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龙胜集《公平交易碑》看清代农村集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清代是中国古代商业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从龙胜集出土的《公平交易碑》来看,尽管清代农村集市贸易中存在诸多问题,但清代已经确立了以“牙人牙行”制度为核心的农村集市商业组织制度文化,通过乡规民约,提升了商人伦理道德文化。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政府管控及自下而上的乡规民约的强化,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农村集市贸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因此,在继承前代商业文化的前提下,清代的农村集市商业文化有了较大的提升,这种提升进而促进了清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从无名状元看清代科举之弊——以安徽状元李振钧为例

李振钧是清代安徽安庆府太湖县的状元,但在状元及第后直至逝世的十年时间里,一直任翰林院修撰,未能进取宰辅、各院部长官、总督与巡抚等职,一举成名之后便再无回响,直至默默无闻,其中原因引人思索。通过分析李振钧的殿试对策卷以及诗歌作品,并结合时代背景,可以总结出两点原因:一是李振钧的个性不合于时,二是封建社会末期的科举制度已经成为人才发展的桎梏。     

从“工业化”与“合作化”的关系看当代文学——以《创业史》为例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分别表现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合作化"的作品很多,但是,把"工业化"和"合作化"的关系作为叙述主题的作品却几乎没有,这个主题以缺席而在场的方式深刻制约着当代的文学叙述。因此,追究这个主题在当代文学中的表现与不表现,以及为何表现为何不表现,就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视野,一个路径,或许也可以算作一种方法。     

杨慎复兴华夏文学思想的文化解读——以《禹王碑》、《禹碑歌》为例

明嘉靖时期,古代文学面对时代转型,谋求新的发展出路。杨慎谪居云南,考释了华夏文化源头之作———《禹王碑》全文,并自觉实作了功标史林的三通《禹王碑》立于云南各地。在引证《禹王碑》的基础上,杨慎创作《禹碑歌》并刊刻立石,提出华夏文学的起源应在殷商文学之前的学术观点,主张复兴华夏文学应从《禹王碑》溯源,进一步阐释《禹王碑》所孕包"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哲学思想为复兴华夏文学的思想基础,无疑具有深刻的跨时代意义。     

论青歌赛“三分法”之局限性——以《玛依拉变奏曲》为例

所谓“三分法”,即是在专业声乐赛事中,按照民族、美声、通俗（流行）三种唱法进行划分比赛。经过长时间的实践,“三分法”模式无法将多元化发展的作品严谨的划分。本文以极具代表性的当代艺术歌曲《玛依拉变奏曲》为例,辩证分析“三分法”声乐赛事模式的局限性。     

从女性家族小说看“疯女”形象——以《玫瑰门》、《妈阁是座城》为例

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以女性家族小说为切入点,展开了对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家笔下"疯女"形象的研究,以《玫瑰门》、《妈阁是座城》为例,独特的女性视角,历史为引、避重就轻,描绘出了在纷繁诡谲的历史背景下司猗纹、姑爸、梅吴娘、梅晓鸥的人性嬗变和命运悲剧,以及她们在特定的时空下所遭受的多重压迫:男性特权、封建政权、女性个体自身的放逐和堕落;探究造成女性言行失常、精神变异的深层原因;通过对男权政治和社会文明的批判,达到对当下女性文学的辩证思考以及未来两性话语权的重新建构。     

从描写翻译理论看隐语的汉译——以《浮华世家》为例

隐语在日语中广泛存在，特别是日本商界。比如译自日语的商界小说《浮华世家》里面就出现不少日语隐语的汉译实例。本文以描写翻译理论为基础，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对这些隐语实例进行研究，分析翻译过程中的初始、预备和操作规范；试着解释译者为何做出如此翻译，归纳隐语翻译策略。为今后的隐语翻译实践提供启示。     

JALIS二期特色数据库建设研究——以“清代图像人物研究资料数据库”为例

以JALIS二期专题特色数据库子项目——"清代图像人物研究资料数据库"为例,对建库的基本原则、步骤与方法进行了探讨。     

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以山西省普通高校为例

从文化生态学理论视角出发,以山西省地方高校为例,研究高校校园文化的外部和内部建设.结合高校实际,充分认识到地方高校办学定位的重要性,理顺高校产学研和地方经济企业发展的关系,坚持地域特色文化和校园精神文化的相结合,最终实现地方高校校园文化特色性和可持续性的良好发展.     

