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树理与"五四"新文化

赵树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著名作家，他的大众化、通俗化的创作方法对现代文学乃至建国后的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他的文学创作兴盛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期，从创作主题到作品语言似乎也都与《讲话》的精神相一致，但若追根溯源，他的思想和实际的创作理念其实是深受“五四”新文化启蒙思想的影响的，而且也始终是以自己的方式沿着五四的道路前进的。     

五四道德革命与现代民族国家关系之研究

伦理道德的现代化，是五四新文化“人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伦理革命的形成原因，人们往往归因于新文化运动，这是不够全面的。新道德的出现更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的历史要求，这是五四新道德生成的直接的现实原因。     

民粹主义的解放区样板实践--论赵树理的创作

俄国十九世纪知识分子“到民间去”运动和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促生了现代中国的民粹主义,赵树理的创作深受其影响。民粹主义倾向使得赵树理过分地迁就农民的欣赏口味和习惯,使其在采用民间形式的同时,也附着了传统因袭内容的重负,体现在语言、情节、形式和创作策略等方面,如才子佳人模式、大团圆结局、清官意识、求多求满的民间审美趣味等。赵树理是实践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思想的光辉范例,背弃了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有时甚至走上了反知识分子的道路,使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传统发生了严重的倒置与错位。     

论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的社会、文化及民俗意义

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通过解放区农民形象的塑造 ,显现出新时代的社会、文化和民俗的意义。从农村题材着手 ,在探索农民文化心理、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审美倾向上有了新的思考     

从历史预设的精神启蒙到现实关涉的"实"利守护--论鲁迅与赵树理关于大众化的同异

20世纪30年代鲁迅提倡文艺的大众化,提出“别一种作者”和“别一种看法”的文艺.赵树理实践着这种鲁迅对新知识分子存在价值的确认,体现出了鲁迅所说的在大众化文艺创作中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必要性和先导作用.但在具体的大众化的实践过程中,鲁迅始终坚守着对大众历史预设的精神启蒙立场,而赵树理则强调对大众现实关涉的“实”利守护立场.     

五四爱国知识分子的心理与中共的诞生

五四爱国知识分子的模仿、急于赶超西方、追求空想社会主义三种心理相互交织 ,相得益彰 ,使得他们在十月革命后很快转而信仰科学社会主义 ,中共的诞生成为历史的必然     

从“启蒙”到“讽谕”——鲁迅与赵树理乡土书写的话语歧异

作为外在于乡村的知识分子,鲁迅审视农民的视角是居高临下的,他针对乡村的言说以启蒙性的话语为主。而赵树理则始终坚持立足于乡村内部,力图融入农民之中,其旨在改造农民精神结构的话语内容是“讽谕性”的。话语性质的不同有着不同的文本表现,启蒙话语导引出具有“寓言化”倾向的叙事,多含悲剧色彩;讽谕话语则注重突出文学“新闻化”的品格,充溢乐观情绪。这种话语歧异的产生,不仅由于两位作家的个人视野有所差别,更反映出不同历史条件下“农民想象”的嬗变。     

五四时期皖籍先进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与历史使命

五四新文化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皖籍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显得特别耀眼.这一群体具有双重教育背景,历经辛亥革命、新文化启蒙运动、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逐渐形成独特的历史性格和群体特征.群体在地域分布上表现出内呼外应的二元格局,陈独秀是这一群体的奠基人和精神领袖,启蒙与革命的历史责任构成了这一群体一身二任的双量使命.     

论"五四"新文学潮流的整体性和阶段性--兼及"五四"新文学传统的革命意义

"五四新文学潮流"经历了兴起(1917-1927)、发展(1927-1937)和延续(1937-1949)三个阶段,但都统一于"五四新文学潮流"的整体之中,具有"五四新文学潮流"的整体性和发展的阶段性.更加深刻地认识和发扬"五四新文学"传统的革命意义,将深化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认识和研究.     

五四：不断重临的起点——重识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五四"的"神话性"体现在现代中国思想每当面临着重要的转折时刻,总是要重新回到"五四","20世纪80年代"作为历史的转折期,自然也有重返"五四"的冲动.通过对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细读,可以看出作者用"启蒙"和"救亡"的互动关系及其冲突来重新定位"五四",其目的依然内在于"20世纪80年代"强烈的"现代化"诉求以及这一诉求所包含的深刻危机.     

