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徽州宗族内部关系

地处皖南山区的徽州,其地宗族遍布,人丁繁多,加之严峻的地理环境,使得徽州人民之间交流更为频繁,这种交流除宗族与宗族之间,但更多的是宗族成员内部之间的关系处理。处理好各自宗族内部关系,才能使得宗族变得更为繁盛强大。宗族社会为了规范子孙的日常行为,通过制定相关的规条以及彼此之间签订文书合同以追求成员之间和睦共处。通过对宗族继承关系、睦族关系以及宗族内部纠纷处理来阐述宗族内部关系,并将族规家法的制定与签订文书合同相结合的形式来严格要求族内子孙,使得宗族达到千年不紊、万年不乱,宗族成员守望相持、疾病相扶、患难与共、互帮互助,宗族纠纷内部消化的目的。     

农村政治发展视野下的宗族和宗族文化分析——以武陵山区农村为例

宗族是我国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宗族一旦被赋予种种文化内涵后一定会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作用。宗族势力是宗族和宗族文化偏离正常轨道的产物,对农村村民自治、农村基层政权及农村法制建设具有不利影响。正确看待宗族和宗族文化问题,对宗族在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中所起的互助作用要给予肯定;对宗族组织传承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行为要进行辩证分析;对农村宗族势力对农村政治生活的不当干预要加以有效遏制。推进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逐步消除宗族势力存在的经济根源;及时掌握宗族和宗族文化动态,化解宗族矛盾和纠纷。     

论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宗族改造的历史经验

中央苏区时期,为确保苏维埃革命的顺利开展,中国共产党决定对农村宗族进行强有力的改造。实践证明,中央苏区时期党对宗族的改造是成功的。党在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正确的政策,运用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斗争策略,坚持群众路线以及重建农村新文化等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这些历史经验对解决当代宗族突发性群体事件无疑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论如何对待村民自治中的宗族问题

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村民自治作为基层的草根民主的主体形式正越来越被认同并获得了许多推行的机会,取得了诸多可圈可点的成绩。但是,在村民自治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认识上或实施上的困境。如,宗族意识和宗族势力问题、多数人暴政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村民自治有效性的争论等;而宗族问题是这些问题的核心。如何正确认识和应对村民自治中的宗族问题,就是本文所要加以探讨的。     

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的非兼容性

宗族组织长期、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湘西的宗族组织还有小型化及封闭性等特点。近年来宗族组织有复兴之势，然而由于其固有的一些特性，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这一农村民主化建设的重大举措存在着不兼容性。如何诱导、调适，以便加快乡村民主化进程，这是我国村民自治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丁山先生宗族与神话的研究

丁山先生早期从事甲骨文字的考释,1930年开始转向古史学的研究,其古史成就中,关于宗族、神话以及氏族方面的研究最为突出。同时他借鉴了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以及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等观点,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同姓不同宗”:对黄宗智、杜赞奇华北宗族研究的商榷(上)

在挑战弗里德曼的宗族解说模式时,黄宗智、杜赞奇以外显姓氏符号进行华北地方社会的宗族建构。然而,本人在山东后夏寨所做的田野工作表明,华北村落存在着同姓不同宗的社会事实。就此而言,以姓氏符号建构的宗族,不足以解释华北村落的实际亲属结构和复杂的村落政治现实。     

族人与外人:一个中国宗族的收养

根据有关宗族的族谱 ,以及通过实地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资料 ,在分析很多收养案例后得出结论 :宗族内部的分支争斗是导致收养外人这一异常形式存在的根本原因。     

论清代宗族法三位一体的社会控制功能

清代宗族法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宗族法的最高成就。前人对宗族法的研究多囿于宗族内部,未窥全豹。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自下而上地全面探讨清代宗族法借助家长专制、祭祀之礼、宗族力量实现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全方位的社会控制,有助于了解封建统治延伸到基层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历史过程,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有着重要的认识和借鉴价值。     

论日本帝国主义蚕食华北的原因及特点

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 ,随即改变侵略方式 ,妄图以“蚕食”的方式侵占华北地区。日本国内的形势、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和国际社会的干预是日本改变侵略方式的根本原因。这种侵占方式的特点是 :以军事威胁与讹诈为主 ,以外交压迫为辅 ;全面利用汉奸与重点打压相结合 ;大肆对华北进行经济侵略等。     

宗族对乡村治理的消极影响与消解对策分析

宗族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它的势力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乡村治理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尤其是消极影响比较突出。所以,非常有必要妥善处理宗族问题。     

