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额商誉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风险承担和融资约束的视角

为探究超额商誉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本文基于风险承担与融资约束双视角，选取2007～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超额商誉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超额商誉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风险承担在超额商誉与过度投资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即超额商誉会加剧企业风险承担进而加剧其过度投资；融资约束在超额商誉与投资不足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超额商誉会加剧企业融资约束进而加剧其投资不足；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抑制超额商誉与过度投资间正相关关系。研究结论丰富和拓展了超额商誉的经济后果、传导路径和治理措施，也为企业优化投资效率提供了靶向指导。     

现金流不确定性、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

本文运用2010-2016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样本,系统考察了现金流不确定性对于企业研发投入和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对于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相关关系的调节作用。随后,依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融资约束理论将样本分组,进一步的验证企业生命周期和融资约束程度差异对于现金流不确定性调节作用的效果差异。研究发现,在当前"赢家效应"较强的背景下,现金流的不确定性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提升企业价值,且能够对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的,本文发现现金流不确定性发挥的正向调节作用在成长期企业和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作用显著,而在成熟期和融资约束程度低的企业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有关现金流和研发创新领域的相关文献,而且可以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完善和企业的研发创新行为提供参考。     

政府持股与债券融资成本:“刚性兑付”的经济影响

文章以中国2014-2017年期间发行的非金融企业公司债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政府持股是否影响债券融资成本并探讨其经济机制.研究发现:发行企业的政府持股可以显著降低债券融资成本,在市场爆发信用事件后该作用明显减弱,而且上述发现在受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行业和私募债中更加显著.经济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政府持股隐含的"刚性兑付"预期,降低债券融资成本,公开信用事件则显著降低投资者对政府"兜底"违约风险的预期,进而减弱政府持股产生的经济影响.     

客户集中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融资结构的中介效应

创新投入是制造业企业实现转型的关键,本文基于供应链管理的视角,以资本结构相关理论为支撑,探讨客户集中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利用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4-2017年的3549个年度观察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发现:(1)客户集中度与创新投入呈显著正相关关系;(2)外源融资在客户集中度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但内源融资的中介效应不显著;(3)相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创新投入影响更大,且外源融资在要素密集度的调节作用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4)进一步将外源融资分为股权融资、银行借款和商业信用三部分,发现客户集中度可以通过影响股权融资和商业信用从而影响企业创新投入,但银行借款对两者关系存在抑制作用,三部分的影响中,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最大,其次是股权融资,银行借款影响最小。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客户集中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理解,发现了融资结构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和要素密集度的调节作用,对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建立企业与客户合作关系和融资结构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信息披露质量影响公司风险承担:治理效应抑或声誉效应？

基于信息披露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本文实证检验了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较高的信息披露质量有助于提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从而验证了信息披露的“治理效应”。进一步发现,管理层持股激励能够影响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并提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说明管理层持股能够加强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风险承担之间的正向关系,且这种影响关系在高管理层持股组中更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丰富和拓展了信息披露和公司风险承担的相关研究,而且对管理层激励契约的设计和公司风险认知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现实意义。     

农业供应链金融能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涉农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证研究

农业供应链金融为涉农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本文以上市涉农上市企业2016~2018年的财务数据为样本,探讨了农业供应链金融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以及涉农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缓解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涉农企业普遍面临融资约束问题,而农业供应链金融显著缓解了涉农企业的融资约束,且对参与精准扶贫企业的融资约束缓解更为显著。本文揭示了:农业供应链金融能有效缓解涉农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再次证明了农业供应链金融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拓展了供应链金融研究的领域,同时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响应新时期涉农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要求,形成政府、企业等共同承担社会责任的多元化减贫治理机制,助力乡村振兴提供相应借鉴。     

税收优惠、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税收优惠-行为-经济后果"的研究范式,利用2012-2016年191家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以研发投入为中介变量,研究税收优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并探索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实证结果显示:税收优惠对企业绩效和研发投入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在税收优惠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因此,高新技术企业应当有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增大研发力度以提升绩效水平.     

