼梦》今本，除反映曹雪芹对家世反复进行不同层次的艺术观照，使作品主题和情节结构脱胎换骨地再创造，还能成为《红楼梦》作者争论的一方佐证；不仅证明曹雪芹就是《红楼梦》的真正作者，而且本书是他在自己的创作稿《风月宝鉴》基础上，多次修改，而形成《宝鉴》、《石头》、《石头》、《红楼》的演变事实。     

“痴”袭人形象散记

在《红楼梦》裙钗谱中，花袭人以痴著称，始终以忠诚的奴才形象维妙维肖地表现着自己。袭人的痴建立在主子的荣华富贵和“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基础之上，具有矛盾的二重性，以伏贴在贾府立足,凭攻心谋取二奶奶地位，加害于人擢取资本，为的是跻身主子行例，而这一切力争都是在似乎“漫不经心”的尽职尽责的奴才行为中推进的。贾府破败后，她又是在失去主子希望的悲痛中，极其得体地完成了身份的过渡。花袭人其实是花“戏”人，半是真诚半是狡诈地走完了她的人生三部曲，成为《红楼梦》描绘的最成功的艺术典型形象之一。     

脂砚斋与《红楼梦》的关系

在新红学家发现加注了脂砚斋的批语的版本前，红学研究中井无脂砚斋其人。脂砚斋不是第一个阅读《红楼梦》的读者，也不是第一批书的人。当时社会上还有其他版本、其它书名的《红楼梦》在流传，不止脂砚斋所抄阅再评的《石头记》一种版本。所谓“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苦哭芹，泪亦殆尽”等语是脂砚斋说的假话。     

“脂砚斋作《石头记》”论纯属杜撰－－与赵宗来先生商榷

《＜红楼梦＞创作过程臆证》杜撰出“脂砚斋作《石头记》”论，企图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事实上，《石头记》乃是曹雪芹在《风月宝鉴》 基础上创作出来的《红楼梦》二稿。这是被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客观创造过程。     

隔帘消息风吹透 捧心西子“泪”为魂——林黛玉之哭浅析

《红楼梦》问世两百多年来,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谈。林黛玉之哭,不仅贯穿于她本人的生命始终,而且贯串于《红楼梦》全书的始终,并在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黛玉之哭的原因主要由＂家事＂、＂心事＂、＂身事＂而起,也有生存环境和心理学的方面的深层次原因。就黛玉之哭的作用而言,黛玉之哭就是作者曹雪芹之哭。从某种意义上说,黛玉就是作者的代言。如果说作者自比为宝玉的话,黛玉是宝玉的知己亦是作者的知己。     

传承与超越——白盾新时期红学理论的贡献

虽然以往的红学研究不乏真知灼见,但它们大都专注一个或数个具体问题.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白盾就小说主题、作者研究、版本比较提出一系列有违传统的新观点,最大程度地接近了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本真.这正是他新时期红学理论的最大贡献.     

传承与超越——白盾新时期红学理论的贡献

虽然以往的红学研究不乏真知灼见,但它们大都专注一个或数个具体问题。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白盾就小说主题、作者研究、版本比较提出一系列有违传统的新观点,最大程度地接近了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本真。这正是他新时期红学理论的最大贡献。     

“红学”中不包括“小说学”吗?——向周汝昌先生请教

<正> 读周汝昌先生大作《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并见《新华文摘》1995年第9期,收益匪浅。周先生向以博学蜚声中外学术界,文中的许多知识,给我以启蒙,这是我要深深感谢周先生的。但文中的基本观点,却是后学的我所不敢苟同的,在此提出来向周先生请教。一     

用“间”艺术与陈友谅折戟金陵

纵览古今中外的战争，其中都不乏对间谍的使用，多少军事家、政治家都对间谍钟情有佳，而且他们也往往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所在。因此，间谍对于战争胜负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谍就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中国古代兵家对于间谍的使用更可以说是升华为一种特殊的智慧艺术，它是将兵者智慧的集中表现，是作战双方计与谋的较量。     

“精神家园”的瞭望与守护——兼论孔门弟子对孔子学说的尊崇

孔子的去逝,使其创立的早期儒学团体顿然失去了固有的"精神家园"。如何缅怀恩师、瞭望与守护"精神家园",是摆在此时孔门弟子面前最紧迫的课题。除在孔子庙堂"以时习礼"外,"无得而逾"、"万仞宫墙"等语,是孔门弟子对时人批评与误解的反驳,不仅维护着孔子在其心目中的圣人形象,而且扩大了孔子学说的影响,为儒学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奠定基础。     

《红楼梦》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论

《红楼梦》对女性的关注及其显著的“女儿化”特征,自然容易使人把它跟西方现当代的“女权主义”思想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联系起来,并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角度来考察曹雪芹的女性观。作为男性的曹雪芹无法完全摆脱传统文化中的男性中心意识,因此难免受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的怀疑和批判,但曹雪芹确实在《红楼梦》中为女性说话,对“父权制”或“男性中心主义”进行批判。《红楼梦》中有关女性的话语具有“复合的双声性”。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论文与作者统计分析

选取《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社版 )》1 995～ 2 0 0 2年 1 1 36篇论文为统计样本 ,对其载文信息、论文著者情况等进行了统计分析 ;为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图书情报部门、学报编辑部门提供了有关的参考数据。     

意识形态与“嫂子”的翻译

中文里对于兄长的妻子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嫂子＂。英文里却一般都是直呼其名,因而嫂子在英文里没有对应的称呼,所以把嫂子翻译成英文就有了一定的困难。本文通过比较《红楼梦》两个译本里＂嫂子＂的翻译,发现＂嫂子＂的译法与意识形态有一定关系。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主要受赞助人意识形态影响,而霍克斯译本主要受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影响。     

“文化的痛苦”与“痛苦的文化”——论《红楼梦》诗词“隐语（藏词法）”文化意味的传译

本以《红楼梦》具有代表性的两个译本为依据,以《红楼梦》诗词中隐语(藏词法)化意味的翻译为视点,就其中涉及化的难题进行个案分析,指出两个译本的优劣之处并提出通过形式转换,加注说明或牺牲部分,保全整体而变通处理的翻译方法来解决“化的痛苦”,使《红楼梦》诗词中化意味的翻译能被不同化群体的成员所接受。     

假如书娟不是“我姨妈”——《金陵十三钗》叙事人称对叙事效果的影响

严歌苓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透过“我姨妈”书娟讲述了南京大屠杀中教堂女学生与十三个窑姐的故事.“我姨妈书娟”的表述使得作品实际具有了两个叙述者:“我姨妈书娟”、“我”.这两种叙述人称的并存与转换增加了叙事的多样性,丰富了叙事角度,强化了叙述者叙述、交流、证实、说服等功能.“我姨妈书娟后来知道”的叙事方式凸显了叙述者“我”的声音,使得个体经验与历史叙事交织在一起,极大地拓展了故事空间,深化了故事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