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股市波动溢出效应——基于多元GARCH模型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多个股票市场间波动溢出效应的研究,可以了解波动风险在市场间的传导路径和方向,以及在股市因外部冲击动荡前做出短期预测。本文以美国、日本、香港和我国沪市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元GARCH模型对国内外股市波动溢出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只有香港股市对沪市具有显著的波动溢出,美、日股市对沪市的波动溢出则不显著,但由于美、日股市波动均对香港股市具有传染效应,它们可以借助对香港股市波动的影响间接地引起我国沪市的波动。所以,对我国沪市外部波动风险的把握在短期上应主要关注香港股市波动,其次还必须关注日本和美国股市的波动,尤其是美国股市的波动。     

基于线性样条的门限随机波动率模型及其实证研究

为了刻画金融领域中资产收益的条件均值和波动率的双重非对称性特征,本文基于线性样条的方法提出一种新的门限随机波动率模型(LPTSV),它可以根据到达市场消息的大小和方向来同时描述这两种非对称性情况,可以很好地对资产收益及其波动率进行建模。利用R2WinBUGS软件包对LPTSV模型进行了贝叶斯参数估计。模拟实验说明贝叶斯分析在LPTSV模型的参数估计方面是有效的。最后利用LPTSV模型为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成份指数日收益率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参数估计的结果均表明:利用LPTSV模型对以上两组数据进行建模是合理的。本文为资产收益和波动率之间的实证关系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短期利率波动——基于BHK-L-MIDAS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BHK模型的基础上,考虑短期利率波动杠杆效应和EPU对短期利率波动的影响,构建了一个包含杠杆效应和EPU的混频短期利率模型,即BHK-L-MIDAS模型对短期利率波动进行建模与预测。采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和中国EPU指数数据对构建的BHK-L-MIDAS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短期利率波动存在“反向杠杆效应”;EPU对短期利率波动具有显著负向的影响;BHK-L-MIDAS模型相较于竞争模型(BHK和BHK-MIDAS模型)获得了更好的样本内数据拟合效果。基于三种损失函数以及模型置信集(MCS)检验对模型样本外短期利率波动预测能力的分析表明：BHK-L-MIDAS模型相比BHK模型和BHK-MIDAS模型具有更高的样本外预测精度,且BHK-L-MIDAS模型在不同预测窗口表现出的预测能力具有稳健性。最后,VaR分析表明BHK-L-MIDAS模型在短期利率市场风险度量方面的经济价值。     

管理层业绩预告会影响定增价格吗？——基于中介效应的视角

本文研究上市公司是否以及如何利用业绩预告根据定增对象的不同操纵新股发行价格。实证结果表明,管理层会根据定增对象的不同,策略性地发布信息含量不一样的业绩预告以影响定增新股发行价,业绩预告在定增对象与发行价格之间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具体来说,若大股东参与认购新股,则倾向于发布坏消息的业绩预告,以压低新股发行价,若大股东不参与认购新股,则倾向于发布好消息的业绩预告,以抬高新股发行价;进一步分类分析发现,非国有上市公司比国有上市公司、主动披露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比强制披露业绩的上市公司这种行为表现更为强烈,业绩预告的中介效应也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监管部门的监管活动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投资者情绪影响风险—收益关系吗?——来自我国A股市场的检验

传统金融理论认为风险-收益间存在着严格的正向关系,但实证研究表明这种正向关系并非是稳定的,投资者情绪的不同可能对其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根据所构建的投资者情绪复合指数的大小将样本期分为情绪乐观期和情绪悲观期,分别检验了不同情绪期下我国A股市场中风险-收益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即使采用不同的波动率模型得到的分析结果也基本一致,即投资者情绪的不同确实会影响到我国A股市场中的风险-收益关系,且情绪悲观期内风险-收益间存在着正向关系,情绪乐观期内两者之间正向关系的程度有所减弱,甚至出现负向关系.     

基于VaR和ES调整的Sharpe比率及在基金评价中的实证研究

传统Sharpe比率将投资收益的标准差作为风险的度量,而实证研究中更关注基金的损失风险而非全部风险,这是收益标准差所无法准确刻画的。针对传统Sharpe比率的这一缺点,本文考虑了用于度量下方风险的指标风险价值VaR(Value at Risk)和预期不足ES(Expected Shortfall)来替代投资收益的标准差,从而对传统Sharpe比率进行了调整。这里对VaR和ES进行计算时,运用了经验非参数估计和非参数平滑核估计两种方法。此外,本文还考虑了基金收益随时间波动的动态性,用广义自回归异方差GARCH模型对收益波动进行模拟,考察动态的VaR和ES,在实践中以动态的VaR和ES评价风险收益更加灵活。在实证研究中,本文用传统的Sharpe比率、基于VaR和ES的Sharpe比率以及基于条件VaR和条件ES的条件Sharpe比率对国内证券市场上所有26只封闭式基金在2005-2009年间的业绩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了基金在不同指标下所体现的风险控制能力和收益水平的差别,并基于不同指标对所有基金进行了排名。此外,本文还运用协整检验考察基金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是否存在联动关系,检验证明两者并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干散货运价波动的杠杆效应特征研究——基于非对称随机波动模型

