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和曹禺的戏剧程式比较

本文对同时代的萨特和曹禺进行相同文学体裁的比较，凭借于程式－结构模式，主题以及人物色色，试图辨别中西戏剧观的鸿沟以及程式的辅就的桥梁。     

曹禺戏剧讽刺风格透视

曹禺的讽刺是悲剧式、内蕴式的。他总是以舒徐温厚的笔调、不露声色地揭露令人深思、让人叹息和使人愤恨的丑恶，呈现出冷静深刻、绵里藏针的独特风格。这主要接受了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鲁迅和契诃夫艺术特点的熏陶、悲剧文体美学取向的牵引以及曹禺的潜沉个性与独特戏剧观的制约。     

曹禺奥尼尔戏剧中的悲天悯人思想

曹禺和奥尼尔感慨于人的现实的和精神的苦难，力图展现人类的生存困境和多舛命运，并将人类悲剧的根源归于宇宙中不可知的、潜在的力量。在他们的剧作中，我们感受到一种无形但又无处不在的神奇力量在报复一切叛逆者的不轨行为，不时地看到身陷罪恶之人的挣扎和面对惩罚的恐惧。悲剧中所透露出浓烈的怜悯情怀，正是曹禺奥尼尔意识深处基督教文化中罪意识和惩罚观念的直接体现。     

论奥尼尔晚期戏剧中酒的功能

酒在尤金.奥尼尔的晚期戏剧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剧中酒已经不纯粹是具有迷醉功能的一种饮料,而是演变成了奥尼尔表现人类个体灵魂不可或缺的手段,而且酒成了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符号,上面依附了奥尼尔对二战后人类生存处境的洞察。     

两难中的心灵探寻--评奥尼尔戏剧的宗教感

奥尼尔戏剧中对宗教信仰有两面性：追求与怀疑。这在他后期剧作《送冰的人来了》里有充分表现。该剧中，宗教的仪式感、而且手法的使用都由显到隐。奥尼尔对人与神关系的关注实为对人与人关系的探讨，在对宗教的皈依和背弃中，剧作家陷入两难境地。     

象征与曹禺戏剧的深刻内涵

曹禺的戏剧创作广泛而又成功地运用了象征手法,这使他的作品内容含蓄而深刻,富于诗意和哲理性;风格热烈而激荡,具有独创性。本文着重从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环境氛围、戏剧情节四方面入手,详细论述了曹禺戏剧的象征色彩,并探寻了这种象征所包容的深刻内涵。     

另一种眼光看曹禺－－论胡风、吕荧的曹禺研究

胡风和吕荧别具慧眼，早在40年代，就基于“纯正的现实主义社会学的立场”，指明了曹禺创作中的那种“超然的社会学的立场”，并达成了对于曹遇剧作的“内容的了解”，只可惜，时下的研究们并不深知这一点，依旧像当年的杨晦好那样，“在剧作主题的形式上兜圈子”。     

传统家族文化的奴隶——论曹禺戏剧中的封建家长形象

从文化分析角度整体分析了曹禺戏剧中“家”的代言人的性格特征，解剖了这类封建家长形象的性格内涵，获得对人物性格的整体把握，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传统家族文化的奴隶。     

苏曼殊的比较文学研究及其特点

苏曼殊是清末中外学比较的先驱之一，他对中西诗歌的艺术风格、东西方学的异同以及翻译的原则和方法等作了具有开创性的探索。他主要运用平行研究方法分析跨国家、跨民族、跨语言的学现象，试图寻找其中的规律，表现出开阔的化视野。     

郭沫若、郁达夫比较研究综述

郭沫若与郁达夫恰如其自比的"孤竹君之二子"携手而立,在20世纪中国文坛留下了深远的足迹.数十年来,研究者们既对两人引人瞩目的友谊怀有不减的兴趣,更将研究的目光转向探考两位文豪文学创作和艺术个性的异同和互动.现对郭沫若、郁达夫比较研究作一个梳理,透视这一研究领域的现状、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而挖掘此项研究的价值和可持续的学术空间.     

