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旅游用海质量时空变化特征分析

考虑海洋旅游发展程度、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海域环境条件等因素,构建旅游用海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依据官方渠道采集的统计数据,采用信息熵模型量化指标权重,根据TOPSIS法原理对沿海县（市、区）旅游海域质量进行排序并应用系统聚类法划分海域等级。结果表明：（1）人均海洋旅游总产值、海洋生物多样性指数以及海水质量指数3个评价因子对旅游用海质量影响显著,海水质量指数有反向影响。（2）2007―2016年,浙江省沿海18个县（市、区）旅游用海等级变动较大,“北强南弱”特征明显。（3）比较2007年标准,第二、三、四等级县（市、区）数量有较大幅度增加,五、六等级县（市、区）数量明显减少,旅游海域质量等级整体提高,等级数量变化与沿海县（市、区）海洋旅游发展态势和海洋生态环境变动相吻合。     

港口运输海域价格确定方法

港口运输海域使用权价格评估不仅是保证海域有偿使用制度顺利实施的基础,也是推动海域市场化运作的重要技术依据.根据港口运输海域的环境条件以及周边海洋经济的发达程度、区域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构建了价格评估指标体系,以官方数据为基础并利用多元回归计量模型量化反映各指标的重要程度,依据国家海洋局、财政部制定的海域等别和使用金征收标准,采用改进的TOPSIS法插值计算浙江省沿海县(市、区)港口运输海域价格.结果表明:指标权重随着海洋经济、区域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并且港口运输海域价格呈现与之同步变化的规律;港口运输海域价格与等别、海域质量紧密相关;价格增长幅度受海域使用金增长幅度和海域质量排序的影响.最后,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探讨了采用多元回归赋权TOPSIS法确定港口运输海域价格的优势及局限性,并提出了改进方法.     

近岸海域水质污染因子空间特征和来源研究——以浙南瑞安市近岸海域为例

近岸海域的环境污染特征和污染来源是区域海洋环境保护的两大关键问题。以浙南瑞安市近岸海域为例，于2020年5月开展16个站位的海洋环境调查和表层海水采样，通过室内分析测试，共获得12项水质参数（盐度、溶解氧、化学需氧量、无机氮、活性磷酸盐、汞、镉、铅、铬、砷、锌、铜）数据，采用污染评价、多元数理统计分析（通过SPSS实现）及空间异质性分析（通过ArcGIS实现）等方法，较深入地探究了瑞安市近岸海域环境污染的空间特征和污染来源。研究结果表明，瑞安市近岸海域水质总体情况良好，各水质参数变异系数较大，部分海域的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明显超标。采用营养指数法进行评价，得到飞云江近口段和河口段的富营养化最严重；采用氮磷比法进行评价，得到北麂列岛周边海域发生赤潮灾害的风险更大。依据聚类分析结果，可将研究海域分为污染特征各异的4个区域。依据主成分分析结果，推测瑞安市近岸海域水体中营养盐、化学需氧量的主要污染源为农业，而重金属污染的可能来源为电镀、零件加工企业和船舶等。     

全球海洋潜水旅游目的地分布特征及其自然影响因素研究

以全球海洋潜水旅游目的地为研究对象, 借助地理信息系统(GIS), 运用基尼系数、层次分析法(AHP)等方法, 研究全球海洋潜水旅游目的地的分布特征及其自然影响因素. 结果显示: (1)全球海洋潜水旅游目的地的分布数量由低纬向高纬递减; 洲际分布呈现高度集中, 主要聚集区是东亚与东南亚、地中海-红海以及加勒比海沿岸, 太平洋、印度洋与大西洋为散点分布. (2)影响海洋潜水旅游目的地的自然因素主要为海洋地形、海水温度、陆地气温、洋流、潮汐、海水能见度、珊瑚礁等, 相关因素影响程度与广度因海域呈现地域综合导控, 使得海洋潜水旅游目的地主要聚集在热带海域等地.     

同步与错位：规模视角下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与旅游协同发展研究

当前旅游城市化日益显著，从规模视角评价城市与旅游的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指数，对关中平原城市群2004—2017年的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相关性进行验证，并运用位序规模法则、城市金字塔理论及空间错位指数探究城市规模和旅游规模在区域和城市尺度下的协同发展规律。研究发现：（1）区域尺度下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均属首位分布，发展趋势存在错位；（2）各城市的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在等级和空间上基本同步，少数城市出现错位，近年来空间错位程度有增强趋势；（3）低错位区城市，规模等级较低，中、高错位区城市，规模等级偏高；（4）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的作用与反作用互动关系是其同步与错位状态形成的主要原因。     

自然因素约束下潜在海洋潜水旅游目的地识别方法与案例

潜水品质取决于海洋自然环境, 须在自然环境适宜地建设潜水旅游目的地, 才能培育潜水旅游业. 借助ArcGIS 10.5软件, 运用多因子、层次分析方法构建海洋潜水旅游目的地适宜性评价指标及集成判别技术路线, 识别全球海洋潜水旅游目的地的潜在分布, 并结合我国潜水分布适宜区为海域空间规划编制内容提供现实依据. 研究发现 (1)影响建设海洋潜水旅游目的地的因素是海水深度、海洋表层水温、海流、潮汐、珊瑚密度等, 热量条件对适宜潜水全球分异起到了关键制约, 随着海水水温、珊瑚礁分布等自然条件优势减弱, 适宜性也逐渐降低, 形成由低纬向高纬递减规律; (2)全球最适宜发展潜水旅游的地点集中在东南亚、太平洋西部与东部、印度洋西部与北部、中美洲等地区; (3)由于南海和东海部分海域更具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良好的光热条件, 是中国潜水旅游目的地的最适宜区和较适宜区, 海南三亚、西沙群岛以及广西涠洲岛等目的地已成为中国海洋潜水旅游的重点开发区域.     

