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企业竞争环境下绿色产品创新与政府关税设计

绿色产品关税政策是影响跨国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决策的重要因素。政府通过降低绿色产品关税让国外绿色产品进入本土市场,以市场竞争促进本土企业加速绿色产品创新。本文利用三阶段博弈模型对竞争环境下跨国企业和本土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以及政府关税设计问题进行研究。首先,研究关税对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投入以及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发现市场敏感度较低时,关税越高。相比跨国企业,本国企业的产品绿色创新意愿更强,且随着市场敏感度的变化而变化;当市场敏感度过高时,高关税将同时抑制两类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意愿。在政府关税设计方面,本文发现,政府在以市场绿色度最大为目标时,在高市场敏感度下实施零关税政策是最优决策;而政府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时,当市场敏感度较高时,政府反而会提高关税抑制企业间竞争,并且关税随着市场敏感度以及绿色可替代系数的升高而增大。     

基于粗糙集与未确知模型的京津冀工业绿色发展的差异性与协调性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业绿色发展是重要突破口。本文基于绿色发展的内涵,参考四部委发布的《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涵盖工业资源利用、工业环境质量、工业环境治理、工业经济增长共4个二级指标16个三级指标的区域工业绿色发展测度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粗糙集理论与未确知模型约简指标、计算权重、设置分级标准,对京津冀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多指标综合测度;在此基础上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其协调性。结果发现:(1)京津冀间工业绿色发展存在较大差异,京、津波动频繁,河北省上升趋势明显,均已达到中等以上水平;(2)京、津、冀工业绿色发展分别受工业环境治理、工业资源利用、工业环境质量的影响最为显著;(3)京津冀工业资源利用、工业环境治理及工业经济增长均处在濒临失调区,工业环境质量处在勉强协调区,工业绿色发展已达到优质协调区。因此,一方面京、津、冀工业绿色发展应分别聚焦工业环境治理、工业资源利用、工业环境质量精准施策;另一方面必须重视京津冀工业绿色协同发展。     

基于时空注意力机制的双向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的股指预测研究

股票市场是一个高噪音的混沌系统,其外部属性之间的相关性问题以及在长期预测时外部影响对股价波动的加剧,导致对股票市场进行准确预测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利用基于注意力机制的双向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BiLSTM)对香港恒生指数收盘价进行有效性的实证检验。其中,空间注意力机制用于捕捉输入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并为其赋予区别权重,时间注意力机制用于描述数据的时间相关性以解决长期预测中的时间依赖问题并为时间步赋予区别权重,BiLSTM神经网络用于拟合数据并构建预测模型。本文还比较了四种基于注意力机制的神经网络方法和六种基线方法,实验结果表明,与当下流行的股票指数预测方法相比,基于双维度注意力机制的BiLSTM可以在短、中、长期预测中均实现更准确的股票指数收盘价预测。     

有向图对策下的Banzhaf值及其应用

Banzhaf值是经典可转移效用合作对策中重要的分配规则之一,它假设任何有限参与者间均能进行合作形成可行联盟。2006年,Alonso-Meijide和Fiestras-Janeiro考虑无向网络,定义了图对策下的Banzhaf值,以此反映合作网络对参与者间合作以及分配结果的影响。本文则在此基础上,考虑合作网络的方向性,将Banzhaf值进一步推广到有向图对策中,提出了新的分配规则——有向Banzhaf值。首先,本文证明了有向Banzhaf值满足准隔离性、收缩性、公平性、强分支可分解性以及强分支总贡献性。其次,证明了有向Banzhaf值可由公平性、准隔离性以及收缩性唯一刻画,也可由公平性结合强分支总贡献性唯一刻画。最后,以湿地水循环系统为例,对有向Banzhaf值和其他值进行了比较分析,讨论了有向Banzhaf值的应用价值。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

新冠疫情以来企业面临的经营困境不断增加,本文考察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经营风险,该效应在宽松货币政策执行之后逐步增强。进一步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融资效应”和“信贷效应”是降低企业经营风险的重要渠道,企业所获得的债务融资以及信贷配置上升,企业财务状况改善,进而缓解企业经营困境。从异质性上看,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民营和外资企业、小规模企业、制造业企业的经营风险作用效果更强。同时,本文还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改变样本容量、改变回归方法以及进行内生性检验等方法来保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因此,本文丰富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研究。     

