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城乡义务教育均等化与减贫效应——基于空间溢出视角

对广西城乡义务教育均等化与农村贫困发生率之间进行了空间溢出效应的度量,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滞后模型分析了二者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广西城乡义务教育均等化减贫效应显著,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这对于精准教育扶贫政策的完善和农村减贫目标的最终实现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扩中”与“减贫”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分化影响因素研究

为进一步辨别“扩中”和“减贫”路径,形塑与建构未来农民分化图景,研究以新生代农民为研究对象,根据2016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利用广义多层线性模型(HGLM)跨层次研究新生代农民分化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层面来说,个人人力资本投入如健康、教育、周工作时间、基本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流动性与非农生产等预示着较高的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相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发生比,社会支持系统如稳定的婚姻关系、父辈非农化代际传承与人际支持等则显著增加了进入高收入群体(相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发生比.宏观层次上,城镇化率和地区社会保障支出对新生代农民分化有显著影响.还就性别的分化效应、离土与离乡、不同的分化路径、社会保障的“减贫”与“扩中”效应、城镇化率-教育的跨层次交互效应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分析与讨论.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指出,在“扩中”与“减贫”的背景下,政府应继续推进城镇化建设,带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提高地区社会保障支出,强化社会保障的“减贫”和“扩中”效应;多手段综合提高新生代农民社会公平感;关爱女性,确保女性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获得更多的人际支持.     

城乡二元结构转化视域下的中国减贫“奇迹”

减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主题。中国的减贫历程呈现出三个特征事实：减贫在全球范围取得了“奇迹般”成就,减贫成就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的高增长阶段,减贫历程与城乡二元结构转化过程相伴随。为此应在二元结构转化、经济增长和减贫成就之间形成逻辑内洽的分析框架。在逻辑推演层面,二元结构转化通过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农业生产率提高效应、人口结构变迁效应、财政资源配置效应影响农村减贫,前两者意味着经济增长,后两者则体现为扶贫政策,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相结合是形成减贫绩效的主要原因。二元结构转化影响减贫的四种效应能够得到中国经验证据的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及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体制转型为效应发挥提供了制度基础。2020年之后,中国减贫战略将进入“下半程”,即应依靠常规方式和长效机制的构建来解决城乡相对贫困问题,这在发展思路和政策取向上需要推动减贫战略与二元结构转化的再衔接。     

新阶段中国“易地搬迁”扶贫战略：新定位与五大关键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中国进入了解决相对贫困和实现持续减贫的新阶段。新阶段中国扶贫战略应实现“四位一体”的转换,同时要对新阶段“易地搬迁”扶贫进行战略新思考,转变“易地搬迁”扶贫在新阶段的战略定位,从就地扶贫路径为主向就地易地并举路径转变。“易地搬迁”扶贫具有阻断贫困根源的内在逻辑,“易地搬迁”扶贫能高起点解决贫困问题,高效率配置公共资源,高强度转换产业格局。新阶段“易地搬迁”扶贫应把握五大关键,即高度重视规划谋划先行、利益权益保障、经济社会融入、公共服务效率和因地制宜推进。     

精准扶贫下小额信贷减贫的门槛效应研究

针对贫困户资金需求特征,实证分析了小额信贷规模对于降低农村农户贫困水平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小额信贷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第一产业增加值、小额信贷规模以及政府财政支出水平对贫困减缓存在正相关关系.当小额信贷规模小于4.956时能够显著的增加农村农户的收入水平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当小额信贷规模突破4.956这一门槛值后,小额信贷减贫效果在1% 的水平下显著,估计系数也由原来的0.079上升为0.119,小额信贷减贫效果有所提升.因此,提升小额信贷的质量比增加其规模更为重要,优化小额信贷的结构,进一步匹配农户的实际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