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忠君”——重读杜甫《哀王孙》

杜甫《哀王孙》是一首反映安史之乱中唐皇室悲惨遭遇的诗篇。诗中流露出很明显地“忠君”思想,导致古今论者对此诗评价悬殊。如果我们能够超越诗中“忠君”思想的表层,就会发现杜甫在此诗中流露出的思想其实仍是他一贯的爱国爱民思想的流露。本诗“指陈时事,反思致用”的特质于我们认识那个特定时代有着不可忽视的“诗史”价值。今天的我们有必要对此诗重新认识,重新定位。     

论儒家、道家与《周易》的和谐美学思想

先秦时期的儒道两家以及《周易》是“和”学思想的主要代表。这三者的和谐美学思想有其相通之处,但又各具特色,特别是《周易》的和谐思想代表了中国古代和谐思想的最高成就。本文就这三者的和谐观的异同作一分析。     

杜甫《同谷七歌》的悲剧主题

杜甫流寓同谷时是其一生中最为悲惨的时期,他用心血凝成的《同谷七歌》充满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理想幻灭之感慨,诗人在字里行间流露了其生活的举步维艰,颠沛流离造成的骨肉分离的悲痛,自身遭遇的屡屡不幸,以及忧国忧民的悲愤情怀。《同谷七歌》既反映了诗人的悲剧人生,也展现了诗歌浓浓的悲剧主题。     

《打手歌》版本研究——兼与龙卫东先生商榷

对不同版本的《打手歌》进行对比研究，确认世间广为流传的《打手歌》为唐村李氏第十二世先祖李鹤林之作，澄清了太极拳理论发展史上一些牵强附会的说法和谬误，正本清源，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重读《过客》——兼与李天明、胡尹强先生商榷

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最丰富最难以言说的作家，他的作品总能使人常谈常新。有些论认为《过客》表现的是情爱主题，这既不符合原作，言论也过于偏狭。《过客》是集中体现鲁迅人生哲学、精神品格、情感方式与心理个性的代表作品，提出的是生命价值、人生追求的哲理性命题，其最重要的思想内涵就是向前走。在鲁迅看来，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目的与结果，而在于过程与行动。他对自己的“过客”身份有清醒的认识，既不逃避历史的承担放弃行动，也不期望人人喝彩名垂青史。     

从《中庸》看先秦儒家的君子之道

先秦时期,＂君子＂被孔子赋予道德方面的含义,并成为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表征。结合《中庸》所论＂慎独＂、贵＂诚＂、＂时中＂等思想,正可一窥先秦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之道。作为先秦儒家道德学说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君子之道对中华民族的人格价值取向影响深远。     

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考辨——兼与耿云志先生商榷

黎昔非先生作为《独立评论》的经理人,为这份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刊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这项繁重的工作对他的人生却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耿云志先生著《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一文没有回答文题应有之义,而是刻意从维护胡适的角度出发贬低黎昔非的作用,在许多关键问题的叙述中严重歪曲基本事实,有必要予以澄清,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杜甫《梦李白》的文献异文与文学阐释之关系

文献考订与文学阐释关系微妙。本文以杜甫《梦李白》（其一）为个案,梳理出历代文献中的三种不同文本：主流本、黄生本、仇兆鳌本,后两者有直接的承继关系。同一首诗的三种不同文本,分别对应着不同的阐释取向,反映出对诗歌艺术特色的异趣。而黄、仇二人对传统文献的修订,正是基于对诗歌的个性解读,也表达了不同于传统的批评策略。从文献学角度判断,主流文本更接近杜诗原貌。而从阐释学的角度考量,则黄、仇二人为该诗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对该诗进行了再创作。文学阐释不仅重构作品,也重构文本。     

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论杜甫诗歌的道释意蕴

千家注杜,都只是围绕一个”儒”字,对杜诗中的道释意蕴几乎视而不见。尽管杜甫一生频繁出入道释,但儒学始终都占据着杜甫灵魂的主导地位。道释在杜甫的心灵坐标中总是若隐若现,无足轻重,且无论悟道与否,杜甫的修道学佛不但无损于其“诗圣”的伟大形象,反而更显示了“诗圣”的难得、可贵,所以我们无需回避杜甫身上的道释痕迹,一个儒道释的杜甫形象应该更全面丰富,也更真实可亲。     

