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ARCH模型族的中国股市波动性预测

收益与风险历来都是投资者与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 .本文选取 GA RCH、TGARCH和 EGARCH模型来拟合中国股市的波动性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中国股市的波动具有显著的波动聚类性与持续性 ;由 E-GARCH模型所预测的上证 30指数、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成份指数未来一天的波动要明显优于 GARCH和TGARCH模型的对应值 ,而对香港恒生指数 ,三种模型的预测结果无显著的差异 .     

基于Fourier分析的中国股市波动周期研究

通过对沪深两市波动周期的实证分析 ,揭示了中国股市的周期性波动特征 ,并对两市波动的周期性进行了对比 ,为进一步研究我国资本市场的波动提供了依据 .     

融资融券交易对我国股市波动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采用710个融资融券的标的股票数据,利用VAR方法,从股票市场整体和不同类别股票个体两个角度,分别研究融资融券交易对股市及个股波动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融资融券交易能够显著降低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另外,相对而言,在高市盈率下、高换手率和低换手率下,融资融券交易也能够显著降低标的股票的波动性,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具有相应特征的标的股票降低其投资风险.     

中国股市价格和波动性的非线性行为实证研究

深沪综合指数的收益率不服从正态分布,收益率是负斜的,呈现胖尾和峰态;其收益率序列均服从有着分形概率分布的持久性时间序列,它们遵循有偏随机游动,市场表现出较强的趋势行为和非周期循环特征,深市非周期循环为4个月,而沪市为6个月,深沪股市月收益率序列则为确定性的混沌序列;而沪深股市的波动性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对称特征,沪深股市之间还存在着波动性的溢出效应,深市还存在着一定的杠杆效应,而且,沪深股市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波动性的溢出效应.     

中国股市波动性的非线性结构检验

在随机模型框架下考察股市波动性对于风险控制和管理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对沪、深股市收益率波动性的非线性结构方正启体简体进行了检验。首先,通过M cLeod-L i检验初步确定了非线性结构的存在;然后,使用BDS检验做了进一步的验证;最后,通过Hsieh检验对波动性的非线性结构类型进行了区分。     

中国股市收益率与异质波动性关系研究

本文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异质波动性问题。主要从异质波动性的识别与分布,异质波动性与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以及异质波动性是否被充分定价等三方面进行探讨。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股票异质波动性问题在中国股票市场中的特殊地位,这其中也包括异质波动性对股票收益影响问题。结合中国股票市场的数据,采用广义矩估计(GMM)的数量方法,显著地得到了中国股票市场中异质波动性水平,并以此分析了异质波动性与股票收益之间的关系,证明股票异质波动性水平是投资者进行决策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股市波动性预测模型改进研究

本文从参数估计准则和收益率波动性的定量表达这两方面来探讨股市收益的波动性预测改进方法,并由此提出了以收益率偏差绝对值为代替偏差平方并利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来估计参数的(A)GARCH-NLS模型。最后,我们以国泰君安指数、上证综指以及深证成指1998 1 5-2002 9 25的每日收盘价格为样本来考察各种合理替代所产生的模型对股市波动性的预测性能影响。结果发现,(A)GARCH-NLS模型对股市波动性的预测精确度有了较显著的提高。     

沪深股票市场之间波动性影响关系研究

以对沪深两市波动性指标的解构分析为基础,给出了基于GRACH模型、Granger模型的综合运用,同时引入协整检验和误差纠正机制的均衡分析方法,对沪深两市的波动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和模型检验,系统性揭示了沪深两市波动性的关键特征和沪深两市波动互相影响的因果规律,为基于沪深两市金融资产的定价和风险管理奠定了基础.     

一阶隐式微分方程周期边值问题

本文我们描述了一个构造性方法,存在在一个上解β及下解α且α≤β情形下,得到两个单调序列一致收敛于如下周期边值问题。     

基于非参数GARCH模型的中国股市波动性预测

本文采用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成份指数1997年1月2日—2005年6月30日的每日收盘价对数百分收益率为样本,运用非参数GARCH(1,1)模型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并与参数GARCH(1,1)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了比较,最后利用六种预测误差度量指标比较了这两种模型的样本内及样本外预测能力,结果发现,非参数GARCH(1,1)模型对股市波动性的预测精度有明显提高。     

中国股票市场波动非对称性特征研究

利用三种 GARCH-M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股票市场不同发展阶段波动的非对称性特征 .结果发现 ,中国股票市场存在显著的波动非对称性 ,并且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特点 .对三种模型进行比较的结果显示 ,EGARCH-M模型是描述中国股市波动非对称性特征的最优模型 .     

