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光伏生路

投资决策已不仅仅是一个企业自身追求价值的手段,如若行业处于上升阶段,短视的投资理念或将带来价值的急剧增长,但往往“昙花一现”。任何一个新兴产业都必将经历一个野蛮生长的暴利时代,在这个阶段,“视野”对于投资决策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制造业觅春

当“波动”、“探底”、“衰退”、“危机”等字眼充斥于报端,动荡不安的外部环境已成为企业必须直面的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积极应对市场波动与风险,为未来的增长做充分准备,并稳步实施,就可能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问内重新诠释“觅春”的含义。     

“现金为王”的科学

无论是“现金如血”还是“现金为王”,管理者要想对企业发展前景规划合理、完善,并想最大限度地增加企业价值,对钱的问题就不能漠视。在这个人人“缺钱”的时代,CFO们应如何从企业经营、投资、筹资及整体运营的角度去重新审视资金管理？如何根据企业的需求,寻找最“合适”的资金管理模式,扬长避短,让企业走得更远？为此,《新理财》记者采访了北京九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解洪波。     

张夕勇：战略先导最重要

美国的汽车业在“金融危机”中奄奄一息,一度面临破产境地。于是国内诸多媒体鼓噪国内的汽车企业前去美国“抄底”。面对此种诱惑和多变的经济环境,作为中国最大的商用车生产商——北汽福田汽车股份公司（600166）常务副总经理张夕勇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和判断。他认为,公司任何的业务和决策都应紧紧围绕自身的战略进行,内涵增长和外部扩张要有机结合,应注重企业价值提升,不能盲目扩张。     

合作创新与企业价值分析

本主要研究合作创新与企业价值的关系。首先从理论上探讨合作创新和企业价值的关系，并提出如下假设：企业的合作创新行为会带来企业价值的增加。然后收集了证券市场上宣布合作创新的公司，及其日回报率，检验如上假设，并证明合作创新行为的确可以提高股东和投资对企业价值增长的预期；最后总结了检验假设的结果，并提出下一步研究的目标。     

海外区域技术平台投资的时机选择模型及实证研究

基于后发企业海外区域技术平台(RTP)投资中“成熟技术产品推广”和“新技术产品开发”两个阶段,本文构建了两阶段实物期权模型。进一步,利用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上市公司样本,考察了RTP投资时机选择的决定因素及影响效果。研究发现,第一阶段外生不确定性越低、第二阶段内生不确定性越高、新技术产品项目的增长期权越大,企业越倾向于尽早地RTP投资于海外市场;在两阶段内外生不确定性的不同条件下,RTP投资时机相应地对企业创新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差异影响。     

资金追随资源整合者

“缺钱”是这个冬天的主旋律。一方面,企业实体现金流告急,经营战线迅速回撤：另一方面,资本市场萎靡不振,屡创新低,企业价值随之大幅缩水,并购筹码相对减少。诸如和记黄埔之类的航空母舰也不得不采取异常保守的投资策略,以期安然“过冬”。更多的企业则是表现得无所适从。     

吴江龙：知行合一

思考,是吴江龙生活的常态。 作为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副总裁、CFO,他不仅在一个大型集团企业的财务管控方面积极探索,而且将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在徐工的具体实践,不仅提升了企业价值,也引发着吴江龙的进一步思考。     

政府行为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模式选择影响的演化博弈研究

为获取竞争优势,企业会根据政府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模式做出合理选择。以企业产品具有可替代性、不同绿色创新模式资本投入具有差异性为前提,构建了政府绿色创新投入补贴与征收碳税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模式选择影响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对演化路径、稳定均衡策略及影响机理进行理论与数值仿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政府行为下的企业通过突破式绿色创新获得的最低额外净收益为正值时,企业群体才会向全部选择突破式绿色创新模式的“理想状态”演化;绿色创新投入补贴与征收碳税均能提升企业开展突破式绿色创新活动的可能性,并能诱导企业加速向突破式绿色创新演化;征收碳税的激励作用较为显著,应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使其发挥最大促进作用。     