有效商Myerson值的公理化刻画

在具有图结构的合作对策中,Myerson值(Myerson, 1977)是一个著名的分配规则,它可以由分支有效性和公平性或者平衡贡献性所唯一确定。在实际中,图结构可能并不影响大联盟的形成,只是由于参与者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对其讨价还价能力会产生影响。换句话说,图结构会对分配格局产生影响,但对大联盟的形成没有影响。这促使人们开始考虑Myerson值的有效推广问题。文献中已经提出了Myerson的几种有效推广形式。2020年,Li和Shan提出了有效商Myerson值并给出了公理化刻画,它是Myerson值一种新的有效推广形式。本文首先引入了准商盈余公平性这一性质,然后结合有效性和Myerson值黏性给出了有效商Myerson值的新公理化刻画。其次,通过应用案例,将该值和其他值做了比较分析。     

基于随机反应均衡的供应链激励机制设计

随机反应均衡是在有限理性条件下对纳什均衡的拓展。本文将随机反应均衡引入到供应链激励机制设计的模型中,建立依据反应函数的概率选择分析框架,修正依赖于决策者完全理性的激励相容和参与约束。通过理论分析和数值算例研究发现,随着供应商理性程度的不同,最优机制设计的形式发生变化,且对供应链渠道绩效产生显著影响。零售商和供应链渠道的期望利润随着供应商理性程度的提高而增加,而供应商的期望利润在其理性程度极低或极高时均较少。     

重大灾害阻隔下区域核心工业企业供给网络投资优化和韧性提升研究

核心工业企业在重大灾害阻隔下,其供应网络的被动式修复往往以不计代价、有求必应、逐个突破的方式展开,大大降低了供应网络的修复效率并增加了成本。如何在重大灾害阻隔下实现供应系统稳定性与经济性的平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从供给网络韧性视角探讨了区域核心工业企业在应对重大灾害阻隔时的防御投资优化策略和系统韧性提升策略。在考虑政府重大灾害救济的前提下,将网络韧性分为线韧性和点韧性,通过建立一种防御-攻击-应对的三阶段博弈模型,探索了多级别、多渠道、多阶段的核心工业企业重大灾害阻隔的应对过程,并用C&CG算法进行求解。通过Z市应对COVID-19疫情的算例,验证了本博弈模型的可行性,提出了Z市在疫情阻隔下提升核心工业企业供给网络韧性的策略和特征。结果表明：韧性提升策略的选择与不同灾害等级、不同类别企业的供应线路特征、对重大灾害阻隔状况的预测水平、各类别核心工业企业的灾害防御需求密切相关。本文的研究以期为区域应对重大灾害、保障紧要物资的不间断生产和供应提供理论支撑。     

人际交互视角下基层组织治理的仿真研究

运用基于Agent仿真的方法,用重复囚徒困境模型来刻画基层组织中个体间的交互行为,并把个体的不同行为特点抽象为博弈策略,从而构建出人际交互仿真模型。然后,对比分析无管理者、管理者受强监督、管理者受弱监督、以及管理者不受监督机制下各种博弈策略的平均收益和全部个体的总平均收益。结果表明,四种机制的优劣顺序为：管理者受强监督机制>管理者受弱监督机制>无管理者机制>管理者不受监督机制。管理者受监督的机制才是最有效率、最能保障“好人”的利益从而能够“引人向善”的组织形式。     

供应链金融、盈余管理与企业融资效率

本文以我国2014—2019年间沪深A股主板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真实盈余管理模型和修正-Jones模型分别度量企业的真实和应计盈余管理,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提取综合指标衡量融资效率,实证检验了供应链金融、盈余管理对企业融资效率的影响,以及供应链金融与盈余管理对融资效率的交互影响,并按企业规模、企业所有制属性对上述影响进行深入考察。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供应链金融有利于改善企业融资效率;企业内部盈余管理会抑制融资效率的提高;上述两种影响在大规模、国有企业中表现更突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与真实盈余管理对融资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这种替代效应在小规模、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双重道德风险下政府引导基金激励监督机制设计