翻译的政治与接受的可能——“五四”启蒙话语中的《玩偶之家》

无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娜拉”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存在。本文分析《玩偶之家》在跨语际过程中的翻译的政治和接受的可能,试图回答“娜拉”成为文化偶像的原因。在五四启蒙话语中,《玩偶之家》反思现代性的面相,被对于现代性的渴望与设计所遮蔽并且替代了。“现代”的诱惑与诉求,已经内在于《玩偶之家》翻译和阐释的文化规划之中。     

五四新文化大家与中医：—个矛盾与复杂的存在

鲁迅、郭沫若、胡适等五四新文化大家均曾态度鲜明地对中医提出批评和抵制，因之被后人列入度止中医派的典型代表。但纵观他们的一生，他们对待中医，并非仅是“废止”一词就能描述清楚，他们与中医，是一个矛盾而复杂的存在。在其背后，蕴蓄着深层次的内涵，既有对庸医以及中医落后面的批判，也有借批判中医表达引进西方文化、改进救国救民方式的愿望，同时矛盾背后还反映出新文化大家人性的与时代的弱点和悲剧。     

抗战时期贵州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历史性相遇--在西南大后方文学活动与文化建设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的民间文学成为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资源,在这种背景下贵州被发现.贵州在当时中国的文化格局中起到保存和滋养的作用;同时,五四新文化也通过抗战的契机向贵州这种边缘地区扩散.这是贵州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一次深具意义的历史性相遇.     

颠覆与重造——论“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

"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曾作为时代的"共名"深刻地存在于历史的经验与记忆之中。伴随着西方学界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反思,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知识界对"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激进态度也多有责难之声。通过姿态和策略的选择、反叛的对象和再造文明的宗旨等方面来探讨"五四"时代反传统的正面意义和价值取向,以存疑于某些虽具有相当的学理基础但缺乏操作可行性的理论预设。     

颠覆与重造——论“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

“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曾作为时代的“共名”深刻地存在于历史的经验与记忆之中。伴随着西方学界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反思,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知识界对“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激进态度也多有责难之声。通过姿态和策略的选择、反叛的对象和再造文明的宗旨等方面来探讨“五四”时代反传统的正面意义和价值取向,以存疑于某些虽具有相当的学理基础但缺乏操作可行性的理论预设。     

作为精神抚慰的自然文学——论赵树理的《灵泉洞》

赵树理《灵泉洞》成功的重要因素是其奇特的地理环境造就的传奇叙事.小说在结构和情节设置上,贯穿着一条充满“自然”意识的主线,沉潜着荒原的神奇力量.它是赵树理众多作品中很异质的一部,其异质性在于疏离了当时政治语境的规训,超越了一般的现实主义写作范式,而充溢着自然文学的气质,从而使灵泉洞这片荒野更具隐喻和象征意义.它在文本的背后流露出作家本人潜意识深处的精神指归——为疲惫的心灵寻找避难所和栖息地.     

文学的逻辑——五四新文学观念研究

作为文学史的关键词,五四文学革命基于文学史的革命逻辑,五四白话文则试图展现一幅摆脱革命逻辑约束的五四文学新景观。五四白话文是五四时期多种文学参与力量相互关联、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成的整个过程中充斥着偶然与必然,有序与无序,革命与改良的纠缠。研究五四白话文的目的在于为五四文学寻求文学性的文学史定位,尝试构建复杂的文学史观,探寻以科学观念指导下的宽容心态切入文学史研究的可能性。     

五四精神与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建立新中国精神关系初探

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和思想解放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在运动中产生的五四精神,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建军精神和建立新中国精神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的孕育、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后启蒙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考——以巴金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为主题的研究<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已从20世纪70年代以前附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和80年代启蒙话语影响下展开的研究之双重覆盖下走出来,进入新的阶段.在过去研究中存在的偏向和缺席也逐渐被自觉,成为克服/填补的对象了.这一情况也可能将巴金研究推至新的阶段.其中最重要的研究姿势是,将所有的问题从先人为主的固定观念中解放出来,重新加以审视,尤其是对于权力、意识形态、政治等.非文学概念的冷静对象化至关重要.这些概念或多或少带有时代语境的支配而形成其负面意象.一旦脱离如此时代性和特定语境的支配时,我们就可以知道对于这些非文学概念的漠视甚至于无视只能导致文学本身的贫瘠;如果不把这些非文学的概念从文学里一概地加以排除,关于文学研究方法、视角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如此研究姿势,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从80年代启蒙话语的偏离.今后巴金研究的起点,也可以放在如此认识上.     

论包装设计和设计师的社会责任关系

包装的目的,要求包装既要具有良好的结构设计以保护和表征产品的完整品质,又要兼备良好的视觉设计效果促进商品的销售.当商品开始投入使用时,其包装的使命便告完结,大多数的包装材料往往即被任意丢弃.包装设计作为一种具体的设计活动,如果充分而正确地发挥其潜能,则可以消减或缓和业已出现的弊端;反之,却会加剧这些矛盾.面对这些现实问题,包装设计师和生产厂家都肩负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