我们的预测有多准？

诸葛亮的英明就在于他的料事如神、运筹帷幄。财务人员如果能通过提升财务预算的准确性来提高企业的价值，必然能够提升自身价值，成为企业经营管理的“预言家”。     

IPO挑战二级市场

一级市场就是“风险”市场。找不到对企业进行明确定性（或定量）的价值判断标准,仅靠“发行制度改革”,解决不了太多的问题。     

全生命周期视阈下责任式创新的演化博弈及扩散机制研究

构建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引入Lotka-Volterra模型来探究利益相关者在责任式创新全生命周期中的行为策略演化和相互作用机制,以及不同响应手段对责任式创新扩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责任式创新全生命周期的新生阶段、成长阶段和成熟内化阶段中,政府分别扮演着“倡导人”、“推广人”和“守夜人”的角色,且其在新生阶段对责任式创新的倡导推广直接影响了其后续的扩散状态;在成长阶段和成熟内化阶段中,高额惩罚、低治理成本和公众参与能正向促进企业责任式创新,而适当的激励补贴会避免企业产生“骗补”行为;政府和公众的适当响应手段共同促进责任式创新由共生向全扩散状态演化,而政府的过度倡导推广会导致扩散效率下降。     

酒企营销预算思路

近年来搭乘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红利,白酒行业得到迅猛发展。2011年全国规模以上白酒企业1169家;白酒类前10位上市企业2011年实现销售收入3746．7亿元,同比增长40．3％,利润增长51．9％。但是,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的加快,白酒行业同质化、行业集中度低、竞争惨烈化加剧,特别是行业发展中广告与促销费用膨胀风险加速累积。1995年的央视“标王”孔府宴酒,其品牌“孔府宴”在2002年转让给山东联大集团;1996年的央视“标王”秦池,在业绩过山车之后一蹶不振;2008-2010年,洋河投入的广告促销费用分别为1．07亿元、1．43亿元和4．3ML元;2011年的央视招标会上,酒类企业共投放19亿元,超过招标总额的20％。     

混业经营渐行渐近超级监管争议再起

笔者预期2008年将会是金融混业经营快速发展的一年，金融企业将重新定位：而“超级金融监管”的再度争论很可能预示着现实走向．三步曲式的一元监管或许更为理性。     

企业价值视角下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波特效应的再检验

将2013年6月开始在7个省市实行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1-2018试点行业的上市企业为平衡面板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否能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提高企业价值,以检验“强波特假说”在中国是否成立。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不能通过促进试点地区上市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企业价值,实现波特效应;分地区检验发现,只有在北京市能实现波特效应,在全国及其余省市均无法实现波特效应。碳排放初始配额分配过多导致的碳价过低是主要诱因。应鼓励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提高企业价值。     

基于Ohlson模型的企业权益价值自适应估计

企业价值估计是投资的基础.1995年,J.Ohlson将超额收益RI（Residual Income）用于企业价值估价,形成了企业价值估价的一个分支.然而,Ohlson模型要求正确估计收益率和未来各期的超额收益,在应用上有明显的局限性.本文以Ohlson超额收益估价模型为基础,结合Gordon增长模型,建立了一个企业权益资本价值估价新模型.对该模型的参数估计,我们采取逐步迭代的方法,逐步吸收企业成长过程中的信息,不断修正模型参数,直至得到“满意”的参数.我们证明了这个参数估计过程是收敛的,因此新模型有更好的可操作性.     

活力百强 新鲜出炉——打捞活力

“‘活’,首先是活着,一定要防范风险：‘力’,是指长跑的耐力,而不是短跑。”中沪深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赵一军这样解读“活力”。南开大学商学院李维安教授是企业活力评价方面的专家。他在接受采访时,也特别强调了在现阶段防范风险对于企业保持活力的重要性。“一定要建立风险防范系统。因为在目前的状况下,要保持财富的平稳增长,风险的防范是第一位的。这里的风险不光包括财务风险,还包括治理风险。”而对于企业如何保持活力,     

高管纵向关联与企业价值——“隧道效应”还是“监督效应”

高管纵向关联是加剧了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还是增强了对管理层的监督,是公司治理方向的一个重要问题。以2004—201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手工整理了关联高管的详细信息。研究发现,高管纵向关联与企业价值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高管纵向关联通过加剧大股东掏空发挥了“隧道效应”。进一步研究显示,高管纵向关联与企业价值的负相关性在非国有企业、信息披露程度低的企业以及所处地区法律环境差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并且,存在高管直接纵向关联以及董事长纵向关联的公司往往表现出更低的企业价值。文章丰富了纵向关联高管的研究成果,对于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企业创建税务文化

成功的企业通常注重培育自己的价值观,它对内感召群体,形成战斗力;对外形成传播,树立良好形象。然而,企业税务文化建设,是目前企业文化建设当中的短板,却是企业税务管理当中的灵魂部分。通过税务文化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可以使企业树立健康、诚信的纳税理念,通过“自律”方式,使企业实现“安全纳税、科学纳税”。     

李飞龙：财管“门道”

在行业快速发展以及企业自身财务管理具有特殊性的情况下，无论是优化内部资产负债，还是布局国际化财务管理，或是推动企业价值管理，中海油服都有着值得借鉴的财管“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