在政府引导基金的运行中,两个代理人与引导基金的利益和追求的目标不一致,在信息不对称下都有可能发生道德风险,导致政策目标不能实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在考虑双重道德风险的情形下,将激励机制、外部监督和惩罚机制结合起来,建立引导基金与两个代理人的三方博弈模型,并利用该模型研究控制和缓解代理人的道德风险的机制。研究发现：引入外部监督和惩罚机制能更有效地抑制基金管理机构的违约行为,促使其采取符合引导基金利益的行为,而且违约行为随着监督惩罚力度的增加而减少。对受托监督机构实行激励薪酬制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道德风险并提高其实施监督的积极性。对受托监督机构的激励强度与其风险厌恶程度,对基金管理机构的激励强度和基金绩效波动性成反比。同时监督成本和惩罚力度对最优激励强度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研究证实了引入监督和惩罚机制对减少违约行为的有效性。同时对受托监督机构实行激励薪酬制有利于加强监管,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研究结论可以为改进和完善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提供理论和政策指导。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团队的双阶段匹配优选方法

针对突发事件专家团队的遴选组建问题,提出了基于“应急任务—核心领导—团队成员”的双阶段匹配优化模型。首先,针对匹配评价参数语言信息的模糊性和随机性,建立基于正态云模型的转换框架,提出了考虑正态云距离的匹配满意度表征方法;其次,根据“个人-团队”理论建立专业覆盖、能力互补和一致性等团队匹配原则,提出了基于应急任务的“核心领导”匹配优选模型和基于“核心领导”和“团队成员”匹配优选模型,形成联动的双阶段优化模型。最后,以航班飞行航空器起火应急救援事件为案例,分析该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策略性消费者影响下的双渠道供应链合同选择

研究了存在策略性消费者且零售商在原有线下渠道基础上开通线上渠道时,制造商与零售商供应链合同的选择问题。通过逆推法比较不同供应链合同下,制造商与零售商做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获得的收益以及零售商线上线下不同渠道定价决策对供应链整体收益的影响,讨论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最优决策。得出主要结论为：在一般情况下数量折扣合同能更好的协调供应链,增加整体收益;然而当策略性消费者的耐心程度,对线上销售渠道接受程度增加时,批发价格合同更适用于考虑零售商开通线上销售渠道的情况。     

基于决策者风险偏好的模糊鲁棒性项目调度优化

不确定条件下模糊鲁棒性项目调度计划的生成受决策者风险偏好影响。本文研究模糊活动工期下考虑决策者风险偏好的鲁棒性项目调度优化问题,目标是合理安排活动开始时间,生成特定风险偏好下鲁棒性最大的进度计划。首先界定问题,构建优化模型;随后针对问题NP-hard属性和模型特点设计交替禁忌搜索启发式算法,求解得到不同风险偏好下满意的进度计划;最后用实例验证说明,并分析关键参数影响。结论如下：决策者风险偏好由规避转乐观时,项目冲突区间总和增多;截止日期、资源可用量较紧张时,风险偏好变化对冲突区间总和变化影响更大;风险偏好乐观时,截止日期变化对冲突区间总和变化影响更大。研究成果可为不同风险偏好决策者在不具历史数据的高不确定环境中制定合理前摄性计划提供决策支持。     

基于平台零售的品牌商广告投入和价格博弈

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品牌商入驻在线零售平台,并购买平台的多渠道广告推送服务。考虑两个不对称决策权力的品牌商通过同一零售平台寄售两种替代性产品,研究了平台主导下品牌商的广告投入和价格竞争博弈策略以及零售平台的广告服务定价和寄售收益共享比例决策。研究发现,两品牌商的广告投入和价格竞争策略受到先动优势和成本优势的双重影响：高成本主导品牌商选择低广告投入、低零售价格策略,而跟随者投入更多广告、设置更高零售价格;低成本主导品牌商会采取高广告投入、低零售价格策略,而跟随者会采用低广告投入、高零售价格策略。此外,广告服务弹性系数的增加和交叉价格弹性系数的增加会加剧品牌商的价格和广告服务水平竞争,而零售平台则降低单位广告服务津贴吸引品牌商更多的广告投入,同时增加收益共享比例,但是当自身价格弹性系数增加时,零售平台会采取相反的策略。     