中国股票市场波动特性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上证综指和深成分指数的日收益率为研究对象 ,应用 GARCH、TARCH模型理论 ,进一步分析了日收益率波动的条件异方差性、非对称性 ,同时比较了两个股票市场的不同波动特征     

中国股市和债市波动溢出效应的MV-GARCH分析

股市和债市的波动溢出效应是研究金融市场信息流动、风险传递的重要内容。在估计了股市和债市候选MV-GARCH模型参数基础上,通过AIC准则等拟合优度方法选择了t分布型BEKK为最优模型,因为它更好的捕捉到了金融时序尖峰、厚尾的特征.结果显示,中国股市和债市波动溢出具有明显时变特征,波动影响不对称,股市对债市影响大于债市对股市影响。动态相关系数偏弱说明两个市场在资源配置能力、信息流动等方面存在显著的缺陷.     

股市和债市波动溢出马尔科夫体制转换特征的数量研究

在利用滑动相关系数描述两市波动溢出强度基础上,实证选择了马尔科夫体制转换ARMA(1,1)刻画我国股市和债市的体制转换特征;接着利用LR检验等验证了MS-ARMA(1,1)整体及各类参数结构变化的显著性;然后利用概率外推法预测了短期内两市的波动溢出强度变动趋势.结果表明,两市体制转换非对称,正相关状态持续期更长,体制转换中存在交替的逃离效应和传染效应特征.     

上海股票市场和国际主要股票市场之间波动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使用BEKK—二元GARCH(1,1)模型,对于我国股票市场和国际主要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上证综指和标准普尔500指数、日经225指数之间存在单向波动溢出效应,而上证综指和香港恒生指数之间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上证综指和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之间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     

宏观经济信息宣告的股市收益及波动性效应——基于改进的AR(1)-EGARCH(1,1)-M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改进的AR(1)-EGARCH(1,1)-M模型,从收益率和波动性两个方面考察各类宏观信息宣告对股票市场价格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股票市场的收益有负向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变动率和企业景气指数对股票市场的收益有正向影响;公开市场操作公告会导致股票市场条件收益率显著增加;其余各类宏观信息因素对股票市场收益的波动性并不存在显著影响.     

对我国股票市场股指波动特性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上证综指和深成分指数的最新日收益率为研究对象,应用GARCH、TARCH模型理论,进一步分析了日收益率波动的条件异方差性、非对称性,同时比较了两个股票市场的不同波动特征。     

全球主要股市波动率的聚类特征分析

本文采用多路归一化割谱聚类方法、单变量GARCH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相结合的模型,分阶段研究了1994-2014年间全球主要股市波动率的聚类特征。首先,利用单变量GARCH模型分别提取全球主要股市的波动率;其次,借助多路归一化割谱聚类方法的特殊性质刻画了全球主要股市波动率的聚类数目、聚类质量以及聚类结果的稳定性等特征;最后,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模型分析不同类的代表元股市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和同一类内股市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与非金融危机阶段相比,在金融危机期间全球主要股市波动率的聚类数目较多、聚类质量较高、聚类结果相对稳定、并且全球主要股市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增强。     

不同矩属性波动模型对中国股市波动率的预测精度分析

金融时间序列的波动性建模经历了从一阶矩到二阶矩直到高阶矩(包含三阶矩和四阶矩)的过程,而对于高阶矩波动模型是否有助于对未来市场的波动率预测这一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尚无文献讨论。以上证综指长达7年的每5分钟高频数据样本为例,通过构建具有不同矩属性的波动模型,计算了中国股票市场波动率的预测值,并利用具有bootstrap特性的SPA检验法,实证检验了不同矩属性波动模型的波动率预测精度差异。实证结果显示:就中国股市而言,四阶矩波动模型能够取得比二阶矩波动模型更优的波动率预测精度,而三阶矩波动模型并未表现出比二阶矩波动模型更强的预测能力;在高阶矩波动模型中包含杠杆效应项并不能提高模型的预测精度。最后提出了在金融风险管理、衍生产品定价等领域引入四阶矩波动模型的研究思路。     

金融危机前后中英美股票市场间波动溢出效应比较

为研究波动溢出效应是否存在于中英美股市问,若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传导机制如何,截取2005年7月22日至2009年6月30日的标准普尔500指数、伦敦金融时报100指数、沪深300指数共1045个日收盘数据,时间段分为金融危机前后,分别构建三元MGARCH-BEKK模型,实证结果表明:(1)金融危机发生前,中英美股市间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传导机制为:先从英国到美国再到中国;(2)金融危机发生后,中英美股市间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但传导机制变为:先从美国到英国再到中国。通过比较分析实证结果,得出如下结论:(1)美国是全球股票市场风险的主要来源国,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更加明显;(2)中国是全球股票市场风险的主要接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