秦汉地方吏治思想的转变——以“为吏之道”类文献为例

秦简中吏治文献丰富,但与后世"官箴"相比,称之为"吏道"更为准确。汉代迄今为止未见此类文献,主要因为汉代以诏书、律令等形式对官员进行训诫,而武帝以后,经学地位被确立,并成为官员道德与行为的重要准则。秦汉在地方吏治思想方面发生明显转变。     

以《遗产》为例看美国犹太移民的“存活”观

菲利普·罗斯的代表作品《遗产》,充分表现了美国犹太移民在异地的艰难＂存活＂。努力活下来、在忍让和团结合作中求生存构成了他们的＂存活＂观。在作品中罗斯也流露了对犹太民族＂存活＂的隐忧。     

清代纹章漆器研究——以“剃须漆碗”为例

大约两百年前,在大量的清代广州外销漆器中,一种特殊的“纹章漆器”逐渐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它属外销漆器中的特殊定制品,更是那个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融会的产物。本文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品“剃须漆碗”入手,探究和分析纹章漆器的图形由来、历史沿革以及特色价值等方向,并梳理纹章漆器中的传统漆工艺制作特点,欣赏东西方文化在纹章漆器上碰撞产生的灵感火花,呈现出的独特艺术风格。以此为理论依据,尽力还原这一时期的皮革加工成型工艺、皮革底胎髹漆工艺、漆器图案纹饰描金工艺、纹章徽标的描金彩绘工艺等技法,再现当年的清代纹章漆器。最终形成可借鉴的传统工艺制作方法和材料研究分析,并将整套技术工艺流程和制作步骤记录留存。在此基础上,以当年的广州蕃坊为切入点,通过对明清时期广州“凯旋门”和近代“漆器西家行”等关键地点进行图像档案搜集整理,初步还原了明清时期广州漆器工坊和皮革工坊生产纹章漆器的过程和工艺。同时为今后更好的研究清代纹章漆器提供了相关史料和详实数据支撑,填补了目前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从传播学视阈看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媒介建构——以青海省媒介发展现状为例

本文以青海省媒介发展的现状为例,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媒介现状进行分析,同时提出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媒介建构的策略。     

从《梦十夜》看夏目漱石的审美观——以《第十夜》为中心

《梦十夜》是夏目漱石的早期的一部散文诗式的作品,分别讲述了作者的十个梦,通过这些梦作者表达了自己对许多事物的看法,包括作者对爱、人生、社会、东西文化冲突以及艺术审美等等方面。而其中的《第十夜》就反映了夏目漱石的审美观。     

从“以资闲谈”看《六一诗话》的成因

《六一诗话》成因比较复杂,从《六一诗话》之小序＂以资闲谈＂作为契入点进行研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六一诗话》的成因与欧阳修致仕后充裕的经济条件、颍州的地理及人文环境息息相关,同时又与当时社会需求相关。     

民初新闻舆论与政治格局演变——以“善后大借款”事件为例

民国初年,财政危机日迫,袁世凯政府为维持政局的稳定,开始了＂善后大借款＂的交涉。交涉前期,唐绍仪力图摆脱列强的财政控制而签约＂比款＂,却因此引发了新闻舆论的轩然大波。在这场舆论大战中,列强和袁世凯联合制造的＂反唐＂舆论占据了主流地位,由此导致人们对唐绍仪的＂误读＂,唐内阁由此而倒台。交涉后期,面对反对借款的舆论高潮,袁世凯政府采取了强硬钳制政策。虽然在袁世凯政府的强力控制下,反借款舆论终被平息下去,但却为袁世凯将来的众叛亲离以及统治的终结埋下了隐患。由此,可藉以反思新闻舆论对政治格局演变的影响。     

从《少年中国说》看梁启超文之“气”

站在风口浪尖制高点上的梁启超,以战略家的眼光观照文学进化并汲取中国优秀文论精华之"气"和西人之思想语法,开创性地以"意气"、"豪气"、"体气"而卓然自成一家,完成了对自己文化的民族精神的独特建构,在今天仍有强烈的镜鉴功效。     

关于冯友兰改造“道”概念之省思——以《新理学》为例

冯友兰通过改造传统哲学中“道”之含义,使之兼具动和静、形上和形下的双重含义。从静态角度看,“道”指向宇宙和大全;从动态角度看,“道”指向大化流行。从形而上角度看,“道”指向事物所依照之理;从形而下角度看,“道”指向事物的生灭变化。冯友兰以“无极而太极”之“而”诠释道,使道的内涵更丰富。冯友兰还将“真元之气”与道家之道进行比较,发现其在“无性”以及不可名状、无形无相等方面的相似性,但真元之气必须依照理才能生成事物,而道家之道却不需要他物便能独立生成事物,这是两者的显著差异。本文从“道”内涵的复杂性入手,多角度分析经冯友兰改造后的“道”之内涵。本文充分肯定冯友兰在改造旧概念和建立新理学体系方面的创举,同时指明其思想内部遗留的问题。     

从毛泽东与顾拜旦相关体育标语看东西方体育思想之异同——以《体育之研究》与《体育颂》为例

以毛泽东较具代表性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与顾拜旦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标语为研究视角,以毛泽东代表作《体育之研究》与顾拜旦《体育颂》为个例,分别从其历史背景、核心内涵、中西方体育思想之间的对比以及对现代体育事业发展的启示几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与研究。在继承和回顾近代体育史的同时,寻找两者体育思想中的相似点和差异点,在相互借鉴与学习的同时,探讨对现代体育事业发展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