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下多渠道回收的闭环供应链决策

考虑无主导、制造商主导以及零售商主导三种市场力量结构,建立了双渠道销售和三渠道回收的闭环供应链博弈决策模型,并从理论上比较分析不同市场力量结构对政府补贴、消费者购买产品支出、回收量、供应链各成员利润,供应链总利润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最后运用算例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并分析了回收废旧产品所节约成本,销售渠道竞争系数和回收渠道冲突系数的变化对政府补贴、社会福利和供应链总利润的影响.     

政府对科技保险的最优财政补贴规模研究

运用机制设计理论建立信息激励模型,在完全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完全信息加入可调整项三种情形下,对科技保险进行险种划分,得到在不同信息激励影响下的政府对保险公司的最优补贴规模.运用期望收益理论,针对科技研发成功或不成功、科技企业投保或不投保的情形,建立政府补贴投保企业的最优补贴规模模型,得出政府对投保企业补贴规模的限制范围.     

考虑承包商环保意识的建筑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模式研究

在考虑承包商环保意识的情况下,构建了一个由政府、制造商和承包商组成的建筑材料供应链,对比分析了无补贴、对承包商补贴和对制造商补贴下各利益相关方的决策及其影响因素,从政府角度研究了建筑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的制定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当政府对承包商补贴时资源化率更低,制造商利润、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均更高.此时制造商会通过价格机制攫取政府补贴,使得政府补贴支出增加.研究还发现,资源化成本和承包商的环保意识以不同方式影响政府和制造商的决策,因此政府在制定补贴政策促进建筑废弃物资源化之前应了解承包商的环保意识,并评估制造商的资源化成本.     

政府补贴下考虑CSR投入的闭环供应链回收及定价决策

在考虑政府回收补贴及零售商CSR投入的情形下,研究零售商主导型闭环供应链的逆向回收渠道选择及定价决策问题。在三种不同回收模式下,分析了政府的回收补贴机制及零售商的CSR投入行为对废旧产品回收及闭环供应链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无论在何种回收模式下,政府回收补贴不仅能有效降低新产品的批发及零售价格、增强各回收方的废旧产品回收积极性,也能增加闭环供应链成员及系统整体利润。零售商的CSR投入总是有利于扩大新产品市场需求、提高废旧产品回收率。从提高零售商的CSR投入水平及改善闭环供应链整体绩效的角度,在制造商负责废旧产品回收时,政府实施回收补贴机制效果最佳。     

基于不同政府补贴方式的绿色产品闭环供应链决策研究

以制造商和零售商组成的绿色产品闭环供应链构建了政府对绿色产品仅生产补贴、仅回收补贴以及生产和回收同时补贴的3类绿色供应链模型.运用博弈论方法进行求解,研究发现：3类绿色供应链模型中的产品绿色度、市场需求量、制造商利润、零售商利润均与绿色度敏感系数成正相关关系.仅生产补贴和仅回收补贴两类绿色供应链模型中绿色度敏感系数满足一定条件时产品零售价与之成负相关关系.政府对绿色产品仅生产补贴时的市场需求量、绿色度、制造商利润、零售商利润均优于仅回收补贴和生产和回收同时补贴情形.政府对绿色产品生产和回收同时补贴时企业利润反而并不是最大的.因此,政府应加大对绿色产品的生产补贴力度,获得补贴的制造商应加大绿色产品研发力度.这样产品的绿色度得以进一步提升,环境得以进一步改善.     

考虑政府补贴的原料回收与有机肥生产供应链博弈分析

保护环境是政府的重要工作职责。为了减少养殖带来的环境污染,本文考虑了由养殖户、制造商、市场组成的原料回收-有机肥生产供应链和政府补贴政策,建立了养殖户-制造商博弈决策模型,以及供应链-政府决策博弈模型,给出了最优解的表达式,并分析了养殖户收益、制造商收益、政府支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实施补贴政策情形下,养殖户和制造商收益都得到提升,政府在环境方面的支出可以减少;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直接补贴制造商的效果更好。本文给出了考虑环保需求和存在政府补贴的供应链运作与博弈优化策略,研究结论对于相关企业提高收益和政府部门制定补贴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新能源背景下考虑政府补贴的汽车供应链决策研究

研究了政府对新能源汽车实施政府补贴政策所采取的两种模式:直接补贴制造商(GM模式)与直接补贴销售商(GS模式),并建立了两种不同政府补贴模式的汽车供应链模型.通过比较不同模式下汽车供应链各方及政府补贴政策的最优决策,发现制造商作为市场的主导者,相比销售商来说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政府实施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时存在着政府补贴的支付转移,各节点企业一方受益必将带动另一方受益.随着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偏好增加,政府可以逐渐降低新能源汽车的政府补贴甚至取消新能源汽车的政府补贴政策,政府补贴政策对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起着强有力的促进和调节作用.     

多回收商闭环供应链上政府再制造补贴的内生化

政府给予制造商用于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的财政补贴将鼓励制造商的回收再制造活动.将政府也作为一个决策主体,建立了以政府为领导者,制造商和回收商为跟随者的回收再制造过程的主从博弈.其中假定制造商对回收商回收努力采用最优激励契约方式.针对两种不同的产业组织结构建立和求解了这个动态博弈.通过对均衡结果的边际分析讨论了政府决策如何影响制造商和回收商之间的激励契约,以及政府、制造商和回收商的决策在不同产业组织结构的绩效.     