横行思神骏,腾举企高远——对杜甫诗歌中鹰、马意象的解读

本文从杜甫诗歌中所使用的马与鹰这两种物象入手,简要分析了杜甫在诗歌创作中所运用的意象同诗人的创作思想、艺术手法以及创作环境等之间的联系。试图通过对杜诗中一些意象的解读,去弄清诗人的创作与时代、社会现实及自我意识之间的关系。     

论杜诗中的悯农题材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其一生的诗歌创作中,有许许多多关注农耕、忧心农事的悯农之作。在这些作品中,诗人以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将其所处安史之乱前后农夫所遭受的众多天灾、兵祸之苦真实记录下来,并将自己对他们的哀悯、同情与赞许等诸多情感寄寓其中;这与其所继承的重农耕的儒家思想传统密切相关。同时,这一题材的开拓,对后世悯农诗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杜甫艺术诗与盛唐艺术

盛唐艺术繁荣鼎盛,并且当时的文人普遍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因而留下了数量颇丰的艺术诗。其中,杜甫的艺术诗成就最为显赫。杜甫的艺术诗不但生动展示了盛唐艺术的风貌,而且深刻阐释了盛唐艺术的风度。一方面,杜甫的艺术诗是受盛唐艺术的强烈感染而作,承载了盛唐艺术的大气与恢弘;另一方面,杜诗创作历来与社会现实密不可分,盛唐社会的急转骤变使杜甫后期的艺术诗具有了更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而盛唐艺术的气度始终是杜甫诗歌创作的底气所在。     

杜诗在汉语史研究方面的价值

杜诗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杜诗在研究异体字正俗更替、探讨词语复音化的规律、揭示常用词词义演变的轨迹和弥补大型辞书收词释义的缺漏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     

从风雨意象谈杜甫的忧患心理

素有“诗圣”之称的杜甫,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在诗歌艺术方面有着无所不能的才华。同时,忧愁类风雨意象贯穿杜甫大半生时光,在不同人生阶段体现诗人互相渗透而且侧重不同的忧患心理,展示了诗人理想的失落、人生的凄寒、对故乡的渴望、对事实的慨叹以及风餐雨卧的漂泊状态。     

杜甫报国忧民意识的思想意蕴与精神特征

杜甫有过致仕的经历，但更多的时候是身在江湖，但这并未让诗人熄灭政治热情。战乱和动荡给诗人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冲击，更让诗人深切地体会到人民的苦难。杜甫深厚的仁民爱物情怀，让他在漂泊无定的人生中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报国忧民意识。     

从干谒看李白杜甫的入仕心态

干谒之风非始于唐,却在盛唐时期最为风行,此期的两位大诗人李白、杜甫亦未能免俗.李白不屑科举走上千谒之途,杜甫则是科举失利方入干谒者之列.他们二人在干谒时段上有长短差异,在对于谒结果的认识上亦有所不同,但他们事干谒时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负荷,然而无论怎样李白和杜甫在入仕心态上都是积极的.虽然他们都事干谒,却依然不减他们卓然大家之风范.     

从干谒看李白杜甫的入仕心态

干谒之风非始于唐,却在盛唐时期最为风行,此期的两位大诗人李白、杜甫亦未能免俗。李白不屑科举走上干谒之途,杜甫则是科举失利方入干谒者之列。他们二人在干谒时段上有长短差异,在对干谒结果的认识上亦有所不同,但他们事干谒时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负荷,然而无论怎样李白和杜甫在入仕心态上都是积极的。虽然他们都事干谒,却依然不减他们卓然大家之风范。     

鸿都门学设立的原因及其文学思想史意义

汉末两次党锢之祸加剧了经学的式微,士人普遍表现出一种疏离政权的倾向,朝廷以经学取士的方式无法正常进行,灵帝在此际设立鸿都门学即是对选举制度所作的一次改革。当时社会围绕鸿都门学的争论映照出不同的文学观念:汉灵帝及鸿都诸生皆以书法辞赋作为利禄之途,是功利主义文学观;以杨赐、阳球为代表的正直士大夫主张罢除鸿都门学,对文学持否定的态度,是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极端发展;蔡邕则从反对鸿都门学的角度认识到了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三者皆反映出文学独立于经学的事实,因此鸿都门学的设立在文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具有转折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