瞄向金改“靶心”

“如果实体经济和与非实体经济展开一场龟兔赛跑的话,那么笑到最后的,一定是稳定而牢靠的实体经济。”在5月14日的“2014中国金融论坛”上,一位企业的请事长如是说。     

如何调控经济金融化？——基于中国经济的三方演化博弈视角

十九大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加快,在金融领域体制改革也是不断深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期间实体经济金融化的问题在我国日益凸显,经济“脱实向虚”的现象愈发严重,而实体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将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因此,通过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问题来探讨中国防范产业“空心化”的策略非常必要。运用演化博弈和模拟仿真的方法,构建基于政府监管部门、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金融化的三方演化博弈分析框架,重点分析政府监管对企业策略选择的影响,并对演化均衡过程进行模拟仿真。研究表明,政府对企业所采取措施譬如加大处罚、提高减税幅度或补贴等对促进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达成合作关系有积极作用,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对分利技术水平和社会禀赋倍增率的变化敏感。     

银行的金融租赁战场

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不仅促进了租赁业在我国经济中地位的提高,而且在支持经济发展方面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金融租赁独具的＂融资＋融物＂的优势,能够更有效地控制资金走向,直接服务于实体经济。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个理论分析

本文通过构造一个具有金融发展特征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一个新的角度论证了帕特里克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供给引导"和"需求跟随"双向因果关系的理论.     

智慧大考

今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日益加深，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全球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增多。金融领域的动荡和调整必将对实体经济产生深刻影响。     

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会促进上市公司金融化吗?

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手段,对保障低收入者收入和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虚拟经济的视角理解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在微观层面的传导机制,构建了最低工资标准与上市公司金融化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水平越高,上市公司的金融化水平越高。在经过工具变量法、GMM估计、Heckman两阶段模型等内生性测试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在民营企业、劳动密集度高、成本转嫁能力弱、地区金融市场环境发达的样本中,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金融化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拓展了在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劳动与金融”领域的研究框架,对于全面认识最低工资标准政策的实施效果有着重要的意义。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金融发展作为一个独立解释变量引入,构造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模型,运用面板数据以1994年为分界点分两阶段实证分析了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1985~2003年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影响的差异性,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数据。实证分析表明,各地区之间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性可以部分解释其经济增长的差异性。     

动态

继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获批之后,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近日通过《关于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提出多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意见措施,被认为是继温州之后的第二个重大金融创新政策。     

钱荒不是“钱慌”

7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坊间称“金十条”）指出，目前金融运行总体稳健，但资金分布不合理的问题仍然存在，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要求不相适应。     

转轨经济中财政与金融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

对转轨经济中由政府部门、企业和个人所组成的经济系统建立了一个货币经济动力学模型.通过对模型的均衡分析和动力学分析,阐明了在转轨经济中特别是当经济处于不景气情形时,财政、金融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实行价格稳定化政策.     

金融不稳定假说的随机微观模型及其拓广

基于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和Chiarella和Guilmi的随机微观模型方法,应用跳跃马尔科夫链分析了对冲型、投机型和庞氏型三类企业之间转换速率,通过三类企业占比的随机动态变化过程,从微观角度分析了金融系统不稳定性的生成机制、金融部门冲击实体经济的传递机制,并揭示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内在原因取决于两个动态变量因素,一个是反映投资者预期和非理性行为的资本积累,另一个是不同类型投资者占比的动态变化.     

流动性之谜

5月12日,央行宣布今年第二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6月7日晚间,央行宣布调降居民存贷款基准利率。这是3年半来央行首次降息。在此期间,4月以及5月的经济指标显示宏观经济的总体概况,其趋势是短期向下,中期未必乐观。中国经济下行、信贷持续维持较低的发放水平,本来均是市场预期。但与此同时,市场同样预期央行将有一定的措施,弥补实体经济在流动性方面的紧张状况。因此．从金融改革的角度看问题,业界对于本次“降准”以及“降息”（即“双降”）的时机,有很多精彩的评论,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其对于市场当前的流动性紧张,有相当正面的影响。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合作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从金融机构合作、资本市场合作、货币合作、金融机构监管合作四个角度出发选取6个指标,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构建中国与144个“一带一路”参与国的金融合作指数,并从政治安全、经济贸易以及文化交往三个方面探讨金融合作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与参与国之间的金融合作,特别是带动了在加入“一带一路”之前与我国金融交流往来相对较少的国家;我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金融合作的影响因素存在地域上的差异,政治安全因素对我国与亚洲国家之间金融合作的影响更为显著,经济贸易因素对我国与亚欧非三个区域的金融合作均有影响但具体情况有差异,而文化交往因素仅仅促进了我国与欧洲国家的金融合作。政策建议:针对金融合作现状以及各区域的具体影响因素,我国应当以政治安全为前提、以经济贸易为基础、以文化交流为依托、以风险防范为保障,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金融合作。     