由信息冲击引起的干散货运价的剧烈波动给航运实体市场带来巨大风险,同等强度的利空消息通常要比利好消息引起更大的市场波动,本文对干散货航运市场运价波动存在的杠杆效应特征进行研究,为航运企业和租船人等把握市场态势、规避风险提供重要依据。考虑运价收益分布的厚尾特征,改变传统的非对称随机波动模型中随机误差项的正态分布假定,建立基于student-t分布的改进的非对称随机波动模型,在贝叶斯分析的基础上通过MCMC方法进行参数估计。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考虑了极端风险情况后,改进的厚尾分布的非对称随机波动模型对干散货运价波动的杠杆效应特征刻画更加准确和优越。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数字货币市场波动影响研究——基于比特币市场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混频模型(GARCH-MIDAS)实证研究了全球和7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EPU)对比特币市场的波动率影响。样本内结果表明,全球和七个国家的EPU指数对未来比特币市场波动率有显著的影响,EPU在样本内能提升比特币波动率的预测效果,且美国和澳大利亚的EPU与比特币市场波动率呈正相关,其余EPU与之呈负相关。然后运用模型置信集合(MCS)样本外检验发现,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相比其他EPU指标更能提高对比特币市场波动率的预测精度。进一步指出,了解全球以及七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数字货币市场的影响,有助于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判断数字货币市场的未来走向,从而防范数字货币市场引发的金融风险。     

博彩型股票与投资者的博彩性偏好——基于中国股票市场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新兴资本市场中,股票价格容易受到投资者投资偏好的影响。其中,投资者的博彩性投资偏好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基于中国股票市场实际情况,借鉴并改进了过往文献对于博彩型股票的分类方法,将高个体偏度、高个体波动率、低价格和高超额换手率的股票定义为博彩型股票,并发现个人投资者过度配置了博彩型股票,存在明显的博彩性投资偏好。本文验证了在中国股票市场中博彩型股票未来收益表现较差的结论,说明投资者偏好博彩型股票的投资行为存在非理性偏误。同时,相对于主板市场而言,在投机性相对较强的中小板和创业板市场中的博彩型股票未来收益表现更差;无论市场在上升或下降环境中,博彩型股票的未来负超额收益一直稳定存在。因此,本文认为应在中国股票市场中加强投资者教育,以降低个人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偏差,维护股票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跳扩散条件下波动率风险溢价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证50 ETF期权市场的实证

本文采用上证50 ETF及其期权交易数据,运用SVCJ模型、MCMC及傅里叶变换等方法,从P测度及Q测度中提取波动率风险溢价,并分析了其时变特征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SVCJ模型相较于SV模型及SVJ模型具有更好的市场拟合优度;傅里叶变换法能提高波动率风险溢价的估计效率;波动率风险溢价具有时变特征,在市场急剧动荡时期,波动率风险溢价基本为负,投资者厌恶波动风险,购买期权对冲波动风险的意愿较高;在市场非急剧动荡时期,波动率风险溢价基本为正,投资者偏好波动风险,购买期权对冲波动风险的意愿较低;市场收益率、波动率、换手率及投资者情绪对波动率风险溢价具有显著的影响。     

我国股指期货与现货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基于HAR-CAW模型

沪深300股指期货与现货波动溢出问题的研究对于风险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旨在基于高频数据,利用异质金融市场驱动的HAR-CAW模型研究我国股指期货和现货市场之间及其自身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波动溢出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沪深300股指期货与现货市场之间整体上存在着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但是溢出效应不对称,期货对现货的溢出效应占主导地位;在相互间各期溢出研究上,两市场间的各期溢出表现各不相同;在自身溢出效应上,各期整体而言现货市场存在溢出,而期货市场不存在。     

基于高频波动率模型与R-vine copula的行业资产组合风险测度研究

相较于低频波动率模型,高频波动率模型在单资产的波动和风险预测中均取得了更好效果,因此如何将高频波动率模型引入组合风险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沪深300指数中的6种行业高频数据为例,运用滚动时间窗技术建立9类已实现波动率异质自回归(HAR-RV-type)模型刻画行业指数波动,同时使用R-vine copula模型描述行业资产间相依结构,进一步结合均值-CVaR模型优化行业资产组合投资比例,构建组合风险的预期损失模型,并通过返回测试比较不同风险模型的精度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将HAR族高频波动率模型引入组合风险分析框架,能够有效预测行业资产组合风险状况;高频波动率预测的准确性将进而影响组合风险测度效果,跳跃、符号跳跃变差以及符号正向、负向跳跃变差均有助于提高行业组合风险的预测精度。     

