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正>8月26日至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承办的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王伟光出席会议并致开幕词。日本驻华大使横井裕代表日本方面致贺词。原国务委员、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唐家璇,日本众议院原议长河野洋平出席会议并分别作基调报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刘洪才,日本众议院议员、原防卫大臣中谷元等中外嘉宾出席了开幕式。中日双方友好人士、     

邦交正常化前中日经贸关系特点研究

中日邦交正常化前,中日经贸关系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路虽曲折,但是经过中日双方尤其是中国政府和中日双方民间人士的共同努力,中日经贸关系还是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这为邦交正常化以后中日经贸关系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之思:新型关系能否建立

<正>201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1972年7月,田中角荣担任日本首相后决定尽速实现中日复交。9月,田中访华,两国政府经磋商就历史问题、台湾问题、战争赔偿问题等达成共识和默契,随后发布《中日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当年中日复交,背景和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可归为以下几条:第一,国际环境变化的作用,特别是中     

谈中日邦交正常化与中日航空线路的开启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两国人员的往来只能绕道香港,从东京至上海竟然需要三天的时间,这给两国人民的交往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为改变这一局势,中日两国人民和有识之士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尽管历经波折,两国人民终于有了最合乎自然的来往方式,中日关系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艰难的博弈——从日本解密档案管窥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

根据日本的《情报公开法》,凡是期满30年的政府档案(除涉及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的)均应公开。2002年,日本外务省公开了30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有关档案,其中包括周总理与田中角荣首相的四次政府首脑会谈记录,姬鹏飞外长和大平正芳外相的三次会谈记录,以及以“竹入笔记”而闻名于史的周总理与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的三次会谈记录。在此笔者依据日方公开的会谈记录,回顾30多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过程。分歧:战争状态何时结束在1972年7月29日举行的第三次周总理与竹入会谈中,周总理开宗明义地就中日间结束战争状态的问题提出了中方的方…     

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民间交流”水到渠成的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10月,而中日两国政府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是在1972年的9月,整整23年,中日两国以民间的形式,进行着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交往。因为局势错综复杂,双方都费尽了心机。民间经济交流是在中日双方政府支持下进行的新中国成立伊始,虽然在对外政策上基于谨慎的态度制定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但在对外贸易方面,态度却是积极的。新中国成立不久便与世界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贸     

记取历史教训 发展中日友好——纪念“芦沟桥事件”50周年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导火线的“芦沟桥事件”,已经过去整整50年了。人世沧桑。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国际形势还是中日关系,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时代在前进。人们应该向前看。但是,忘记过去也是轻率的。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巩固和发展中日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就必须正确对待历史,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     

“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年回顾与展望”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

2015年1月28日,由中国社科院、中日友好协会主办,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承办．中华日表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后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年回顾与展望”国际会议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的宗旨是：通过回顾总结40年来中日关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分析当前两国关系严峻局势的深层背景,展望两国关系中长期发展前景,发出致力于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积极信息,提振公众对两国关系发展的信心,为两国关系逐步恢复正常发展营造气氛。来自全国友协、中日友协、中国杜科院、外交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天津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华日本学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日关系史学会、军事科学院、商务邢等部门的中方官员、专家、学者,和来自日中友体．北海道日中友协、伊藤忠（中国）集团、中国日本商会、日本大学等日方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中日友好的使者——裴世清

裴世清,生于隋代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裴柏村),生卒年代不详,主要活动在隋唐二代。他在隋为鸿胪寺掌客、文林郎,入唐为驾部郎中、江中刺使等职。 在隋代河东裴氏中,裴世清是一个不被人注意的人物,然而,他在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发     

中日友好随想录

“此地无银”的保证同松村达成互设联络处协议的消息公布后,中日双方有关人士都为两国关系发展到互派常驻人员这一步而兴高采烈,同声庆贺。中国方面很快确定了人选,我被任命为驻东京联络处的首席代表,吴曙东、陈抗为代表,康敏、林波为随员。虽然人不多,也不是使领馆,但情况特殊,我深感重任压肩,事非小可,只有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同心协力,为发展中日关系尽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协议签署后,首先碰到的麻烦是中方代表的入境签证问题。当时双方在北京曾商定,中方代表先于日方成行,因为实现协议在中国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只要日本政府发     

中日友好随想录

“有终之美” 1972年8月15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下午4点30分,田中角荣首相在东京帝国饭店接见了我和肖向前,同我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日本在职首相正式会见中国访日代表团团长和我常驻日本联络处的首席代表,还是战后历届内阁的第一次。陪同田中首相会见的还有二阶堂官房长官。我们按预定时间到达帝国饭店,从饭店大门口到高楼上的会见厅,长长的通道两侧站满了新闻记者和     

中日友好随想录

孙平化同志从建国以来就从事中日友好事业,六十年代曾出任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和中日友协副会长。他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中日友好随想录》一书,以生动的文笔,通过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的描绘,展示出中日友好事业怎样从涓涓细流发展成为滔滔江河。本刊征得作者同意,从本期开始连续选载书中若干章节,以飨读者。     

