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公司中的高管特征与绩效的实证研究

与传统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不同的是,人力资本及其控制的无形资产对高科技企业价值的贡献相对于有形资产的重要性大大提高.高技术公司的治理与规范化公司的治理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是本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来自于高技术企业人力资本的价值和团队合作.本文对高科技公司中的高管特征与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在竞争激烈的高科技上市公司中,ROE与托宾Q值呈现显著正相关;高管人员持股比例总和与公司绩效指标(ROE)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高管人员平均薪酬与公司绩效指标(ROE)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建议高科技公司选好经理人,增加高管人员的持股比例及完善高管人员薪酬体制的建设,进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绩效.     

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与分类转移盈余管理—高管激励中介效应和机构持股调节效应

以高管激励为中介变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为调节变量,以2007年-2018年期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具有显著的抑制影响,说明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可以有效履行其监督职能;高管薪酬激励和高管股权激励在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与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机构投资者股权越大,分类转移盈余程度越低,但削弱了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正向监督效应。本文有助于完善控股股东委派董事监督分类转移盈余行为的影响路径,对上市公司调整高管激励结构和完善投资者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绩效与高管薪酬相关性研究

本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中国上市公司100强治理评价报告和上市公司年报为基础,以中国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了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高管薪酬的关系。通过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中国上市公司治理、高管薪酬和公司绩效之间没有明显的线性关系,高管薪酬更多的是由公司规模而不是公司绩效决定的。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企业资本运营效率——监管方式的调节作用

提升企业的资本运营效率是国资国企改革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以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管资本”为主的监督制度转型为背景,采用2008~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从股权治理和高管治理的两个方面,探讨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资本运营效率的影响,以及监管方式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资本运营效率,清单监管方式和大数据监管方式正向调节了非国有股东治理与企业资本运营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对于协同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以提升企业资本运营效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高管个人特征对股权激励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模式的选择问题一直受社会各界关注。本文利用2006年到2017年期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高管个人特征如何对股权激励模式的选择产生影响。结果表明,被激励高管的个人特征如高管年龄、任期、学历与社会资本显著影响公司股权激励模式的选择,年龄越大、任期越久、学历越高、社会资本越丰富的高管,公司更倾向选择限制性股票激励模式;男性高管越多的公司,越倾向选择股票期权激励模式,然而性别对其影响并不显著。本文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研究结果丰富了股权激励相关理论,并为上市公司科学合理地选择股权激励模式提供参考。     

高管部队经历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效率吗?

高管的特殊经历会影响个人性格和行为方式,对其管理和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具有部队经历的高管会促进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吗?本文以2014-2017年为样本期间,选取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讨论高管部队经历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董事长、CEO的部队经历均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效率;第二,具有部队经历的高管在面临激烈市场竞争的公司中任职,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第三,若CEO权力较大且无部队经历,则会制约具有部队经历的董事长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拥有部队经历高管的公司,其研发投入资本化比例显著高于其他公司,与提升企业创新效率的假设相一致。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和更换企业创新效率的计算方法后,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高管部队经历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效果,企业应充分发挥高管部队经历的积极作用。本文为企业创新效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证据。     

过度投资与其制约因素的实证分析——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经理的机会主义引发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西方学者通过考察投资与现金流相关性,研究企业过度投资问题并找到相应经验证据。本文利用上市公司(2005会计年度)数据,研究制造业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过度投资行为以及相关制约机制是否有效。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经理持股、举借债务、大股东性质、现金股利是过度投资行为的有效制约机制;公司治理机制中的独立董事并未发挥作用。     

大股东持股对公司价值影响的区间特征

论文以中国深沪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1-2005年跨越多个年度的大样本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股权集中背景下大股东持股及其他治理机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具有区间特征,两者间呈现出一种"N"型的三次曲线关系。且本研究验证了前人的研究结论,公司价值与大股东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度负相关,而与股权结构的制衡水平正相关。此外,与现有的理论预期和研究结论完全相反,本研究发现公司价值与独立董事比例显著负相关。     

市值管理动机下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与利益输送

上市公司的市值受到企业内在价值与外部溢价的双重影响,市值管理情境下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的利益动机及获利方式有待重新认识。聚焦市值管理的治理效应,以市值管理对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意愿的影响为切入点,引入内部资本配置效率,探讨两种认购方式中利益输送行为的存在性及市值管理理念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市值管理对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具有积极影响;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后存在更为严重的资金占用、更高程度的现金分红以及利用资产定价获利的倾向并导致边际资本配置效率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值管理能够制约上述利益输送行为,其治理效应随股权集中度的增加而增强,且民营企业市值管理的制度效率较国企更显著。研究结论通过揭示市值管理机制的效力路径为公司再融资决策及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终极股东超额控制下公司治理环境与股权结构的价值效应研究

公司治理环境和股权结构分别是从公司外部宏观层面和内部微观层面影响公司价值的两类主要因素。在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普遍存在超额控制权的现实背景下,本文基于终极股东超额控制权中介效应的视角,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大样本经验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的数理统计方法,实证研究了公司治理环境和股权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终极股东的超额控制权会显著损害上市公司价值;公司治理环境和股权制衡基本不具有直接的价值创造效应,但可以通过抑制终极股东的超额控制权进而间接具有价值创造效应;股权集中具有显著的直接价值创造效应,虽然股权集中会促进终极股东的超额控制权从而具有间接的价值损害效应,但大股东与上市公司的利益趋同大于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占,使得股权集中的总价值效应仍表现为价值创造效应。结论表明,通过遏制终极股东的超额控制权,能够有效实现公司治理环境和股权结构的价值创造功能。     