金融市场间波动溢出效应研究——基于Gumber的二维CARR模型和生存Copula-CARR模型

基于Gumber的二维指数分布,建立了Gumber的二维CARR模型,采用极大似然估计的两步法,以上证极差序列和深证极差序列为样本,考查了在极端情形下金融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并与CCC-GARCH模型进行比较,发现Gumber的二维CARR模型的估计更符合实际,能捕捉在极端情况下的波动溢出效应。利用蒙特卡洛方法进行了模拟和分析,进一步证实Gumber的二维CARR模型能合理有效地测度波动溢出效应。最后,对Gumber的二维CARR模型进行了扩展,在CARR模型中引入生存Copula函数,构建了生存Copula-CARR模型,进而建立了一种新的刻画金融波动溢出效应的多维CARR模型。     

交易行为可作为价格波动的先行指标吗?——基于线性与非线性模型的比较研究

本文基于沪深300股指期货四个不同样本期的1分钟交易数据,比较研究了静态线性的马尔可夫转换自回归模型MSA(Markov Switch Autoregress Model)和动态非线性Symmetrised Joe-Clayton Copula模型在对金融变量间相互关系上建模的适用性。研究结果表明,当期价格波动与滞后一期交易行为间不存在稳定的线性关系,但存在明显的尾部相关结构,并且其相关性在趋势行情中尤为显著。这一结果不但表明,趋势行情中滞后一期的交易行为可以作为当期价格波动的先行指标,还展现出了非线性Copula模型在描述金融变量间的相互关系上的适用性和显著优势。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我国各省市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水平存在很强的空间相关性,且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本文选取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水平、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政府扩张能力这五个影响因素,选择带有时间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省域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水平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研发投入增加将会显著提升其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水平,而且其他空间相关省市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水平和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也能够促使本地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水平的提升。     

特质波动率与股票收益——基于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的研究北大核心CSCD

股票收益与风险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金融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近年来,针对股票收益与特质风险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在有效市场的理论下,通过构建多样化投资组合,投资者可以分散公司的特质风险,使组合收益更多的与市场风险相关.然而由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市场政策差异化、资金成本不均衡等因素的影响,往往无法构建其目标组合,于是无法分散的特质风险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股票收益.该文章以沪深A股自2000年1月4日至2015年12月31日共计3871个交易日的日收益率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滚动窗口分析的方法,以最新的五因子模型为切入点,研究发现了在中国股票市场中特质波动率与股票收益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并通过构建高特质风险与低特质风险股票组合进一步发现特质波动率与收益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经济意义上显著.     

政治风险的跨国动态溢出效应——基于溢出指数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运用Diebold和Yilmaz提出的溢出指数模型,计算了全球22个主要经济体1984～2020年的总体和方向性政治风险溢出效应,并重点剖析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风险关联结构。研究结果表明：政治风险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直接和间接联系进行跨国传播,平均总溢出指数为45.16%;政治风险溢出强度在金融危机和恐怖袭击等全球重大经济和政治事件期间显著升高,主要国家的边际净溢出指数和边际总溢出指数大幅增加;各国的政治风险溢出指数比溢入指数波动幅度更大,而发展中国家的溢出和溢入水平均略高于发达国家;中国政治风险的溢出和溢入效应均排名靠后,但在其加入WTO之后以及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出现波动高峰;在所有国家中,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与中国有着较强的政治风险双向溢出关系,南非受到中国政治风险较大的溢出影响,而瑞士、阿根廷和西班牙是中国政治风险的较大输入性来源。     

FDI、资本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与江苏服务业增长——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国际化是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我国利用外资最多的省份,江苏FDI对其服务业增长的作用及机制却尚未得到充分研究.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厘清了FDI作用于服务业增长的两种机制,提出了三条研究假设,并且基于2007-2017年江苏13个地级市的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FDI对于江苏服务业增长并没有产生促进作用,虽然FDI的间接资本效应有利于江苏服务业增长,但是由于较大的直接负向影响,使得FDI对江苏服务业增长整体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促进江苏更好地利用外资来发展服务业.     

中国社会保障支出与消费水平关系研究——基于非线性STR模型的实证分析

针对现有社会保障支出与消费水平关系实证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应用时间序列的非线性STR模型验证了1952-2009年期间我国财政社保支出与消费水平非线性关系的存在.研究结论表明二者问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在线性和非线性间频繁转换.具体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1958-1963年为负向非线性关系,1964 1978年二者关系则很不显著;1979年至今又重新转变为负向非线性关系.这些结论为我国制定和实施社会保障支出政策提供了现实的理论依据.     

涟漪效应还是空间互动——基于空间面板联立方程模型的房价与地价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房价和地价在内的空间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利用2009～2016年中国286个地市的数据,构建空间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以研究房价和地价的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房价与地价之间的空间互动作用明显,房价不但受到当地地价的影响还会受到周边城市房价的影响;而城市地价也会受到当地房价引起的引致需求影响,并且受到周边城市地价的影响。分区域来看,地价对房价的作用强度在东、中、西部地区依次下降,房价对地价作用强度呈现出相反的趋势。而从价格的溢出效应来看,无论是房价还是地价,西部地区的价格溢出效应都最为明显,表明相对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城市在房价和地价上都更会受到周围城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