汉代宗族救济问题的考察与现实思考

汉代是古代宗族救济的重要发展时期,其宗族"互通有无、相互救济"的职能主要表现在赈恤贫困族员、恤养孤寡、聚族自保和举族迁徙等方面。在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情况下,鼓励族人互助互恤,引导宗族良性发展,对新农村的建设起重要作用。     

2009～2010年大华北岩石圈磁异常分布及其变化特征

 使用曲面样条和球冠谐和方法,对2009年和2010年所测量的2期大华北地区218个地磁场测点的数据所描述的岩石圈磁场F,D,I3个要素进行分析.2期测量所得到的F,D,I3要素的宏观分布类似.D要素的值在华北东北部负值增强、正值减弱,在华北的中西部负值减弱、正值增强;在整个华北的大部分地区,F要素的负异常减弱,正异常增强,江苏滨海和辽冀附近的正异常减弱,负异常增强;I要素在华北大部分地区正值增强负值减弱,在辽宁东北部,山西东边界至晋豫交界附近的区域正值减弱负值增强.     

文廷式宗族的兴盛与清末萍乡社会变迁

文氏宗族于明正德嘉靖年间始迁萍乡,具备良好的物质基础、完善的宗族组织和优良的家风,清代成为萍乡的强宗大族,在萍乡传统社会时期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在清末有力地促进了萍乡社会的近代化变迁。     

宗族文化对客家人日常生活的管理功能与传承嬗变

宗族文化在客家人的日常生活中影响深刻.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定位、人际互动、人际协调等方面,发挥着凝聚乡民、建构秩序、协调关系、维持发展的管理功能.随着社会转型,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宗族文化以其强势的传统力量继续发挥作用,但在功能、内容、形式等方面发生一定程度的嬗变,引导客家宗族文化发挥其正能量的作用,有利于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振兴发展和乡村管理现代化.     

义序:昔日“宗族乡村”的民俗节庆

20世纪 30年代林耀华先生就对义序宗族进行了研究 ,80年代中期以来 ,义序的“宗族”活动渐渐恢复 ,90年代末期重新扩建的“义序黄氏宗祠”大功告成 ,为庆祝宗祠的竣工举行了一系列的宗族乡村的传统庆典。从为时 6天的庆典活动可见 ,义序这个昔日宗族乡村的“宗族”关系正在变容中进一步复生着。研究者们对现代宗族问题应该加以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综合考察的研究     

阻碍与促进：宗族组织对右江农民运动的双重效应

宗族组织在其本质上是拒斥革命的，但也包含着可资革命者利用的资源。在右江农民运动开展的过程中，农民运动领袖以壮族传统的结盟仪式凝聚革命力量；以“打老庚”（即结拜兄弟）的方式联络各族进步青年，拓展宗族观念的外延；动员亲友和同族参加革命，赋予宗亲观念革命新内涵；充分发挥本地农民干部在利用宗族方面的本土优势以及宗族组织高度的凝聚力，使之成为发动组织群众参加革命的一种方式，对农民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韩国与越南宗族村落之结构与变动的比较研究——以宗族集团的结构和宗族意识为中心

通过同族村落即宗族村落对韩国和越南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探讨。韩国的事例村落,是位于忠清南道唐津郡的名为桃李里的南氏村落。越南的事例村落是位于河内市农村地区慈廉郡的名为大姥的阮贵(Nguyen Quy)氏村落。研究结果显示,虽然与韩国的宗族村落相比,越南的宗族村落居住着更多的姓氏,其地缘共同体的特质更为突出,但还是能发现许多与韩国宗族村落明显相似的特征。越南的事例村落和韩国的事例村落都举行不迁之位祭祀,而却都很好地保存着祠堂、宗家、碑石和墓地等。由不迁之位祭祀可知,在两个事例之中,越南事例的不迁之位的规模更大且更为华丽。不仅还保存着祭田,族谱也珍藏得很好,而且还在不断进行新的修编。     

中国传统宗族伦理与古代和谐社会的构建

中国古代创造了长期悠久的光辉历史文化，是和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和谐、稳定、凝聚、统一的条件分不开的。宗法制度和宗族伦理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文化现象。文章论述传统宗族的孝友礼义、亲亲尊尊等伦理在构建古代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特点和影响，并探讨对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生代扬子、华北及塔里木克拉通统一体特征

对古生代扬子、华北及塔里木三大克拉通的区域构造背景及演化史、基底和盖层性质及演化史以及克拉通盆地形成、发育、充填及演化史等方面的统一性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中国古生代扬子、华北及塔里木克拉通是一个统一体”的新观点假说。如果这一假说成立,将会对研究我国含油气盆地的构造学、沉积学、油气分布规律和油藏成藏机制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有可能会提高我国扬子、华北及塔里木地区的油气勘探的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