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两阶段模型的中国海外石油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以中国石油进口来源国为样本,综合考虑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石油资源、东道国与中国经济贸易情况以及东道国政治与商业风险情况等因素,选择了17个变量,利用Heckman Two-Stage模型分析了这些因素对中国海外石油投资区位选择决策的影响.研究结论指出,中国海外石油投资国家选择与其在选定国家投资规模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前者主要受东道国GDP规模、GDP增长率、腐败控制力度等的影响,后者则受东道国GDP规模、石油出口能力、经济稳定状况的影响更加显著.另外,东道国货币价值及东道国法律制度情况对两者都产生显著的影响,但作用正好相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对北美自贸区、欧盟、东盟投资的比较分析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成熟、国际地位显著,但从长期看,其边际收益呈现递减趋势.而对外直接投资虽规模较小,且尚在起步阶段,但其发展速度快、市场潜力巨大.在拓展Anderson和Wincoop模型基础上,理论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然后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利用1995-2011年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模型分析.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性,以北美自贸区、欧盟和东盟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旨在考察中国对三种不同类型区域一体化组织投资的贸易效应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看,中国对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和东盟投资均具有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这种贸易创造效应的大小依次是东盟欧盟北美自贸区.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影响研究

通过GARCH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长期内,人民币汇率无论是汇率水平变化还是汇率波动都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影响,人民币升值,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汇率波动幅度越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会增加.     

风险收益不对等条件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合作模式的优化

针对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资金短缺、进展不顺利的问题,在风险分担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中国政府、东道国政府和社会资本的投资合作模型。目的在于设计出足够吸引社会资本投入,且保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顺利开展的风险分担模式。并通过数值模拟风险分担比例和利润分享比例对投资时机和投资价值的影响,证明了中国政府与社会资本间存在最优的风险分担比例,以及东道国政府与社会资本存在最优利润分享比例。     

中国在澳洲的投资转型

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定上升和政府不断鼓励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到澳大利亚发展和投资的兴趣也日益增长。     

生产率差异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

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借鉴演化博弈理论探究企业通过OFDI“走出去”时的跨国并购方和标的方在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差异对企业OFDI进入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利用Hotelling模型构造资本密集型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OFDI进入策略选择博弈模型,讨论两类企业OFDI进入方式决策在并购双方生产率差异变化之下的变迁机理。研究发现:当并购方和被并购方生产率差异较小时,市场达到两类企业都倾向于跨国并购策略的演化稳定状态;当并购双方生产率差异较大时,企业的生产要素密集度及其结构对其OFDI进入模式决策具有重要的作用,知识或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企业与综合实力强势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采取跨国并购战略,而另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选择绿地新建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即企业OFDI进入策略选择因其所属的行业生产要素密集度及其结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台商投资大陆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台商对大陆投资区位选择受地区市场因素、集聚因素、劳动力因素及基础设施基本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研究利用1995年至2007年台商投资区位选择的面板数据,首先验证了台商投资区位选择受到经济规模、区域开放程度、台商集聚度、劳动成本等关键因素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重点分析了影响因素的时变特征.主要结论包括:外贸依存度指标的变化表现了台商投资由向外出口产品的模式逐渐转向在国内市场销售的模式;区域资金配套能力表明台商企业近些年呈现了对当地资金配套的需求;集聚因素影响显著性极高,说明台资企业的集聚现象非常显著,这与当前实际发展情况相似;劳动力因素结果说明台商对于劳动力的关注已从劳动力成本向劳动力质量转变等等.这些因素的时变特征,对台商投资大陆区位选择的行为是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中国技术进步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35国实证检验

在国际技术溢出理论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随机前沿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35国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东部沿海省份的技术进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全国总体和中西部省份的技术进步则没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我国政府和相关企业应该采取差异化投资策略:东部沿海省份应该依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扩大对沿线研发资本丰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西部省份应该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扩大对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并努力改善对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推进与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建设,继续深化对外开放,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中国技术进步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35国实证检验北大核心

在国际技术溢出理论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随机前沿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35国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东部沿海省份的技术进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全国总体和中西部省份的技术进步则没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我国政府和相关企业应该采取差异化投资策略：东部沿海省份应该依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扩大对沿线研发资本丰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西部省份应该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扩大对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并努力改善对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推进与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建设,继续深化对外开放,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     