简论余秋雨现象

20世纪80年代后期,伴着《文化苦旅》的出版,余秋雨先生横空出世,一举成为了世界闻名的散文大家。同时,学术界对他为人为文的批判和非议也接踵而至,措辞之尖锐,火气之猛烈,已经形成了所谓的＂余秋雨现象＂。本文将从余文的优点、不足及其文学价值等三方面做一简单探讨。     

《草堂诗余》在清初的接受与批评

《草堂诗余》是一部“重北宋、轻南宋”,独尚绮艳婉丽词风的一部词选,在流传中享有盛名,尤其在明代流传甚广,对明代词风、词学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清初承袭明代词风、词学观念之影响,且为反拨明末淫靡词风,《草堂诗余》在清初一时被重新接受.但由于《草堂诗余》取径狭隘,以绮艳婉丽为词风本色,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晚明淫哇之风,但最终无法避免流入淫靡,且受当时社会情况、清廷文化政策之影响,《草堂诗余》受到了批判,乃至最终摒弃     

论曹禺四大悲剧中象征性意象的流变与整合简

以“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为代表的象征性戏剧意象的构思和创造，使得曹禺的四大悲剧在传达深刻理性精神（暴露性与批判性）的同时，又融含着一种超现实的、形而上的追问，即：对于“命运”的体认与思索。     

曹禺剧作悲剧观与尤金·奥尼尔剧作悲剧观之比

曹禺、奥尼尔是 2 0世纪上半叶成就巨大、卓有影响的剧作家。虽然他们所处的民族、文化背景迥异 ,然而其剧作悲剧观念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曹禺剧作受奥尼尔剧作影响颇为明显     

从《草堂诗余》的编选传播看南宋民间词坛风尚

《草堂诗余》是词史上最为重要的一部词选。该集初选于孝宗至宁宗年间,正是南宋词风确立的重要阶段。如果说南渡后词体在主流文人手中迅速走向雅化、诗化,那么《草堂诗余》则集中体现了词在当时民间传播的风尚,具体表现为：注重应歌功能;柔婉、泛化的情感模式;平民化的尚雅之风。     

谫论梅山文化的比较研究

梅山文化是一古老祖源文化，具有原生态文化内涵，是灿烂的楚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植被”之一。在梅山文化的搜集整理工作已进行了十余年的今天，应该讲究研究方法，对它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的理论研究。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发挥其特有功能的效用，对梅山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的开拓，对梅山文化的精华的保护和发扬将起重要作用。梅山地区的民间文学、民俗蕴藏丰富，既有一般民间文学、民俗的共性，又有其独特的个性，无论进行跨国跨民族的比较研究，或者进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都有丰富的可比性，比较研究的前景十分广阔。     

蔡其矫与余光中乡愁诗的比较

当代著名诗人蔡其矫、余光中都是泉州籍,都在50年代开始写作乡愁诗。他们一个在大陆,一个在台湾,他们乡愁诗的情感变化都随年代的变迁而变化;创作技巧也各具特色,产生了不少经典的乡愁诗作,为我国当代乡愁诗的发展树立了经典的范例。     

沈佺期《遥同杜五过庾岭》考校

沈佺期《遥同杜五过庾岭》，异文多达16处。经与《唐诗别裁集》、《全唐诗》比勘校释，诗题应合为《遥同杜五员外审言过庾岭》。颔联似以“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瘅疫不堪闻”为佳；颈联出句中“鸢”字不若“人”字；尾联“江山”一词胜于“春风”一词。     

人类灵魂的审问者——余华与卡夫卡悖谬美学观比较研究

余华与卡夫卡都以荒诞怪癣的小说形式袒露了人生哲学的悖谬实质，但他们经过的途径、达到的层次高度又有本质性的差别。余华宏观落笔，全景式展开，辛酸中话悲凉，体验中悟真理；卡夫卡是细微处锲入，逻辑丝丝入扣，平淡中见无奈，推理中得悖谬。余华在形而下的层面上把握人物的命运，卡夫卡则是形而上的层面上直接与人的灵魂交流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