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前欧人笔下的中国佛教形象

13世纪的天主教教廷使者、传教士,还有大旅行家马可·波罗,当时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的宗教问题,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谈到了中国佛教,尽管充满了误读,但不难看出他们在介绍异国宗教状况的表象下,理解异国文化的努力。大发现时代的欧人对中国的认识还多停留在异国情调层面,商人、传教士未能也不可能深刻理解和感悟中国佛教,但其意义重大:这是继马可·波罗之后两百余年,欧人首次向西方传递了中国佛教形象。考察17世纪前欧人笔下的中国佛教形象,对今日中西宗教文化的交流不无重要的现实意义。     

约翰·巴罗笔下的中国形象

在英国文学发展史中,出现了许多中国题材的游记;这些游记作品对英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为当代形象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资源。巴罗对中国的新的印象反映了19世纪初英国的崛起,并为基督新教传入中国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它表明了英国人的精神和心理构成状况,以及他们集体的偏见,并加速了中国神话在英国甚至整个欧洲的消失。     

遥远的“他者”：杜拉斯笔下的中国形象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是一位善于赋予地理位置和特定空间以特别意义的作家。在《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等小说中，她借助想象性的描述，使印度支那的中国都城——堤岸蕴含特定的文化意蕴。在异域地理景观和空间化的情境中，建构出一个体现文化差异性或对立性的“他者化”中国形象。她笔下的中国形象，是想象和现实掺半的虚构物。在中国形象身上，投射了作者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内心深处的情感欲望、复杂隐晦的心理动机以及更深层的焦虑及文化自觉意识。     

他者眼光下的自我—形象学理论分析《大地》的人物形象

本文运用形象学最常见的两组二元对立-自我和他者,本土和异域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主要研究方法,以《大地》中的中国形象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作为形象观察者的美国本土作家创作的心理动机及对异域文化接受的深层文化结构。     

论晚明来华耶稣会士的公关艺术——以利玛窦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很好地运用了现代公关艺术。他们在组织内部统一传教思想,推行适应策略;对外改装易服、结交士人、传播学术,最终获得在华传教的成功;同时也成就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段美丽佳话。     

日本侵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二战期间,日本的“笔部队”作家和军队作家创作了大量侵华文学。这些作品形成一个特定的中国形象。运用形象学理论对这一形象的成因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一形象是当时日本占主流地位的“大东亚中国观”的文学化,同时也是战争时期特定政策的产物。     

论《龙子》中的乌托邦中国他者形象

《龙子》是赛珍珠晚期的代表作品之一。赛珍珠在这部作品中塑造了勇敢、善良、对他人充满人性关怀的乌托邦中国他者形象,这个他者形象和她早期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大相径庭。这种转变的原因有赛珍珠对美国现状的失望,也有她对中国的怀念,还包括了一些复杂的政治因素。     

澳门耶稣会向内地发展的重要跳板——利玛窦在韶州的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

澳门自从被明朝政府允许葡萄牙人租地居住、传教以后,西方基督教势力也纷纷涌入。圣保禄教堂通过努力允许在肇庆设堂传教。但耶稣会的目的是深入内地,韶州成为他们理想选择。利玛窦等在韶州的六年,主观上是为进军南昌、南京、北京做了准备,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使韶州成为澳门耶稣会向内地和首都发展的重要跳板。     

十七、十八世纪西方人的中国观

17世纪到18世纪中期前后,以耶稣会士和思想家为代表的西人利用文化间天然的误读机制,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竭力美化中国,形成了独特的中国观。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中国观,主要原因有四个:一是中西对比呈现出中强西弱的态势,二是西方历史上有关中国的知识文化再生产的结果,三是意识形态的需要,四是受到个人立场的影响。他们的中国观表面上是他们的自我愿望得不到满足的一种表达,实际上是欧洲启蒙时代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浅析“中国形象＂的“他者＂身份对于中国文化自审的影响——以华人旅行文学为例

“中国形象”是一种想象性的建构物,是一整套内含话语机制的隐喻符号系统。这个形象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根据需要被创造出来的。这个他者形象的构建过程,实际上是在历史的延续与断裂的张力中不断转变的过程,构成了“时而乌托邦,时而黄祸地狱”的隐喻系统。本文就这一过程,对“中国形象”在文化形象变迁过程中如何进行“他者”身份的变化进行阐述。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利玛窦来华传教经历简考

利玛窦于１５８２年到达澳门，在中国传教达２８年，其足迹遍及肇庆、韶关、南昌、南京和北京，他是１７～１８世纪沟通东西方文化的第一人     

徐光启、利玛窦和《几何原本》

讨论了《几何原本》中译本前六卷的出版过程,并对《几何原本》问世后,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作了探讨.     

利玛窦与"儒学西渐"刍议

利玛窦利用儒学化的策略，积极在华传播天学。他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也将中国化传入西方。利氏的“儒学西渐”对欧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再次昭示儒学的巨大魅力和东西化的相互吐纳与创新。     

利玛窦与西方数学的传播

利玛窦构建了良好的知识结构,具有很深的数学功底;他注意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学以致用,为他到中国传播西方的数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以数学赢取民心支持,在中国不仅传播了欧氏几何,而且还传播了大量非欧几何等数学知识;他一方面激活了正在走向衰落的中国传统数学,开创了中西数学文化融合的新纪元,另一方面他也激励了一大批中国数学家的成长、成才,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数学的萌芽发展.     

关于刘节斋逐利玛窦出肇庆的动机——刘承范《利玛窦传》读后(二)

关于两广总督刘节斋驱逐利玛窦出肇庆的原因,利玛窦本人先后列举了三点:其一,刘节斋欲占据僊花寺而建立自己的生祠;其二,刘节斋顾忌外国人在肇庆,担心他们刺探军情,从而不利于国家安全;其三,刘节斋为获取黄白术秘密而迫使利玛窦移居它处。根据刘承范《利玛窦传》,刘明强和黎玉琴否认第一点而肯定第二点,也与其他学者一样忽视了第三点。由于刘节斋迷信黄白术而利玛窦享有黄白术盛名,刘节斋更可能是为获取黄白术秘密而将利玛窦逐出肇庆,但目的地不是澳门而是韶州。     

万历韶州同知刘承范及其《利玛传》

刘承范是明末（万历年间）循吏,1589年任韶州府同知时与利玛窦相遇、相交、相知。著有《利玛传》,记录了一段重要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实,更确切地说是一位具有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且颇有作为的官吏与一位博学多才的具有近代科学知识且能融入当时中国社会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之间的交往,涉及明末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多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相互认知与理解。     

明代士宦祝世禄与利玛窦交游述略

祝世禄乃明末南京陪都重要官员,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在南京期间,曾得到他许多关照与帮助,在西方文献中多有反映,但在祝氏文集中仅有“赠利玛窦”一诗存世。考述祝世禄与利玛窦的交往,阐释祝世禄诗作的蕴意,从中可揭示当时部分知识分子对西学的态度。     

利玛窦传播科学的动机之我见

本文叙述了利玛窦来华传播科学知识的活动，并且着重分析了利玛窦的动机．     

利玛窦肇庆传教的文化透析

肇庆是利玛窦中国传教的第一站.在这里,他采用“基督教中国化“的传教方略,从观念与具体方式上主动趋合中国文化,获得本土人士在心理与感情上的沟通和认同,使其取得了传教的初步成功.在他的传教活动中,充分展示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在交流中的互动、趋同等重要现象与规律,有着文化传播学上的意义.对这些文化事象与文化意义,应该给以充分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