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具有“浮萍”结构的单分子膜与Langmuir—Blodgett多层膜

本文以St-DVB微凝胶/甲基丙烯酸两性接枝共聚物制成了一种新型“浮萍”结构的单分子膜,并转移制备了LB多层膜,对其单分子膜的性质、LB多层膜的二维有序结构及膜的热稳定性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取代苯酚诱发浮萍萎黄活性预测研究

应用密度泛函理论方法,在B3LYP/6-311G**水平上对25种取代苯酚进行全优化计算获得优势构象,从获得的分子构象模型中提取了多种量子化学参数,结合文献中取代苯酚诱发浮萍萎黄的活性数据(pC),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成功建立了取代苯酚诱发浮萍萎黄活性的定量预测模型.经逐步回归筛选变量后,所建模型的相关系数R为0.972,去一法交叉验证复相关系数Rcv2为0.932,外部预测集交互检验Qext2为0.931,模型具有较高的拟合精度和较好的预测效果.模型结果表明:最低空轨道能ELUMO及分子体积V对取代苯酚的毒性大小有较大的制约作用;取代苯酚对浮萍所表现出来的毒性随着ELUMO的降低和V的增大而增大;所建两变量模型(1)能较好地预测取代苯酚诱发浮萍萎黄活性.     

基于同步辐射X射线荧光光谱和X射线吸收近边结构谱研究铅锌矿区浮萍中砷的耐受机制

水生植物浮萍能够富集高浓度的砷,是植物过滤修复技术的代表,其耐受机理备受关注.本研究利用同步辐射X射线荧光光谱(Synchrotron radiation X-ray fluorescence, SRXRF)和X射线吸收近边结构谱(X-ray absorption near edge structure, XANES)技术,开展了铅锌矿区天然富砷浮萍样品中砷元素的微区分布和形态特征研究.微区SRXRF分析了两个单片浮萍样品FP1和FP2,单点扫描时间分别为5 s和2 s,光斑尺寸分别为70 μm×80 μm和100 μm×100 μm;对FP2样品选择了6个位置进行了微区XANES单点形态分析,扫描的能量范围为11.81~11.96 keV;整体XANES形态分析是针对压片的浮萍样品,扫描的能量范围为11.67~12.27 keV.结果表明,浮萍样品整体和微区XANES数据均表明砷形态为As(Ⅲ);SRXRF微区分析发现浮萍中砷元素具有显著的叶脉分布特征,在一定浓度范围内,砷并不扩散到进行光合作用的叶肉中,有利于减轻砷对叶片的毒害作用,可能是浮萍耐受砷的一个保护机制.     

外源稀土Ce3+对紫背浮萍光合作用和水体富营养化的影响

随着稀土的大量开采、冶炼和应用,导致稀土元素正逐渐由岩石圈向水圈和生物圈转移,由此对水环境很可能造成类同重金属的环境负面效应。基于适量稀土对植物生长的促进作用,以四川境内较为常见且易引起水体富营养化的紫背浮萍为研究对象,运用室内受控实验,观测不同浓度稀土Ce3+对紫背浮萍光合作用的影响,并对紫背浮萍鲜重以及培养液进行了15 d的监测。结果表明较低浓度Ce3+(0.30,0.60 mg.L-1)能提高紫背浮萍叶绿素a的含量和碳酸酐酶活性,促进植物的光合作用,其鲜重均高于空白样(P<0.05),并随着时间推移,培养液中DO含量逐渐下降,COD含量则显示出上升趋势;而较高浓度Ce3+(1.50,3.00 mg.L-1)条件下,紫背浮萍叶绿素a和碳酸酐酶活性明显降低,鲜重低于空白样,光合作用下降,植物生长受到抑制。研究结果可知,水域中适量浓度Ce3+(0～0.60 mg.L-1)可提高水生植物光合作用,加快新陈代谢,进而使水质恶化,促进水体富营养化的发生。     

倒浮萍聚合物LB膜的有序－无序相变研究

倒浮萍聚合物ＬＢ膜的有序－无序相变研究李宏斌，张希，张瑞丰，赵冰，徐尉青，沈家骢，高忠民（吉林大学分子光谱与分子结构开放实验室、化学系，分析测试中心，长春，１３００２３）关键词聚合物ＬＢ膜，有序－无序相变，变温红外光谱，变温小角Ｘ光衍射ＬＢ膜的有序－...     