电动汽车的市场需求和环境影响:功能更新与政府补贴

随着交通行业产生的碳排放和石油能源消耗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变得尤为重要。基于不同购买行为的异质性消费者,通过建立两阶段效用模型,得到不同类型消费者的市场需求,并进一步探究了政府关注电动汽车的环境影响情况下产品耐用度、产品更新程度和政府补贴对电动汽车市场需求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单位电动汽车的环境效益较大时,随着更新程度的提高,第一阶段的电动汽车需求增大,而第二阶段的需求减少;当单位车辆的环境效益较小时,更新程度的提高使得第一阶段的需求降低,而第二阶段的需求增大;生产商最优利润随产品更新程度和政府补贴的增加而增大,当产品耐用度大于某个阀值时,生产商利润随耐用度的增加而增大,反之则减小。     

政府补贴下闭环供应链回收渠道的选择策略

本文考虑由单一制造商、单一零售商以及单一第三方构成的闭环供应链系统,主要研究其回收渠道的选择问题,并综合分析政府补贴政策对不同主体回收策略选择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不同主体回收的决策模型,对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下的最优策略进行了理论分析,并通过数值实验验证了如下理论结果:在政府补贴的不同区间内,决策者(政府、消费者和政策制定者等)所选择的回收渠道可能会截然不同;政府补贴越少,决策者越倾向于选择零售商回收;政府补贴越多,决策者则越倾向于选择第三方回收。     

政府补贴方式下排放许可交易生产优化

从学术上探讨了政府补贴方式下有排放许可交易的生产优化问题.分析了配额和补贴方式效果在管理上的差异,给出了补贴方式下的各经济核算关系及模型,给出了最低净化水平定理的证明;给出优化计算,求解了最优净化水平,并探讨了其与最优产量和企业最优收益间的关系;给出仿真计算,并对企业生产在这种支持方式下的优化管理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企业将对生产中产生的全部排放物进行相同净化水平α的处理时,所需要的处理费用最低;在线性反需求函数下,最优产量的变化量只与净化成本函数、排放交易价格、补助价格等几个量相关,最优收益与最优产量的平方成正比.     

需求不确定影响下政府为绿色产品提供补贴的最优策略

考虑需求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应用报童模型,分析了政府为刺激绿色产品消费应该如何给消费者或供应企业提供补贴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政府部门希望实现政府补贴支出最小化的情况下,应该选择为消费者提供固定额度补贴。最优补贴额度由需求不确定因素以及政府制定目标销量共同决定。政府希望企业提高绿色产品产量的情况下,价格折扣为其最优选择。对消费者来说,随着需求不确定性增加,企业确定的最优产量将会增加,政府为绿色产品提供的补贴额度也将会提高,消费者实际购买价格将会降低,在需求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况下,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比较有利。     

政府补贴和平台宣传投入下双渠道逆向供应链定价策略研究

整合线上和线下回收渠道,构建互联网回收平台和拆解商竞争回收、合作拆解的逆向供应链模型。通过设定互联网回收平台的宣传效应系数,探讨政府补贴拆解商和互联网回收平台进行宣传投入对逆向供应链定价决策和利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和宣传投入相结合模式能够提高互联网回收平台和拆解商的经济收益,且优于只有政府补贴拆解商的情形。当宣传效应系数较小时,在合理的宣传投入范围内,二者的利润大于无宣传投入时的利润;当宣传效应系数较大时,互联网回收平台的利润始终随着宣传投入的增加而增大,而拆解商的利润随着宣传投入的增大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趋势。     

公司治理、政府补贴与战略性新兴企业创新效率

基于随机前沿方法评价了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创新效率,并从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的创新激励视角对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创新驱动因素进行了路径分析与识别.通过对2011-2016年389家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创新效率差异较大,而且具有随时间递减的技术进步效应.政府补贴、市场竞争、产权比率、董事薪酬、董事独立性等因素表现出创新驱动效应,高管持股表现出创新抑制效应.此外,国有产权对高管持股的创新驱动具有同向强化作用,对股票流通性的创新驱动具有反向强化作用.     

环境规制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演化博弈分析

针对环境规制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行为互动,从演化博弈论的研究视角探讨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决策演化过程。通过建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非对称演化博弈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中参与者的行为特征。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了参与者的行为演化规律、分析了参与者的演化稳定策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环境规制系统的初始状态、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成本和环境规制收益、中央政府的监查成本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处罚额都会影响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降低中央政府的监查成本、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查力度和违规处罚力度,降低环境规制成本、提高环境规制收益,将有利于促使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从而达到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     

基于政府补贴的养老服务市场供给研究

随着我国老龄化速度加快,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问题是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焦点。考虑政府财政补贴下,引入民办与公办养老服务的替代因子,构建民办养老机构与公办养老机构的服务动态供给模型,分析不同补贴方式和补贴力度对服务均衡供给量的影响,并进一步通过补贴乘数分析政府补贴对养老服务机构最优供给决策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政府对民办养老机构的财政补贴可以增加养老服务市场供给量,相较于运营补贴,政府建设补贴的政策效应更加明显;财政补贴降低了民办养老机构的建设成本和投资风险,刺激社会资本投入的积极性,民办养老服务供给增加幅度大于公办养老服务供给减少幅度,养老服务市场有效供给增加。在财政预算约束下,选择恰当的财政补贴方式,可以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增加养老服务市场的有效供给,缓解养老服务财政压力。     

中央环保督察背景下地方政府环境管制行为研究

中央环保督察对环境的改善效果备受肯定,但是这种改善效果的持续性却受到质疑。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本文构建了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的动态复制系统,探究中央环保督察压力下空气质量改善的途径。研究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过程中,空气质量的改善可能来自于地方政府无差别的关停污染企业;中央政府一味地加大对地方政府环保失职的惩罚,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采取一刀切式的“懒政”、“怠政”行为;辖区的初始污染水平、管制成本均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地方政府一刀切行为是多因素驱动的结果,中央政府应协调各方力量,理性决策,推动中央环保督察的良性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