FDI、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双门槛效应——基于我国1992-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

FDI对经济增长是否总是起到正面推进作用?进一步,该作用的发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的金融发展水平?这是我国当前修订对外开放政策框架前所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本文使用Hansen非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采用我国1992-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对FDI对经济增长作用的金融发展门槛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与一般认为的FDI总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观点不同,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明显的金融发展门槛效应,而且是双重门槛:当金融发展水平低于低门槛时,FDI对地区经济会有抑制作用;在高低门槛之间,FDI对经济增长会有比较显著的促进作用;高于高门槛时,FDI对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将逐步回落;金融发展双重门槛的存在使得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整体呈现倒U型。论文最后据此提出应根据地区金融发展程度实行差异性政策等相关的政策建议。     

银行“出海”

随着中国实体企业国际化步伐的加快,金融企业的海外征程也已开启。中国金融业该如何国际化？如何为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提供更好的条件？2011年12月10日,由沃特（中国）财务集团主办的“2011沃特金融峰会”上这次对话,或许可以帮我们找到答案。     

宏观调控的重点

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不断蔓延,引发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特别是去年三季度以后,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其影响已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覆盖到实体经济。这场金融危机覆盖之广、影响之深,长度之大,超乎人们的预料,世界主要经济体出现多年没有过的重度经济衰退。     

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与机制研究

数字金融是通过互联网及数字技术手段与传统金融服务业态相结合的新型金融服务模式,其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支撑实体经济迈向高质量的发展以及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与实证分析两方面探讨数字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与传导路径.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历程来看,依托于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的数字金融存在网络效应特征,进一步地设定面板门槛模型估计数字金融和企业实质性技术创新间的非线性关系并计算出门槛值.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地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从异质性分析看,数字金融作为传统金融模式下的有益补充,其对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在中西部地区、金融监管较强地区、银行部门发展水平较弱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作用机制的分析显示,财务费用、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三类渠道是释放数字金融创新红利的重要机制,探索了传导机制新视角.最后,采用门槛模型发现,数字金融的激励作用存在“边际影响”非线性递增的特点,从环境绩效的视角测算了引发边际递增效应的门槛水平.文章的研究推动了对企业技术创新动因以及数字金融赋能技术创新的效应、机制等的理...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基于非线性ST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平滑转换回归(STR)模型,将城市化与金融发展考虑在内,构建了一个我国1978~2011年关联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明显的非线性特征,尤其是在考虑城市化与金融发展的影响下,非线性特征更加显著。同时在非线性条件下,城乡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对于追求经济更快增长的政府而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非越小越好,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不一定实现经济更快增长的目标。     

江苏省金融发展、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根据江苏省1990-2011年的历史数据,运用VAR模型对江苏省金融发展、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二者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交互关系,经过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显示:短期内,江苏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呈现负的冲击,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明显,长期内,二者对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正向冲击,金融发展、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17%和25%.并据此结论提出相应的建议.     

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对外贸易与能源消费动态关系研究

基于我国1978-2013年的统计数据,运用ARDL边限协整检验技术和VECM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对外贸易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对外贸易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不满足EKC假设,两者之间呈现正"U"型变化,目前我国经济位于曲线右边,即能源消费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金融发展对能源消费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对外贸易的发展也会增加能源消费.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存在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金融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单向因果关系.金融发展和能源消费之间存在长期双向因果关系,同样的,这种关系也被发现在对外贸易和能源消费、金融发展和对外贸易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