韵：宋代美学的新追求

“韵”是宋代诗歌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书画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韵”和“胸次”有关,“胸次”又和圣哲之学、道义相关,与“俗”是对立的。综合宋代学者的看法,曹植、陶渊明被认为是有“韵”的诗人。“韵”是不可学的,是一种天生的灵性。范温在《潜溪诗眼》中对“韵”作了规定：有余意和美之极。从美学史的角度看,“韵”主要概括了欧阳修、梅尧臣．苏轼等诗歌美学的特征、     

两汉诗学考——以“前三史”为例

《诗经》在汉代的经学地位早已被学界公认,但是对于其在汉代的文学地位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研究。笔者从《史记》《汉书》《后汉书》这三部史传中搜集大量例证,旨在归纳汉人的诗学观点——言志说、讽喻说、发愤说,从而探讨《诗经》文学精神在两汉时期的影响。     

浅谈中医病机学中的虚与实

虚实是辨别邪正盛衰的纲领 ,主要反映病变过程中人体正气的强弱和致病邪气的盛衰 ;中医学分析病机 ,应根据虚实的多少、先后、真假等的不同 ,掌握反映真正虚实的病机变化     

杜诗“石壕”地名小考

关于杜诗《石壕吏》中“石壕”的地点历来有“陕县说”、“宜禄说”、“宜保说”三种不同说法，文章通过对杜甫行踪、诗中内证、史书外证三个方面详加考据，认为“陕县说”比较确切，依据考据结果，杜诗三吏的顺序应重新排列。     

论欧阳修《诗本义》对“兴”的文学解读

欧阳修的诗经学专著《诗本义》是北宋诗经学的开山之作和代表之作,《诗本义》一书提出了诸多解《诗》的新见解和新方法,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在解诗方法上,将《诗经》的文学研究方法纳入经学研究轨道,迈出了从经学转向文学的第一步。探讨《诗本义》如何从《诗》的艺术形式入手研究《诗》,并以此体现出《诗本义》在诗经学逐渐摆脱经学的桎梏,从而走向文学研究的过程中所做的重要贡献。     

论《三国演义》“以虚御实”的传奇性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根据民间广为流传的三国故事,运用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所引的正史材料,溶入自己的思想感情及审美理想,“以虚御实”,通过添枝加叶、移花接木、杂取众记等手法,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了典型化处理,使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达到了有机的统一,从而使作品产生了较高的审美价值.     

越做越心“虚”

百期的生日已经过完,《科技智囊》又站在了一个新的生命起点——告别了泛经济类媒体的《科技智囊》从此会以一个全新的专业管理类杂志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其实,从泛经济类媒体向管理类杂志的转变始于年初,整整近一年的转型期对于一本杂志来说似乎“长”了一些,但对于《科技智囊》来说,却是另一条漫漫征途的开始。在以往的理解中,无论经济类还是管理类,仅仅是报道领域的改变,而对我们而言,则是管理思维和报道层面的全面提升。在我们看来,正如咨询业的分类一样,整个经济领域的报道层面也自下而上地分为“信息”、“管理”和“决策”三大类,…     

动画的另类“幽默”——从《僵尸新娘》说起

《僵尸新娘》作为新兴动画形式蕴含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功能、审美功能以及艺术功能,传达出了这种动画形式的深刻寓意,具有发人深思的效果。     

朱熹“以《诗》说《诗》”阐释原则的诗教意义

"以《诗》说《诗》"是一种探寻《诗经》本义的阐释方法,突破了汉代由《诗序》所确立的将《诗经》政治化的阐释传统,为《诗经》的审美阐释开辟了道路。在这种阐释原则的主导下,朱熹重申了《诗经》的情感本质和"言有尽而意无余"的审美兴味。对《诗经》本质的重新阐释,使得朱熹建立起一套与《诗序》所确立的"《诗》教"传统迥然不同的诗教体系,把诗歌教育的发生与实现机制理解为以"情"为枢纽的感兴过程,其最终的目的是使读者"思无邪"。     

在“诗”与“经”的矛盾中把握汉代诗学思想

汉代诗学其主导的、典型的诗学思想可以一言尽之,曰:“诗”与“经”的矛盾.汉人以《诗》为“经”,通经致用,《诗》成为现实政治讽谏的张本.汉代诗学便在以“经”解《诗》的矛盾中确立起来.“诗”与“经”的矛盾表现之一是“虚虚实实的历史批评”;表现之二是“拘拘挛挛的情性说”;表现之三是“是是非非的比兴论”;汉人从以经评《诗》、解《诗》中引伸出的文学理论与原则,又成为其衡《骚》评赋的标准.汉儒解诗形成的《诗》“经”精神,一方面涉及到诗的艺术本质,另方面又过分注目、牵附政教风化,以至于损伤了诗美,也未形成纯粹的诗理论与诗美学.     