投资者情绪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企业过度投资的中介效应

投资者情绪的高涨或低迷会使股票偏离其内在价值,对企业的投资行为造成影响.反过来,企业的过度投资也会加剧个股未来崩盘的可能性.企业的过度投资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投资者情绪是否正向作用于个股未来崩盘的风险?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文章以2004-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过度投资的中介效应角度考察投资者情绪对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投资者情绪与股价崩盘风险正相关.投资者情绪越高涨,未来股价崩盘风险越大.2)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在投资者情绪到股价崩盘风险的传导过程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投资者情绪越高涨,企业过度投资水平就越高,未来股价崩盘风险越大.文章对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加强公司治理、抑制实体经济过热投资及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与分类转移盈余管理—高管激励中介效应和机构持股调节效应

以高管激励为中介变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为调节变量,以2007年-2018年期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具有显著的抑制影响,说明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可以有效履行其监督职能;高管薪酬激励和高管股权激励在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与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机构投资者股权越大,分类转移盈余程度越低,但削弱了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正向监督效应。本文有助于完善控股股东委派董事监督分类转移盈余行为的影响路径,对上市公司调整高管激励结构和完善投资者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不动产供给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与实证检验——基于创新产出的中介作用

不动产供给结构优化会通过创新产出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本文从供给侧出发,建立了城市不动产供给结构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不动产供给结构优化度,构建了包括最终产品生产部门、中间产品生产部门、创新部门和家庭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揭示了不动产供给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在实证中,选取中国2008-2016年34个都市圈中心城市不动产供给结构的存量数据,实证检验了创新产出中介作用下不动产供给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创新产出在不动产供给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正向的中介作用;东部城市的不动产供给结构优化度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而中西部城市的不动产供给结构优化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后提出了不动产供给结构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企业OFDI研究：基于制度质量和政府参与的视角

在分析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决定理论基础上,揭示了母国制度因素和政府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OFDI的重要作用.以中国企业OFDI为例,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检验和分析了中国制度质量和政府参与两类变量与OFDI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研究发现:表征制度质量的法律与秩序、政府稳定性、官僚体系质量及腐败等四个基本因素和表征政府参与的所有权程度与政府政策两个变量均对中国企业OFDI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控制变量中的经济增长对OFDI有的影响是正向的,汇率和出口依存度对OFDI的影响是负向的.据此,提出要通过加强对国家经济风险的评估预警系统建设、建立健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体系等来化解国家经济风险的不利影响.     

迎难而上或静待时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能源企业的投资决策分析

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能源企业数据为样本，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能源企业实体投资与虚拟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实体投资成本与虚拟投资收益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能源企业实体投资具有负向效应，对虚拟投资则为促进作用。同时，验证了实体投资成本与虚拟投资收益的中介效应，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丰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能源企业投资的理论，同时也为能源企业应对外界高不确定性冲击提供了参考。     

个人-组织契合对高校教师敬业度的影响:组织认同的中介作用

为探讨个人-组织契合对高校教师敬业度的影响,以及组织认同在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采用问卷调查法,以天津、河北、辽宁、河南4省市的660名高校教师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方程建模技术分析个人-组织契合、组织认同与敬业度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价值观契合、需求与供给契合、要求与能力契合均对高校教师敬业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组织认同在价值观契合以及需求与供给契合对高校教师敬业度的作用路径中均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在要求与能力契合对高校教师敬业度的作用路径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组织学习动态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论文将动态能力作为解释组织学习和企业绩效间关系的中介变量.采用结构方程方法建立了其关系模型,以制造业部分上市公司为例,通过问卷调查、信度效度分析、回归分析验证提出的假设,研究理论模型符合可接受的适合度检定水平.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组织学习对动态能力影响显著且动态能力对企业绩效影响显著,组织学习对企业绩效直接影响较弱,动态能力中介作用明显.     