“事”与“史”

历史生成于人所作之“事”。离开了“事”的多样展开,历史将流于抽象和空洞,脱离了具体的“事”,历史主体也将虚幻化。正是在参与多样之“事”或从事多样的活动的过程中,人成为历史的主体,而“事”的多样性,则规定了历史演进的多方面性。相应于“事”由人“作”,因“事”成“史”同时表现为人创造历史的过程。然而,“事”总是发生于已有的条件之下,“史”同样展开于既定的背景之中,“事”和“史”所涉及的既成前提,具体表现为“势”和“理”,作为“事”和“史”综合背景的“势”与“势”所蕴含的内在法则（“理”）,扬弃了“事”和“史”的任意性而使之具有现实的形态。源于人的参与和基于既成的“势”和“理”,构成了“事”和“史”的二重向度。“事”的变动和“史”的衍化,都非仅仅呈现为空洞的时间流逝,而是包含实质的价值内容。“事”的发生源于现实的需要,这种需要在不同的意义上涉及人自身的发展,“史”的衍化则关乎人与社会发展的方向：“事”有目的,“史”有方向,“事”无止境,故“史”无终结。人类的历史发展在总体上表现为基于所作之“事”而不断走向自由之境。     

欧洲民族语言中的“炼金术”与“化学”

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早在拉丁语处于学术中心地位的时代,在法语、德语、英语等民族语言文献中就出现“炼金术”和“化学”2个不同的词语.但起初很长时间内这2个词语基本是同义语.18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学术的“地方化”,欧洲民族语言逐渐取代拉丁语成为主要的学术语言.于此同时,“炼金术”与“化学”2个词有了明确的区别,并逐渐产生了2个不同的学科.本文简要考察了民族语言中“炼金术”与“化学”的起源和演变过程,并进一步说明,18世纪以后,现代化学与炼金术的分离是西方现代科学发展的一般特点:即与思辨哲学和神秘主义法术分离,走向学科的分化独立.     

“审美”的历程与“审美”的重建

梳理过去二百年关于“审美”是什么的理论史,可以说明“审美”不是一种原始的或自然的能力,而是一种源自理性的“要求”,一种对“观看世界”的方式的要求。这种要求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20世纪的“审美”在现实中走向沉沦,在理论上陷入绝境,就是因为放弃了审美的形而上学维度,审美完全被浅表化了,它和感官的诸种应激性反应杂糅在一起,审美的反思性没有被强调,但非理性的感受性、知觉、体验、诸种非理性能力在审美中的作用被强化了。人类建构“审美”的初衷——“反思判断”“自由愉悦”与“自我完善”被遗忘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审美？本文的回答是：通过“自由理性”与“自由感性”而获得的“自由愉悦”。     

宋元海洋知识中的“海”与“洋”

宋元时期随着航海实践的空前发展,海洋地理空间认知中“九州—四海”的“天下”格局的知识框架逐步被航海实践突破和“遗忘”,在海洋地理认知上抽象的“海”向具象的“洋”的转变,海洋被以多种方式划分和命名为不同的“洋”。宋元对“洋”的划分和命名仍表现为区域性知识,但其基于航海实践的知识生成路径奠定了不同朝代、不同国家形成共同海洋知识和海洋观念的逻辑基础。在中国接受和融入世界共同海洋知识和海洋观念的过程中,宋元海洋实践的空前发展开启了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新阶段。     