上市公司股权集中程度与公司治理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机械、设备和仪表行业的169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2004—2006年的数据，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Z指数与公司治理绩效的关系作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股改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治理绩效正相关并不显著，且与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治理绩效显著正相关，Z指数与公司治理绩效显著负相关；股改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托宾Q值正相关，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治理绩效显著正相关，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Z指数与公司治理绩效显著负相关。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和企业业绩关系研究

本运用我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考察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关系问题。研究的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水平与企业业绩显正相关，高管团队内的薪酬差距也与企业业绩显正相关，而高管持股则与企业业绩负相关，在统计上不显。因此章建议企业应该考虑股权激励的成本和效果，改善股权激励制度。研究还表明企业追求的目标是规模最大化而不是股东净资产收益率最大化。     

我国上市商业银行高管工资到底比市场合理水平高多少?

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商业银行的高管薪酬明显高于其他绝大多数行业的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为了探讨我国商业银行高管工资是否存在过高、以及比市场合理水平高出多少,本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除了2005年银行高管工资与市场水平相差不多外,其后各年商业银行高管工资均大幅超出市场合理水平,其中2006年银行高管工资超出市场水平约为180万-221万,2007年约为309万-353万,2008年约为260万-313万;在2005年-2008年商业银行高管工资增长速度明显存在过快问题;同时上述结论也得到相关回归分析的验证.鉴于我国商业银行高管存在过高工资问题,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抑制商业银行高管工资水平.     

基于投影寻踪分类模型的高管团队战略协同分析

着眼于企业高管团队战略协同系统所蕴含的学术与实践价值,研究系统效能重于高管团队自身的作为,关注系统优化则更重于传统模式下高管团队的内部建设.本文首先探究了高管团队与企业战略的协同机理;然后将基于实码加速遗传算法的投影寻踪分类模型技术引入子系统及子系统序参量的权重计算和有序度评价,提出了新的协同度评价方法,建立了高管团队的战略协同度评价模型;应用该模型对S企业进行了实例研究,印证了模型的可操作性.企业高管团队的战略协同度评价结果有助于识别具体企业高管团队战略协同进程中的制约要素,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对策.     

信息披露质量影响公司风险承担:治理效应抑或声誉效应？

基于信息披露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本文实证检验了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较高的信息披露质量有助于提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从而验证了信息披露的“治理效应”。进一步发现,管理层持股激励能够影响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并提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说明管理层持股能够加强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风险承担之间的正向关系,且这种影响关系在高管理层持股组中更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丰富和拓展了信息披露和公司风险承担的相关研究,而且对管理层激励契约的设计和公司风险认知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现实意义。     

高管薪酬监督博弈与独立董事有效性研究

研究聚焦董事会内部沟通网络,基于独立董事信息共享机制探讨对高管薪酬的监督效果。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相互之间通过共享信息来增强对高管自利行为的抑制能力,有效降低了高管薪酬。同时,管理者权力对独立董事信息共享机制的监督效力起到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随着管理者权力的增强,独立董事信息共享对于高管薪酬的约束作用被弱化,这一结果说明独立董事信息共享机制的监督有效性受到管理者权力的限制。研究构建了独立董事信息共享指标,并基于董事会监督博弈过程分析信息共享对高管自利行为的约束过程,最后运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加以验证。研究拓展了对独立董事监督机制的认识,为打开董事会“黑箱”、提升董事会绩效提供新视角,促进公司治理机制由静态结构研究向动态过程研究转化。     

股权集中、机构持股与内幕交易:来自沪深A股的经验证据

选择2011-2016年沪深A股2158家公司面板数据,借助累计异常换手率衡量内幕交易行为,研究股权集中、机构持股与内幕交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越高,发生内幕交易的可能性越大,非国有上市公司比国有上市公司发生内幕交易的可能性更大;机构持股能显著减弱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过高引发的内幕交易行为,在监管法治不到位的情况下,机构持股能有效抑制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内幕交易行为.文章研究结论为内幕交易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公司治理、政府补贴与战略性新兴企业创新效率

基于随机前沿方法评价了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创新效率,并从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的创新激励视角对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创新驱动因素进行了路径分析与识别.通过对2011-2016年389家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创新效率差异较大,而且具有随时间递减的技术进步效应.政府补贴、市场竞争、产权比率、董事薪酬、董事独立性等因素表现出创新驱动效应,高管持股表现出创新抑制效应.此外,国有产权对高管持股的创新驱动具有同向强化作用,对股票流通性的创新驱动具有反向强化作用.     

大股东关系经济后果实证研究——基于公司绩效和盈余质量的评价视角

本文关注了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关系"特质在上市公司的体系特征及其影响。通过对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发现约有50%的上市公司中,其前十大股东之间存在联结关系。在对大股东联结关系进行分类统计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大股东关系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大股东关系的存在增加了上市公司股东网络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正向效果比较明显,从而使得大股东之间有联结关系的上市公司,其财务绩效和盈余质量显著高于大股东之间不存在联结关系的公司。     

内控“速成”

内部控制是上市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以一家于2011年12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于上市前进行的系统化内部控制优化建设工作为例,给出上市前优化内部控制的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