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党锢士人气节的表现形式及其构成机制

汉末桓、灵之际,宦官乱政,正直废放,在伏牛山大地上活跃着一批心怀国祚、视死如归的党人。他们以气节互相推重,依靠群体的力量发出声音,同阉宦集团展开斗争。儒学在东汉的大发展提升了知识分子们的话语权,春秋战国的养士遗风为党人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谣谚则是促进党人团结、讨伐阉宦的有力武器。此三者大致是党锢之祸中支持士人矢志不渝、前赴后继的气节之构成机制。士人话语权的提升使他们拥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群体的愈发扩大也会增加他们话语的权重,谣谚盛行、互相题拂则可以吸引更多士人参加这场战斗。此三者密不可分,相互生发。党人们用生命和鲜血诠释着儒家的义利关系,成为伏牛山区域历史文化的不朽丰碑。     

也论施琅的气节问题

明末清初,政权鼎革之际,有志人士以种种方式回应时势,留下了可供评说的功过是非。施琅从抗清到效忠于清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本文从“气节”问题说开去,力求客观地评价施琅。     

也论施琅的气节问题

明末清初，政权鼎革之际，有志人士以种种方式回应时势，留下了可供评说的功过是非。施琅从抗清到效忠于清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本文从“气节”问题说开去，力求客观地评价施琅。     

书法美的本质——与陈方既先生商榷

针对陈方既关于书法美的本质的观点进行商榷,并提出＂书法是一门艺术,应该具备艺术的基本属性,书法美是一种艺术美,必然符合艺术美的本质特征;书法美的本质在于充分利用书法的特有元素表现出形式美的悦目和内容美的赏心＂的观点。     

也谈注释号在文中的位置——兼与曾景忠同志商榷

《语文建设》1988年第1期发表了曾景忠同志《关于注释号及其在文中的位置》一文(以下简称《曾文》）。该文列举了注释号适用中的位置混乱情况，分析了导致混乱的原因，并且提出了确定注释号位置的原则。我们认为，《曾文》的最大意义在于提出了一个长期存在却被人们普遍忽视的同题，并对这一久而采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但是，《曾文》似乎还没有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并且，文中有些地方也是值得商榷的，本文拟就如何确定注释号在文中的位置略抒己见，为求论述得比较全面，与《曾文》的异同也就有所不避。     

论山水文学与士人的精神寄托

山水文学是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学宝库中一份值得我们重视的宝贵遗产。古代士人悟乐于山水 ,得自由于山水 ,融创造于山水。山水文学展现了士人的情感世界 ,寄予了士人的精神希冀。     

也谈邹梧冈参订《三国演义》毛评本的版本价值——与张志和、黎必信二先生商榷

邹梧冈参订的《三国演义》五十一卷毛评本被发现后,就其版本的价值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笔者认为,此书是《三国演义》版本系列中的一种,大约成书于清雍正、乾隆年间。从版本的种种特征看,它有可能是四堡书坊刻本。依据邹梧冈的生平事迹及著述活动推断,邹梧冈有可能参订并刊刻过此书,但此书不应早于康熙醉耕堂本而成为毛评本的第一个版本。任何拔高或贬低它的价值都是不正确的。它的发现,对研究《三国演义》版本的流传有一定的意义,尤其是对四堡书坊印书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严嵩与明代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争——兼与朱声敏先生商榷

赞同朱声敏先生所说“胡宗宪是明朝嘉靖年间最重要的抗倭将领”，但不赞同他把胡宗宪的抗倭功绩与严嵩、赵文华完全撇开。严嵩、赵文华与胡宗宪相结识并不只是依靠贿赂或权力的相互利用，二者应有抗倭思想一致、意气投合的因素。严、胡关系并不是“权奸在内，而大将立功于外”的关系，而应是昏君在上，将相协力为之治理江山的关系。严嵩、赵文华对抗倭战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平倭可以说是他们政治业绩上最突出的亮点．     

论孟子士人精神在汉代的影响——以《韩诗外传》对孟子士人精神的继承为例

通过对汉代三家诗中流传至今的唯一一部著作《韩诗外传》的研究发现,《韩诗外传》在士人的独立意识建构、人格诉求和不同境遇下的选择三个问题上完全继承了孟子的观点。可见,早在汉初,学者就已经开始了对孟子士人精神建构问题的系统性关注。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新证》辩——与浦玉生先生商榷

浦玉生先生主张《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就是苏北施彦端,并认为江苏沿海风物与《水浒传》有联系,可作为施耐庵作《水浒传》的内证.笔者对此一一加以辩驳.     