“说”祭与“说”体

“说”祭是一种以论说的方式说服神灵满足祭祷者诉求的言语行为,“说”祭祝辞因其特定的情境、内涵与形态而固定为格套,具有鲜明的文体属性,经过祝史的书面化处理与篇章化撰作,便生成祭祷性说体。诸子论说本质上跟祝史“说”祭一样,都是“陈论其事”的言语行为,以犀利的言辞陈述并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诸子论说在方法与策略、思维与逻辑等方面受祭祷性说体的影响,于是形成议论性说体。诸子论辩时先简要表明观点,再详细加以阐述,于是形成经说体。晚周时期,诸子称自家学说为“经说”而贬斥他家学说为“小说”。两汉后,目录学家借用“小说”一词,泛指所有不本于经典的论著,于是又形成了传统的小说体。     

“治气”与“养心”：荀子身心修炼的功夫论

荀子的功夫论有两个方面：一是功夫实践所指向的理想人格;一是作为功夫实践具体方法的“治气养心之术”。就前者而言,荀子在继承孔、孟的“士”“君子”和“圣人”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士君子”和“大儒”的特有观念,同时明确界说了理想人格的不同层次与形态。后者作为身心修炼的过程,指“虚一而静”的“大清明”之“心”,经由“师法”的学习,透过“礼乐”的熏陶,对治自身的“气”“性”,以“得师”和“由礼”为根本环节。“心”由“得师”“隆礼”而“化性起伪”,呈现为一个由外而内的“锻造”过程。“气”指“血气”,包括自然欲望、生理本能以及心理情绪在内的身体方面。“心”是认知、判断和选择的能力,并没有道德之“善”的内容,即便是“虚一而静”的“大清明心”,本身也不以“善”为其固有内容。由于“师法”和“礼乐”都是心外的候选对象,“治气养心之术”需要面对“师”“礼”最初如何产生以及“得师”“由礼”能否必然的问题,成就理想人格也随之成为一种或然的选择和他律的结果。但即便如此,无论就个体还是大多数人的普遍实践而言,“得师”“由礼”的身心修炼更为切实可行,尤其对社会文明的建设来说,即便没有“仁义内在”的预设,也更具普遍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测定”与“检定”

本刊一九八二年第六期45页的标题“纸色谱法分离测定金属离子”中“测定（determination）”一词欠妥。在分析化学中“测定”只用于定量,不能用于定性的工作。按该文内容是定性的——金属离子的检定。计算比移值也不能算定量分析工作,而是为了定性之目的。     

“教学研究与改革”栏目指导我们求“新”求“精”

“教学研究与改革”栏目指导我们求“新”求“精”十年前，《大学化学》创刊号“教学研究与改革”栏自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王菱先生的“为未来医学科学突破培养化学人才”，使我深受启迪。从此，我爱上了这本杂志的这个栏目，每期必读，尤其是该栏目的好文章更是反复细读，...     

中国文化与政治交往史中的“蛮夷”“入主中原”

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之一是对异文化有超强的宽容度和包容力。它对“内”“外”边界的理解,与对“华夏”“蛮夷”概念的理解一样,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和辩证的。中华文明由于在各领域的发展居于前列,所以不仅能够把交流中接触到的异文化转化为与中华文明彼此相容和互补的东西,而且使“边缘地区”群体产生文化“向心力”,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和学习中华文明。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多次“蛮夷”“入主中原”并导致改朝换代和皇族族属和姓氏的改变,但是大量史料显示,这些“入主中原”的“蛮夷”从始至终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并在统治中原的漫长岁月里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之中。     

作为隐喻的空间—日本史学研究中的“东洋”“东亚”与“东部欧亚”概念

明治中期以来,日本史学界出现过“东洋”“东亚”和“东部欧亚”三个地理范围大致相同的地域概念,三种概念分别代表了日本史学界关于中国与其周边世界相互关系研究的三次“空间转换”。第一次转换以明治中期东洋史的诞生为标志。作为日本对外扩张时代的“帝国知”,东洋史强调“东洋诸民族”之间“平等”的竞争与对抗,颠覆了儒家传统的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华夷叙事。第二次转换发生在战后初期,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基于历史上中国与朝鲜、日本、越南之间密切的政治和文化关联,揭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的内在同一性。进入21世纪后,日本史学界出现了从“东亚”到“东部欧亚”的空间转换的趋势。“东部欧亚”论者批评西岛理论的“中国中心”取向,从全球史视角关注中国与周边势力,以及周边势力之间的历史关联,在农耕与游牧、汉与非汉问题上与战前的东洋史叙事遥相呼应。     