企业政治能力、高管过度自信与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承担

本文以2008～2019年中国上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事件为研究样本，探索企业政治能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政治能力越强，越倾向于投资到高政治风险区位，高管过度自信是企业政治能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承担影响的传导机制；然而，该影响仅在国有企业和当东道国与母国政治风险距离较小时存在。上述结果表明，高政治风险区位的“机遇预期效应”在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承担中起主导作用，而政治能力是影响企业投资高政治风险区位“机遇预期效应”的前置因素，东道国与母国较小的政治风险距离也是企业政治能力在高政治风险区位发挥作用的情境条件。本文推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承担的研究，对企业风险决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FDI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我国FDI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从生产函数的基本模型出发,构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模型,运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分析方法,探究FDI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揭示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最后利用我国1985-2007年经济发展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FDI的大量进入,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具有时滞性,是一种长期的趋势。     

境外直投新路径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及融入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步伐进一步加快,境外投资各项指标实现翻倍增长。“十一五”期间,我国境外直接投资额近530亿美元,年均增长55％;境外投资国别快速增长,遍布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投资方式灵活多样。     

激励国外直接投资的合资方案

本文讨论在国际经济投资中，国外投资者主观认定的政策风险对国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提出东道国激励项目中的国外直接投资达到不受风险影响投资量的合资方案，证明了该方案的存在性，并在不同条件下给出方案的选择方法．讨论了合资方案对合资后双方的利益的影响。     

双边投资协定与外商直接投资——基于信号模型的博弈分析

在Jan Peter Sasse(2011)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其假设条件,利用不完全信息下的信号传递模型,对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BIT)的信号效应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BIT作为东道国传递给投资者的信号,该信号有效的条件在于BIT遵守成本的差异,投资者因此有了区分不同类型东道国的依据.东道国之间的引资竞争关系,会不断升级BIT的版本与内容,直至投资环境较差东道国的遵守成本高至无法覆盖签订BIT所带来的投资收益,此时高标准BIT的二次信号有效.此外,在模型拓展分析的基础之上,试图解释了“为何当前高标准BIT已成为各国所关注的对象?以及投资环境越自由的东道国所签订的BIT标准为何越高?”等问题,这对于理解BIT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信号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中国省域FDI投资的时空区位演化过程研究

采用1993-2014年中国31个省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利用了空间马尔可夫链方法和地理信息技术,研究了中国各省市外商直接投资的时空演化特征.按照FDI投资比重大小把各省市FDI演化特征划分为低、中低、中高和高4种类型,构建马尔可夫状态转移概率矩阵,利用空间Markov方法模拟了中国各省市FDI投资的时空演化过程.结果发现中国各省市FDI分布极不均衡,在1993-2002年期间主要分布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到2014年具有逐步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比较空间马尔可夫链的初始分布和极限分布发现,当处于低和中低状态时,极限概率小于初始概率,当处于中高和高状态时,极限概率大于初始概率;由此可以说明中国各省市FDI投资水平的提高正在稳步推进,而且FDI空间区位演化过程具     

基于LMDI的中国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研究

在对中国2000-2012年不同产业部门、不同能源消费类型的碳排放量进行估算的基础上,利用Kaya恒等式改进模型结合LMDI分解法对中国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分析.结果显示:经济产出水平、能源结构和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是正向的,能源强度和产业结构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是负向的.最后提出节能减排的对策建议.     

FDI企业选址与东道国环境规制博弈

建立了高进入壁垒和低进入壁垒下双寡头博弈模型,应用逆向求解法,得到了引资国环境政策是否改变和FDI流出国企业是否迁址的临界条件.结果表明:在高进入壁垒的产业中,由于东道国较高的进入壁垒,外国企业可能不迁址;但如果考虑FDI产生的正外部性且溢出效应较高,引资国可能降低环境规制水平以吸引FDI企业进入,但从环境的角度考虑,此时全球环境损害更大.在低进入壁垒产业中,东道国政府选择提高环境规制水平是其占优策略,对引资国和全球都是帕累托改善的.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我国R＆D经费投入影响因素的动态研究

针对我国R&D投入较少,R&D强度较低的现状,在对影响我国R&D投入因素进行假设分析的基础上,利用逐步回归方法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筛选,得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科技投入和产业结构是影响我国科技投入的主要因素,然后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对我国R&D投入在不同分位点上各影响因素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研究发现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较稳定,随R&D投入的增多经济发展水平对其的影响在逐渐减少,而产业结构对其的影响则在逐渐增大,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我国R&D投入的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