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披露质量影响公司风险承担:治理效应抑或声誉效应？

基于信息披露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本文实证检验了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较高的信息披露质量有助于提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从而验证了信息披露的“治理效应”。进一步发现,管理层持股激励能够影响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并提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说明管理层持股能够加强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风险承担之间的正向关系,且这种影响关系在高管理层持股组中更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丰富和拓展了信息披露和公司风险承担的相关研究,而且对管理层激励契约的设计和公司风险认知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现实意义。     

超额商誉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风险承担和融资约束的视角

为探究超额商誉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本文基于风险承担与融资约束双视角，选取2007～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超额商誉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超额商誉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风险承担在超额商誉与过度投资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即超额商誉会加剧企业风险承担进而加剧其过度投资；融资约束在超额商誉与投资不足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超额商誉会加剧企业融资约束进而加剧其投资不足；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抑制超额商誉与过度投资间正相关关系。研究结论丰富和拓展了超额商誉的经济后果、传导路径和治理措施，也为企业优化投资效率提供了靶向指导。     

长期融资性负债、银企关系与R&D投资——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8-2015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长期融资性负债、银企关系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期融资性负债对企业的R&D投资存在约束效应,但当银企关系建立时,长期融资性负债能够促进企业的R&D投资,存在显著的治理效应。进一步的区分产权性质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长期融资性负债对R&D投资的这种治理效应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的上市公司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表明:融资性负债对于企业的R&D投资具有"双向"影响效应,融资性负债能否发挥对于企业R&D投资的治理作用主要取决于其背后的作用机制。银企关系的存在有助于缓解银企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与委托代理问题导致的企业融资困境,降低企业获得银行信贷资金的难度,从而增加企业的R&D资源投入量,提高企业研发资源的配置效率。     

参与精准扶贫的公司更值得投资吗?——基于扶贫对公司风险影响的视角

许多公司积极参与精准扶贫,为中国摆脱绝对贫困、打赢扶贫攻坚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章从公司资产的波动率和尾部风险视角,讨论了参与精准扶贫公司的投资价值问题.文章首先建立了一个包含扶贫项目在内的单周期公司投资决策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参与扶贫对公司资产波动率和尾部风险的影响.然后,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对精准扶贫与公司股票风险的理论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与理论预期完全一致,参与精准扶贫的行为能够显著降低公司股票的波动率、特质波动率和尾部风险.扶贫对公司资产风险的影响在非国有公司、投资者信心高和扶贫成效好的公司中尤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精准扶贫能通过提高公司经营绩效和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渠道降低公司股票波动率和尾部风险.文章的研究为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与实证支持,无论是从风险管理的角度,还是价值投资的角度,参与扶贫的公司均具有相对高的投资价值.     

企业政治能力、高管过度自信与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承担

本文以2008～2019年中国上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事件为研究样本，探索企业政治能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政治能力越强，越倾向于投资到高政治风险区位，高管过度自信是企业政治能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承担影响的传导机制；然而，该影响仅在国有企业和当东道国与母国政治风险距离较小时存在。上述结果表明，高政治风险区位的“机遇预期效应”在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承担中起主导作用，而政治能力是影响企业投资高政治风险区位“机遇预期效应”的前置因素，东道国与母国较小的政治风险距离也是企业政治能力在高政治风险区位发挥作用的情境条件。本文推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承担的研究，对企业风险决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与企业投资效率: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外部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重点关注的话题。本文以退出威胁作为切入点,考察外部大股东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机理。实证结果表明: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退出威胁每上升一个标准差将提高3.941%的投资效率;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的治理效应主要是依赖于管理层对于自身持股财富和股权质押爆仓风险的担忧;长期型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的治理作用更为显著,而短期型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的作用不显著。     

民营企业党组织嵌入与盈余管理——基于A股市场的实证研究

本文旨在探讨在党组织嵌入对我国民营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基于手工收集的党组织数据，本文从盈余管理视角出发探究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嵌入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党组织嵌入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在控制一系列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稳健。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党组织嵌入能够重塑企业文化，影响民营企业管理层的风险偏好以及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从而降低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此外，本文还进一步讨论了党组织基础稳定性、文化环境、外部监督水平、公司特征等条件异质性下党组织作用的差异，并进一步探索了党组织嵌入对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验证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嵌入对于公司治理的积极意义，为党组织参与民营企业公司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也发展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理论成果。     

管理层权力、外部治理与股价崩盘风险:来自中国股市的证据

以2007-2016年中国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研究制度环境,宗教传统,媒体报道三种外部治理机制对上述关系的影响.文章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的增大会引起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显著上升,且这种关系在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中表现尤为显著.外部治理因素中,媒体报道从整体上显著抑制了管理层权力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而制度环境对地方国企管理层权力治理作用表现显著,宗教传统则对民营企业管理层权力治理作用表现显著.文章研究不仅从股价崩盘风险角度发现了管理层权力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还进一步验证了制度环境(正式制度),宗教传统(非正式制度),媒体报道三者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外部治理机制.     

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周期与公司治理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3-2015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有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持股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将QFII持股周期划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三类,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研究QFII不同持股周期对上市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QFII短期持股时,奉行财务投资理念,通过买卖价差获取投资收益,不会对公司治理绩效产生影响;QFII中期持股时,会对公司治理绩效产生影响,但影响作用较微弱;QFII长期持股时,主要奉行价值投资理念,通过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影响公司治理绩效,获得高额投资收益。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境内机构投资者和上市公司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同时可以为我国引入QFII提供政策建议。     

高管部队经历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效率吗?