联想、比较与思考：费孝通“天人合一论”与人类学“本体论转向”

近年来,国内外社会人类学界对于天人或自然文化对立的宇宙观展开了批判,其中,尤以“天人合一论”和“本体论转向”为代表。此前,社会科学的问题大多与造成“同而不和”的功利个体主义有关,这些新的建设性批判,均主张重建文化-自然意义上的“和而不同”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是“总体的人”,是“容有他者的己”,从“我”的范畴谱系考据中,可以重新发现天人双关的“广义人文关系”内涵。当下盛行的视角主义观点虽有其建树,但却因袭了其批判的西方宇宙观的不少范畴,实为某种静态主义本体观的再现。中国以动为本的“生生论”传统,可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填补巨大空间,也可为自他物我融通的新人类学做出独到贡献。     

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内”与“外”

现行宪法文本中的“内”“外”,是指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对内的国家整合方式、对外的外交政策与世界秩序理解。现行宪法文本中的“内”的叙事维度,主要体现在行政区划的基本设置、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建构、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认同等方面;“外”的维度,则是宪法序言第十二段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关涉我国外交原则和世界秩序理解等内容。现行宪法文本中的“内”与“外”,呈现的是国家建设空间维度的一体两面;无论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对内的国家整合,还是对外的外交政策与世界秩序理解,都是建立在特定的空间理解基础之上的;现行宪法文本中的内、外叙事,正是对这种何谓“中国”、中国“何为”的空间理解与建立在这种空间理解基础上的政治秩序的塑造记载。2018年,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入宪法,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旨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形势,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奋斗目标的政治努力。     

“力”与“理”之间：欧战语境下中国“科学”概念的道德困境与意义转向

1914年欧战爆发,将附着于“科学”概念之上的竞争之“力”与生存之“理”的矛盾同时呈现,国人陷入道德困境,各种调适思想应运而生。警惕“力”者,视“科学”为物质主义,主张调和中西文明;崇尚“力”者,尊“科学”为竞争哲学,倾向唯意志论;留美学生另辟蹊径,输入整体性“科学”概念,强调科学精神与方法的超功利主义的本体价值,规避道德陷阱推介现代科学,但“科学”概念却逐渐泛化为信仰。中国的“科学”概念事实上突破了科学技术的学术范畴,多维度地向政治思想领域延伸,以表达国人投身社会变革所着意的方式。     

“词章”与考证学

我们通常将清代考证学作为“经儒”所讲究的义理和考据的问题来处理,事实上,清代考证学同“文士”的词章也有紧密的联系。尤其在清初考证学尚处于兴起过程中的时候,“经儒”和“文士”都是考证学的推动者。可以说考证学有雅、俗两个版本。“经儒”讲究的是雅本的考证学,而晚明以降,习字、赋诗等词章方面的训练将大量普通读书人与文字、音韵等考证学因素关联起来,则是一种俗本的考证学。毛奇龄这类清初考证学的大师其实就出身于“文士”的传统,通过晚明的词章学而接触到文字、音韵等知识,并经由这一渠道通向雅本的考证学。由此我们应该意识到,清代考证学兴起的线索是多元的,清初的考证学家们通过不同的线索走上了考证学的道路,而“文士”的词章传统就是其中的一条线索。     

“批判经济学”与“实践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葛兰西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葛兰西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后世的研究中存在争议。佩里·安德森和恩斯特·拉克劳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为解决该问题,我们尝试梳理《狱中札记》的不同版本。以《狱中札记（续编）》为基础,可以发现：葛兰西留下了大量有关“批判经济学”的讨论。这些讨论直面工团主义、福特主义问题,并受到了克罗齐、斯拉法等人的影响。其中,“经济人”批判、“决定市场”分析、“内在性”理论阐发、“趋势规律”探索,构成了葛兰西研究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问题焦点。在此基础上,葛兰西有关“实践哲学”的阐释,及其意识形态霸权和国家理论,可以得到更为全面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