订单信息对双供应商公平偏好的实验研究

为了研究订单信息对双渠道进货供应商公平偏好的影响,本文考察由一个制造商和两个同质供应商组成的双渠道进货供应链,其中供应商按照价格折扣给制造商供货。为了获取更多优惠,制造商将会给一个供应商分配尽可能多的订单,因而引起小订单供应商的不满。这种小订单供应商对公平的偏好可能导致其拒绝供货。通过设计和实施实验室实验,本文对比订单是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两种情境下被试的决策行为倾向。实验结果表明,在两种情境下被试决策都偏离理论预期,公平偏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供应商在不完全信息下表现出更强的公平偏好。基于实验所观察到的现象,分别建立了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下的行为模型,并通过参数估计考察了它们的有效性。研究结论表明,在双渠道进货时应重点关注小订单供应商的公平偏好,不要故意隐藏订单信息。     

基于前景理论的模糊DEA交叉效率评价方法

针对模糊环境下决策单元的相对有效性评价问题,本文利用α-截集法将三角模糊数型的投入产出值转化为区间数,提出一种改进的区间交叉效率模型。随后,引入前景理论来研究区间交叉效率集结问题,定义区间参考点代替传统的单个参考点,以最大化所有决策单元的前景交叉效率为原则,构建最大化前景交叉效率模型求解集结权重。根据偏好度方法,比较区间交叉效率值。本文方法基于统一的生产前沿面来度量决策单元的效率,保证了不同决策单元之间以及不同α值下的效率可比;定义区间参考点充分考虑了决策者在模糊环境下的心理因素变化,集结决策单元的区间交叉效率值代替综合前景值,以保留尽可能多的决策信息。最后,通过例子验证方法的有效性。     

考虑顾客放弃的在线客服最优服务人数模型

在线客服已成为当前客户服务中心的主要形式,其与传统的电话服务最大的不同是一位客服可同时为多位顾客服务。客服同时服务的人数直接影响着客服中心的服务效率：同时服务的人数较多,顾客虽然可以较早得进入咨询队列,但客服需要在多个不同的咨询主体之间频繁切换,会降低客服的服务效率;同时服务的人数较少,造成更多顾客等待服务开始,导致顾客的放弃率升高,降低客服中心的服务水平与质量。因此,在考虑顾客放弃行为的情况下,通过建立双层排队模型探究顾客平均逗留时间、顾客放弃率与同时服务人数之间的关系以确定最优服务人数,通过数值仿真验证了模型的准确性并进一步完成了相关参数变化时的敏感性分析。     

市场竞争、政府创新激励与制药企业创新决策

构建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考察单纯市场机制、政府创新成本分摊和政府战略性创新补贴下,竞争市场中制药企业的最优创新决策,探究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对药品价格、制药企业利润和药品市场配置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否存在政府创新激励,两家制药企业的最优选择均为进行研发创新,尽管在某些条件下,研发创新可能导致两家制药企业陷入囚徒困境的局面;政府战略性创新补贴能够引导制药企业的创新投资实现社会最优配置,而单纯市场机制和政府创新成本分摊,在多数情形下将导致制药企业创新投资的扭曲;政府创新成本分摊机制总是有助于提高制药企业的创新报酬,而政府战略性创新补贴能否提高制药企业的创新报酬取决于医保支付水平。特别地,当医保支付水平较高时,政府战略性创新补贴将损害制药企业的创新报酬;政府创新成本分摊和战略性创新补贴均能够提高药品市场的配置效率,但前者会推高创新药的价格,而后者可降低创新药价格。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的选择以及如何匹配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和医保支付政策,平抑创新药价格、提高创新药供给的可持续性和增进药品市场配置效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面向“一带一路”中国企业技术标准国际化决策模型

伴随着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中国企业以“一带一路”标准化合作项目为依托,通过与当地企业达成技术标准联盟,加快推进面向“一带一路”中国企业技术标准国际化进程。在此背景下,本文构建博弈模型研究揭示面向“一带一路”中国企业技术标准国际化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决策过程,分析中国企业技术标准在标准采纳与标准共研两种模式下的决策选择。研究讨论了联盟各方共商成本、技术标准溢出效应、市场接受程度以及市场波动对技术标准联盟决策的影响,比较分析了标准采纳和标准共研两种模式下的最优决策、均衡利润和适用情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面向“一带一路”中国企业技术标准国际化在决策方式与模式选择方面的管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