高管的特殊经历会影响个人性格和行为方式,对其管理和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具有部队经历的高管会促进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吗?本文以2014-2017年为样本期间,选取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讨论高管部队经历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董事长、CEO的部队经历均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效率;第二,具有部队经历的高管在面临激烈市场竞争的公司中任职,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第三,若CEO权力较大且无部队经历,则会制约具有部队经历的董事长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拥有部队经历高管的公司,其研发投入资本化比例显著高于其他公司,与提升企业创新效率的假设相一致。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和更换企业创新效率的计算方法后,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高管部队经历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效果,企业应充分发挥高管部队经历的积极作用。本文为企业创新效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证据。     

CFO式经典旅游线路

财务经理人经常考虑的问题：成本，现金流．公司治理．与老板的关系．组织结构．与银行的关系．工作流程，资产管理／投资回报．上市公司．Measurement体系，财务理念．价格体系．效率，品质，产品战略．会计信息和ERP系统。而以下旅游线路为CFO量身打造。     

CEO权力影响公司股价特质波动吗？——基于公司治理和风险承担双重视角

影响股价特质波动的因素是当前的热点研究问题。本文认为CEO权力通过降低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弱化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性两条途径降低股价特质波动。为验证该基本假设,本文以2011~2017年中国A 股 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在控制相关影响因素后,CEO权力对股价特质波动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在非国有上市公司和小型企业中,这种关系更加显著。本研究丰富了有关CEO权力经济后果及股价特质波动影响因素的研究,对CEO权力的合理配置和公司风险管理均具有一定启示。     

国家治理体系完善能抑制企业盈余管理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巡视监督的视角考察了国家治理体系完善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巡视监督能够有效的抑制企业盈余管理,降低24%的应计盈余管理和22%的真实盈余管理。采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和倾向得分法之后的结论依然稳健;相对于地方巡视监督而言,中央巡视监督对企业盈余管理治理的效果更为显著;巡视监督对于腐败地区企业盈余管理治理效应更强。本文丰富了国家治理体系发挥公司治理效应的文献体系,揭示了制度建设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区域差异与投资效率——基于固定效应面板模型

从区域差异视角出发,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农业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农业上市公司投资效率降低,并且对于中西部地区农业上市公司这一效应更为明显.提出中西部地区农业上市公司要充分考虑市场中的经济因素,把握良好的投资机会并做出最优的投资决策,公司管理层应该正确判断投资项目未来前景,从而提高公司投资效率的建议.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企业资本运营效率——监管方式的调节作用

提升企业的资本运营效率是国资国企改革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以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管资本”为主的监督制度转型为背景,采用2008~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从股权治理和高管治理的两个方面,探讨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资本运营效率的影响,以及监管方式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资本运营效率,清单监管方式和大数据监管方式正向调节了非国有股东治理与企业资本运营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对于协同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以提升企业资本运营效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公司盈余质量:董事会微观治理绩效之考察——来自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强制性变迁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用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结构变迁背景下的经验数据,系统地考察了董事会特征对公司盈余信息披露质量的治理效应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的独立性、专业性特征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呈报质量的重要因素,即:公司拥有更高比例的独立董事、拥有财务独立董事、或者设立审计委员会,均能更好地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但作为表征董事会行为特征的变量,如董事会持股水平、董事会年度会议频率和兼任控股股东职务等,却与公司盈余质量之间没有显著关系;而且,在认同审计委员会与独立董事制度能够发挥财务报告监督作用的同时,亦要避免其形式上的装饰现象。     

投资者情绪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企业过度投资的中介效应

投资者情绪的高涨或低迷会使股票偏离其内在价值,对企业的投资行为造成影响.反过来,企业的过度投资也会加剧个股未来崩盘的可能性.企业的过度投资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投资者情绪是否正向作用于个股未来崩盘的风险?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文章以2004-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过度投资的中介效应角度考察投资者情绪对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投资者情绪与股价崩盘风险正相关.投资者情绪越高涨,未来股价崩盘风险越大.2)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在投资者情绪到股价崩盘风险的传导过程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投资者情绪越高涨,企业过度投资水平就越高,未来股价崩盘风险越大.文章对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加强公司治理、抑制实体经济过热投资及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产权性质、投资者关注与股价崩盘风险

以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差异关注度作为切入点,研究投资者关注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公司产权性质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投资者关注度的提高,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显著降低;相比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者关注对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作用在民营上市公司中更加明显.本文深化了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投资者关注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而且对防范股价崩盘风险和促进股市平稳有序发展都具有参考意义.     

上市公司股权集中程度与公司治理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机械、设备和仪表行业的169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2004—2006年的数据，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Z指数与公司治理绩效的关系作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股改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治理绩效正相关并不显著，且与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治理绩效显著正相关，Z指数与公司治理绩效显著负相关；股改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托宾Q值正相关，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治理绩效显著正相关，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Z指数与公司治理绩效显著负相关。     

房地产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超效率SBM-GML指数模型测算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地级市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别从全国及东、中和西部实证分析房地产投资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表现显著，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会促进周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在全国层面，房地产投资不仅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显著为负，而且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出的绿色技术效率与绿色技术进步也存在反向抑制；(3)区域角度，房地产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程度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东部地区的直接作用最大，西部最小，对中部地区的间接作用最大，西部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