产品市场竞争、风险承担与公司投资效率

产品市场竞争是影响公司投资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基于市场竞争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本文利用2009～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产品市场竞争、风险承担和公司投资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有效缓解过度投资和抑制投资不足，从而提升公司投资效率；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显著提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进而支持了产品市场竞争的“治理效应”观点；风险承担对公司投资效率的提升也具有显著作用。同时，风险承担能够在产品市场竞争和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关系中起到重要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相关文献研究，而且为上市公司参与市场竞争和政府部门正确认识市场竞争的作用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绿色创业导向背景下新企业变革型领导转化为绩效的营销创新:理论模型与中国实证研究

变革型领导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研究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营销创新作为中介变量,将绿色创业导向作为调节变量,并将营销创新划分为渐进式营销创新和突破式营销创新,构建了新企业变革型领导影响新企业绩效的理论模型,并对中国247个样本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绿色创业导向在新企业变革型领导与突破式营销创新间发挥着调节作用,变革型领导对新企业绩效有正向积极影响,突破式营销创新在其间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而渐进式营销创新却没有能发挥中介作用。该结论进一步丰富了变革型领导理论和绿色创业导向理论。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

新冠疫情以来企业面临的经营困境不断增加，本文考察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经营风险，该效应在宽松货币政策执行之后逐步增强。进一步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融资效应”和“信贷效应”是降低企业经营风险的重要渠道，企业所获得的债务融资以及信贷配置上升，企业财务状况改善，进而缓解企业经营困境。从异质性上看，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民营和外资企业、小规模企业、制造业企业的经营风险作用效果更强。同时，本文还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改变样本容量、改变回归方法以及进行内生性检验等方法来保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因此，本文丰富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研究。     

长期融资性负债、银企关系与R&D投资——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8-2015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长期融资性负债、银企关系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期融资性负债对企业的R&D投资存在约束效应,但当银企关系建立时,长期融资性负债能够促进企业的R&D投资,存在显著的治理效应。进一步的区分产权性质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长期融资性负债对R&D投资的这种治理效应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的上市公司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表明:融资性负债对于企业的R&D投资具有"双向"影响效应,融资性负债能否发挥对于企业R&D投资的治理作用主要取决于其背后的作用机制。银企关系的存在有助于缓解银企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与委托代理问题导致的企业融资困境,降低企业获得银行信贷资金的难度,从而增加企业的R&D资源投入量,提高企业研发资源的配置效率。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提高了中国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吗?——基于2002-2018年A股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作为化解现代企业代理问题的一种重要机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包括我国的许多国家都受到了相当的重视;但其是否有效提升了企业价值,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还未有定论。本文采用2002-2018年A股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同时探究了该影响在不同的产权性质和不同的股权集中度下的差异,并以非效率投资为中介变量进一步探究了具体影响机理。论文认为: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确实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该作用是通过减少非效率投资实现的,国有产权性质和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则会分别削弱该提升作用。论文最后据以给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高声誉企业质量数据造假行为演化博弈分析:神户制钢案例

揭示高声誉企业组织蜕化过程中声誉效应缺陷的作用机理,对完善声誉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采用独特的内含型设计,在神户制钢门前因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质量数据失真风险输出模型,进行动态演化博弈分析并验证.结果表明:组织蜕化过程分为试探、默许、暴露和内控4个阶段;声誉效应依次发挥声誉激励正向效应、声誉激励负向效应、声誉惩罚效应和声誉惩罚与外部监管的叠加效应.在默许阶段,企业声誉随质量数据失真风险输出水平的增大而增大,声誉激励负向作用下低风险、高声誉企业转变为高风险类型.在内控阶段,声誉惩罚与外部监管的叠加作用下,高声誉企业的隐患损失分配系数远大于最优分配系数,促使其蜕化为具有适应性的质量数据造假者.基于理论模型计算信任拐点、不信任拐点和隐患损失最优分配系数,可确定企业的过程能力上限、质量数据失真风险输出水平及隐患损失承担份额,为企业声誉的量化治理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