论《论语》《孟子》中数词“三”的虚与实

学界一直对汉语词类进行着研究,数词当然也会成为研究的对象。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数词的不同,更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论语》和《孟子》中的数词"三",各家观点不同。结合上下文的语境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借鉴现代汉语中的分析方法综合考察,《论语》和《孟子》中的数词"三"的用法有实指和虚指两种。     

从《诗总闻》看王质的“人情观”

宋人以己意解诗,多创新说,为驳正《毛传》《郑笺》等的看法,举起了“以情解诗”的武器,从欧阳修在《诗本义》中创造性地运用人情说诗的方法后,苏辙也以“人情”说为论诗的着眼点,此后的宋代学者在解诗中将这种方法一以贯之,南宋初年的王质也毫不例外。在用情解诗的过程中,他以人之普情作为解诗的关键,在《诗》三百所描写的广阔社会风貌中,构建了一个自我认知下的人情世界,敷陈开来,其所追求的人情理想境界也表露无遗。     

借一事而巧写数人——“香菱学诗”中的人物刻画

《红楼梦》通过“香菱学诗”这一情节，形象而准确地刻画了香菱、林黛玉、薛宝钗和史湘云等人物的不同性格特征，这种借一事而巧写数人的艺术手法，很值得借鉴。     

从唐太宗游地府和三打白骨精说起——论《西游记》中的生死

《西游记》中的生死，推动着《西游记》故事的延承发展，同时反映着在佛教道教影响下，中国民间渊远流长、丰富复杂的生死观，这种生死观深深地体现着世俗的，然而伟大的人性之美。认识《西游记》中的生死，对认识《西游记》独特的艺术魅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学思想史视域中的先秦《诗》学文献——对《诗》学思想表现形式的反思

以往对《诗》学思想的研究,主要以论《诗》、解《诗》材料为基本素材。而有关《诗》的编纂、传习、应用情况的记述,由于其主旨都不在于思想的阐发,因而多被作为辅助性材料来使用。在这种认识下,先秦时期可供思想研究的《诗》学材料十分有限。但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从赋《诗》、引《诗》的记载中分析、把握用《诗》者对《诗》的理解。此外,《诗》学思想的表达也并不局限于对《诗》的理解。引《诗》可以作为一种思想的纽带,将引《诗》所佐证的思想观念联结在一起,并由此组织起一个自由的《诗》学义理空间。引《诗》条目的组织者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在独立的篇章中自由地表达其对社会秩序与价值的见解。这构成了《诗》学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走出“围城”——论曹禺戏剧中的“自由”思想

曹禺早期的四大名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中充满深厚的“自由”思想。剧中年轻人渴求着自由但又深受家庭伦理道德、残酷社会现实的束缚以及封建落后文化的精神扼制。自由思想在曹禺作品中具有较清晰的演变轨迹及其内在的矛盾。     

试论《爹爹》中的“渎父”情结

分析了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的代表作《爹爹》中的“渎父”、“弑父”情结,并阐释了诗人这种情结背后的成因,即在父权制社会挣扎求存的生存状态、对早亡的父亲的恨爱交织的情绪、对丈夫背叛自己的恨意,表现了诗人内心深处的矛盾。     

E-考据时代农史研究的新尝试——从《长咏》诗之发掘和柑橘史的改写说起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将曾雄生研究员的论文《橘诗和橘史——北宋陈舜俞山中咏橘长咏研读》,作为其代表作入选该所建所60周年学术文集.作者研读之后归纳了该文的贡献与特点,在此基础上体会到这篇论文给予我们后学的一些启示:基于史识和史料的问题意识、古籍数字化背景下的研究、后续关注与拓展研究.     

对自然生命的感知——从《袋鼠》中的地理空间说起

劳伦斯在小说《袋鼠》中不遗余力地讴歌自然,认为大自然是美的象征,它以自然神力昭示着人类的心灵和理想,确认和张扬着主体价值。书中对自然展开书写、对自然之子进行刻画、对黑暗之神深入阐述,认为自然是人存在的根基,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应该尊敬自然、回归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敬畏生命,体现了作者极富前瞻性的自然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