南宋词人王千秋简论

王千秋是南宋初期的一位重要词人,因其生平事迹记载不详,词作缺漏,又宋代词人辈出,名家各领风骚,掩住许多优秀词人的风采,故声名不显。其文学成就主要在词创作上,词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包括旅怀别绪、宴游酬和、咏史怀古、记事咏物等。语言凄婉苍凉又清新健拔,自成格调。从王千秋《审斋词》,就其词作着力论述,力图全生态地展示这位宋代词海里久沉的面貌,旨在使依旧沉在《全宋词》中的词人优秀作品得到欣赏。     

南宋雅词之探

雅俗之辨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争议颇多的话题。宋词作为一代文学样式，在雅俗的演变上更有其特点。南宋词坛经过自北宋以来的长期探索与辨析，在词的雅化之路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内容上反对淫艳猥亵，提倡骚雅；风格上“涉谐谑”、“鄙俗”、“侧艳”则去之；在词体源头的探求上，认为诗词同源，推尊词体；语言和音律求雅，反对俚俗。姜夔、张炎、王沂孙等是南宋雅词的代表。通过南宋词学的雅俗之辨，词的创作发生了根本变化，词人的创作规范化、理性化了，人们认可了词这种文学体裁，并使词体定型，渐成为与诗比肩的一种文体。     

南宋福建宗室任官考述

南宋福建宗室是南宋初年随着外居宗室管理机构南外宗正司、西外宗正司迁入泉州、福州后逐步繁衍发展壮大起来的皇族群体。南宋福建宗室主要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官职。他们担任的官职主要有中央官员、路级官员、诸司官员、州级官员和县级官员五种层次类型。他们在发展地方经济、维护社会治安、重视文教事业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论南宋文化对南宋文学的影响

南宋王朝定都杭州以后,受“浙西”文化的影响,南宋文化更具优雅、婉美而精细的形态,生成了追求诗意的审美品格。南宋文化为南宋文人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融入世界、认识世界的文化感知方式,从而为南宋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自身独特的贡献。     

南宋以来闽籍徙温移民的四个契机

南宋以来,温州地区经历了以闽籍徙温移民族群为主导的四次移民浪潮,分别是南宋时期因为“淳熙水患”而造成的补籍移民浪潮、明代初期卫所制度下的卫戍移民浪潮、明代中后期出于生存压力而出现的移民浪潮以及清代初期动乱所导致的移民浪潮,这四次移民浪潮使温州南部的平阳、苍南等地至今仍保留丰富的闽文化遗存和完整的闽文化社会形态,这四个时段成为南宋以来闽籍徙温移民的四个重要契机。对这四次移民契机形成原因及具体状况的探讨,有利于后人进一步研究南宋以来闽籍徙温移民宗族社会的发展与嬗变。     

新版《宋书》点读商榷

中华书局出版《宋书》时,请王仲荦先生进行了全面点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版本。但少数地方有些点读尚值得商榷,本文试就此进行探讨。     

旨淡骨独清:南宋“上饶二泉”的生平、创作与诗学略论

南宋中后期诗人赵蕃和韩淲被人们并称为上饶二泉。他们不但创作非常丰富,而且在诗学和思想上受到江西诗派较深的影响,诗歌创作、道德修养皆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受到杨万里、戴复古、刘克庄和方回等人的赞扬,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南宋临安及明清杭州道教宫观考

宫观的地理分布和数量、修建审批程序及资金来源等问题是认识道教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视点。首先对南宋临安的“十三大宫观”及其他较重要的宫观、道堂等进行考察,探讨了宫观修建资金的三种来源。其次考察元明两朝的杭城宫观,一些新建道教宫观规模不小,并出现不少祀奉各类民间神祗的宫观。再次讨论清代杭州城内宫观,规模较小,影响不大,但有名的“吴山十景”中多为道观名胜,值得一提。     

宋代福建路的财婚现象

随着宋代门阀制度的衰落以及封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婚姻论财成为当时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福建路的财婚现象相当突出。这种婚姻陋俗给福建路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官僚士大夫们对它的关注和批评并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     

论南宋乐风分化与词风雅化之关系

词与燕乐(俗乐)结合,使得词本身的风貌整体上呈现出民间文艺的特征。南宋时,雅乐的介入,使得词风开始更深程度地转向“骚雅”;而原本的俗乐慢慢融合到其他民间曲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