中日友好随想录

二十分之一国会议员云集北京渠道接通之后,中日交往的领域越来越宽阔。不仅民间人士、贸易界朋友不断来访,政治家、国会议员等各方面人士也陆续访问我国。中日建交时周总理高度评价为发展中日关系作出贡献的日本朋友时说:“饮水不忘掘井人”,在打开中日关系方面劳苦功高的先驱者和掘井人确实令人尊敬。在我的脑海里时时浮现出建国初期以来同日本朋友交往中的那些生动感人的情景。 1953年池田政之辅率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代表团来北京谈判,并于11月29日签订了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一行中有老资格众议员松田竹千代和社会党众议员风见章。风见是近卫文麿的谋臣,战后有一些政治家集结在他周围,形成一股主张革新、进     

中日友好随想录

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偕大平正芳外相、二阶堂进宫房长官及52名有关政府官员乘专机前来北京。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刻就在眼前,两国人民莫不为之庆幸和欣慰。我们这些坚持在促进中日复交和中日友好岗位上的人就更加激动和兴奋。专机在北京机场徐徐降落,稳稳地停在开阔的停机坪上。田中首相走下飞机,周恩来总理迎上前去,两国总理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互致问候以后,田中首相在周总理陪同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和接受众多的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此时此刻,我心潮汹涌澎湃,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两国人民和广大的日本各界朋友及许多有识之士二十多年来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走过了多少艰辛的路程?!     

中日友好随想录

红茶变“白水”在五十年代头几年两国关系的那种环境里,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执行的情况并不理想。但是,毕竟打开了一条微细的联系渠道,在一水之隔的两国之间架起了一座简陋而又不太牢固的小桥。继铺路架桥的先驱者之后,来来往往的通行者逐渐多起来了。第一次民间贸易协定签订以后,日本贸易界的朋友陆续来华恰谈具体合同。接着于1953年11月29日又签订了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这次是在北京同池田政之辅为团长的“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代表团谈判签署的。前来参加谈判的除了头一年首批来华的帆足计之外,还有第一次来华的超党派国会议员风见章、松田竹千代、松前重义、长岛银藏等人。同这几位国会议员交往以后,通过他们的介绍和工作,又结识了一批新人。这对于扩大朋友、沟通和加宽渠道,争取实现官方之间的接触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我们中国人     

中日友好随想录

梅兰芳京剧团访问日本 1955年以后,中日民间文化交流逐渐频繁起来。这一年10月5日,日本传统戏剧歌舞伎第一次在北京舞台上演出,那酷似京剧的艺术形式、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吸引了中国的广大观众。日本的演出团是由歌舞伎座董事、大博剧场经理松尾国三和歌舞伎名演员市川猿之助牢领的。作为歌舞伎来华演出的回访,应《朝日新闻》社和日中友好协会的邀请,我国在1956年5月27日派出优秀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率领的京剧代表团(一行85人)访问日本。京剧团第一副团长是     

中日友好随想录

“民间来往,官方挂钩” 1955年3月29日,第二次鸠山内阁成立后第十天,中国贸易代表团到达东京。这是一次比较大的举动,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双方开始交往以来我国派出的第二个访日代表团(第一个是以李德全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继1952年双方签署第一次民间贸易协定和1953年签署第二次民间贸易协定之后,双方商定第三次协定中     

中日友好随想录

为互设民间常驻机构扫清道路中日备忘录贸易达成协议,中日友好协会成立,中日关系中的喜事一桩接一桩,高潮一个连一个。既然双方商定要用积累方式发展中日关系,就应该在如何积累上不断作点文章。1963年当LT贸易额进出口达到一亿美元的时候,双方开始议论应该互设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互派常驻代表,以便加强联系,推动工作。迄今两国民间的联系虽然不少,但都是临时性的。如果能互设常驻机构,尽管充其量只能是一个半民半官的小规模的机构,无疑它是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1964年1月,我随中国青年京剧团访问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日本文艺界朋友们都希望中国京剧界的后起之秀能在日本舞台上演出,以满足广大京剧爱好者和日本人民的要求。神彰和他的夫人、女作家有吉佐和子(当时结婚不久,有一女儿)对此事颇为热     

中日友好随想录

亚太和会与照相机中日民间贸易谈判刚一结束,我们即转入另一项更加紧张的工作。为了准备建国后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简称“亚太和会”)在北京召开,1952年6月3日举行了有关国家代表参加的筹备委员会。     

中日友好随想录

“兴安丸”的历史贡献从1953年初起,中日两国民间开始进行一项比较大的活动。这就是,中国方面协助日侨回国,接收在日本的部分爱国华侨,其中不少华侨青年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日本方面则把在战争期间被日军抓到日本迫害致死的中国烈士遗骨送回中国。日本投降后,除部分为苏军所俘虏的日本军政人员被带到西伯利亚外,在中国还留下了许多日本人。新中国成立前,在一些国民党“接收”的地方,由国民党从大连等地把一部分日本人遣送回日本,还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