河南省公路与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与协调性

本文以河南省18个地级市为评价单元,基于公路与经济两大指标体系,集成熵权法、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和协调性模型,对研究区2007年―2017年公路指数和经济指数进行评价,并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及协调性.结果表明:从时间上来看,河南省公路指数上升速度较为缓慢,内部差异显著,指数总体增长较少且分布不均衡,河南省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整体不均衡,局部波动"的趋势,各市经济指数差异较大,增长相对较少;从空间上来看,公路指数分为五个等级,郑州市等级最高,其它城市从低到高分为一等、二等、三等和四等,公路指数呈现出以郑州为中心的圆环状包围结构.经济指数分为五个等级,位于第三等级的城市数量最多且分布集中,指数较低的城市呈零星分布态势,经济指数呈现出以郑州市为中心的半环状格局.根据协调指数可以把河南省的城市分为三种类型:超前城市、协调城市和滞后城市.     

旅游产业与城市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实证研究——以浙江省11市为例

以浙江11市为例,构建旅游产业与城市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二者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1)浙江各地市协调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且协调水平跨度大;(2)杭州、舟山、丽水3市经济发展滞后于旅游产业发展,其他8市旅游产业发展都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3)杭州、宁波2市协调状况较好,绍兴、温州、嘉兴、金华、台州5市基本达到协调,湖州、舟山位于濒临失调的阶段,而丽水、衢州2市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调.同时,运用灰色关联法研究影响浙江11市旅游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主导因素,发现国内旅游收入和星级宾馆数量对城市旅游产业发展影响较大,第三产业产值和财政支出是影响城市经济发展主导因素.     

深圳市周边海域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价值的变迁

基于1990～2009年深圳周边海域初级生产力、底栖生物量、渔业产量及旅游收入等数据,分析了近20年来深圳市周边海域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价值的变化.结果表明：深圳市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呈明显上升趋势,但其供给价值呈显著下降趋势;滨海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深圳市海洋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功能增加的内在驱动力;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其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结构的变迁.     

春、夏季长江口溶解态重金属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污染评价

根据2009年春季（5月）和夏季（8月）对长江口的调查监测资料,研究了海水中溶解态重金属（Cu、Zn、Pb、Cd、As、Hg）的时空分布特征,探讨了其影响机理,并对其污染水平进行了污染评价.结果表明,各重金属的质量浓度、空间波动程度在春、夏季,表、底层均存在一定的差异;Cu、Hg的污染最严重,且夏季污染水平高于春季;Cu与Pb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性,Zn与盐度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性,其余重金属与盐度之间无显著的相关性;各重金属的平面分布可以分为沿岸条带状高值区、沿岸-离岸联片高值区、点源发散状高值区;研究海域重金属的分布受自身特性和外界环境因子影响,沿岸高值区的形成主要受陆源输入和海水稀释的制约,离岸高值区的形成与悬浮体解吸和海底沉积物释放有关.     

旅游经济发展时空差异演进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浙江省旅游经济的总体差异和市际分异,探讨浙江旅游经济时空差异演进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浙江旅游经济时空差异整体呈现绝对差异不断扩大、相对差异不断缩小的趋势,市际层面呈现不均衡发展;(2)浙江旅游经济空间分异受旅游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区位等影响显著.针对浙江海洋经济战略,从海陆统筹等方面提出促进浙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浙江海洋企业时空集聚区位特征研究

海洋经济日益成为滨海国家和地区经济新的增长点,其主体是海洋企业及其形成的各种群落.基于信用浙江获取2万余家浙江滨海地区海洋企业数据,采用核密度、热点、缓冲区和邻近分析等方法刻画浙江滨海地区海洋企业的结构、空间集聚及其演化,以期从微观视角揭示浙江滨海地区海洋产业集聚-扩散的区位特征,进而诊断浙江海洋经济发展态势,以服务于浙江海洋战略决策.研究结果：（1）通过集聚区位识别发现,浙江省海洋企业总体呈明显的中心集聚和外围分散的空间分布特征,且集聚分布程度较高.其中宁波市三江口、舟山本岛西南部滨海地区、杭州市区为海洋企业分布的核心集聚区,嘉兴市区、温州市区、台州市区、绍兴市区形成了22个次级海洋企业分布集聚区;（2）浙江省不同类型海洋企业的集聚特征存在差异,但均以宁波、舟山、杭州3市区为核心集聚区,其他滨海市形成不同产业的次一级集聚区;（3）浙江省海洋企业表现出明显的区位指向性,即海洋企业多分布于海岸线、工业园、港口、城市中心邻近地.     

宁波市洪涝灾害防灾减灾能力初步评估

宁波市地处浙东沿海,是典型重洪涝灾害地区.以宁波市下辖县(市、区)为基本评价单元,选定21个指标因子建立洪涝灾害防灾减灾评价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宁波市防灾减灾能力综合评估.结果表明:宁波市主城区的防灾减灾能力最高;镇海区防灾减灾能力相对较高;北仑区、鄞州区和宁海县的防灾减灾能力相对较低;象山县、奉化市、余姚市和慈溪市的洪涝灾害防灾减灾能力最低.本研究结果可为宁波市洪涝灾害防灾减灾提供科学决策.     

浙江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估研究

自海洋生态文明提出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个沿海省市已开展了全方位的海洋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工作。本文在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的基础上，构建包含社区、经济、管治、文化、资源和生态6个子系统共34个指标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估指标体系，采用极值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主、客观赋权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指标权重，最终得到2010—2016年浙江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绩效及其变化趋势。结果表明，浙江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总体较高，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但存在地区及系统间发展不平衡现象，后续应继续加强生态恢复和资源保护，完善管理体系，加强区域合作。     

基于熵权法与协调度模型的宁波市生态文明评价

生态文明评价研究是评估城市或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进程、诊断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的重要环节, 是探索科学生态文明实践模式的理论前提. 从经济转型、社会和谐、环境友好、空间优化四方面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 并运用协调度模型从时、空双维度实证评价宁波10年来的生态文明水平及其演化. 研究发现: (1)2002~2011年宁波生态文明水平呈上升趋势, 生态文明发展趋向科学化, 但稳定性较差, 尚未形成持久动力; (2) 10年间宁波的社会、环境、空间子系统整体趋好, 但经济子系统协调度较低; (3)2011年宁波各行政单元的生态文明综合协调度呈市区高于外围, 北部高于南部的分布特点; (4)聚类将6个县区归为4类, 即宁海与象山亟待全面提升型、余姚与奉化低水平环境友好型、慈溪高水平环境友好型、市区生态文明高质型.     

浙江桃花水母的分布

为了加强浙江省桃花水母的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利用,作者于2002~2007年对浙江省各地出现的桃花水母进行实地采集,结合相关报道,统计了浙江省近几年出现桃花水母的情况．结果表明：在浙江省出现的桃花水母已鉴定的均为索氏桃花水母,主要出现在水温为12～32℃的水库及小水塘中,广泛分布于我省的22个市、县．同时,对目前桃花水母研究方向、物种保护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湖北省国内旅游规模均衡分布了吗？——位序-规模法则对高首位度区域的适用分析

基于2006－2016年时间序列数据，利用首位度、频数分析等方法判断位序-规模法则拟合高首位度区域旅游规模结构的适用性。在此基础上，从空间关联和产业关联2个层面剖析湖北省国内旅游规模非均衡分布原因。结果表明：（1）湖北省国内旅游规模并不是位序-规模法则拟合的均衡分布，而是武汉“一市独大”，其他城市“弱小均质”的非均衡结构；（2）湖北省13市（州）国内旅游规模呈现“高-低”集聚特征，武汉一市的极化发展致使其他市（州）低水平均质；（3）住宿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零售业发展水平显著调节了景区品质对国内旅游规模的影响，武汉具有优势关联产业，高品质景区使国内旅游极化发展；其他市（州）因为景区品质或关联产业的短板导致低水平均质。     

浙江海洋科技能力省际比较及提升路径

海洋科技能力是区域海洋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与关键,界定并采用主成分方法对比研究浙江与沿海省份海洋科技能力.研究发现:(1)近年沿海省份海洋科技能力,鲁、沪、粤、津位居前列,苏、闽、浙处于中游,辽、冀、琼、桂位居下游.(2)2006~2009年浙江海洋科技能力逐年上升,但仍居于沿海11省份中游.(3)浙江海洋科技能力靠后成因:一是浙江基础性海洋科技能力不论是存量、还是近年增长量都位居中游,显著表现在浙江海洋科研机构数与专业技术人员数都远少于沪、鲁、津;二是浙江海洋科研产出性能力较低,表现在海洋科技投入费用增长居沿海前列,但科技论文数与专利均落后于第一梯队省份;三是浙江海洋从业人员比重明显偏低.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时空耦合特征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良好耦合有利于乡村资源要素的整合, 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同时带动乡村经济健康发展. 本文构建了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利用熵值法和线性加权平均法得出浙江省整体及11个地级市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 借助耦合协调模型, 分析两大系统耦合协调程度. 结果表明 (1)2011—2020年浙江省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处于波动上升状态, 耦合协调水平由低水平协调逐步过渡到良好协调; (2)浙江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属于乡村振兴主导型发展模式; (3)浙江省各地级市两大系统发展水平以及耦合协调水平都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 (4)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各地级市旅游资源丰度、旅游文化服务功能以及人才引入等是影响浙江省各地级市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以及耦合协调程度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