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目的地形象清晰度及测评方法——以西安为例

基于图像学理论进一步阐释了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内涵和形成过程,提出了旅游目的地形象清晰度概念,以及形象清晰度测评指标体系,并以老牌旅游城市西安为案例地,对不同群体旅游者心目中的西安旅游形象清晰度进行了测评.研究表明：（1）旅游目的地形象是旅游者通过视觉、听觉等感觉器官,主动或被动地接收旅游目的地各种旅游信息,并在大脑已有的认知水平下,对所获取的旅游信息进行组合、拼接以及评价形成的目的地心理认知“图像”.（2）旅游者个体之间和群体之间均存在目的地形象清晰度差异.旅游者了解目的地的信息类型越多样、内容越丰富,目的地形象清晰度越高.反之,则清晰度越低.旅游目的地形象清晰度可划分为要素清晰度、维度清晰度和整体清晰度3种类型.（3）旅游目的地形象清晰度与O-D对距离有关.（4）旅游目的地形象清晰度可以用旅游目的地形象描述词汇的频率、多样性指数及词汇网络中心性指标等进行测评.     

基于网络文本的TDI地域差异研究——以西安的国内旅游形象为例

基于网络论坛文本数据,采用内容分析和对应分析法,以关中、京津唐、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游客对西安的旅游形象为靶标,对比研究距离对西安国内旅游形象的影响.结果表明:1旅游目的地形象(TDI)随着目的地与客源地之间(简称O-D对之间)距离的增加发生"瘦身"现象,形象词汇频率分布服从幂律衰减规律;2O-D对之间的距离差异会导致游客对同一目的地的认识和关注重点存在差异;3O-D对之间的距离对游客的旅游地整体评价影响较小,但对旅游景点吸引力有衰减作用,衰减速度与景点级别高低有关;4西安旅游形象可分为旅游吸引物、设施和服务、休闲娱乐、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旅游地评价等6个维度;5西安旅游还处在"景点旅游"而非"城市旅游"阶段.     

无人机视角下西藏目的地视觉形象感知及其地-空转换机制

随着消费级无人机的快速发展，无人机航拍照片逐渐成为目的地形象研究的新型资料来源，并为观察视角从地面转向空中提供支撑。以西藏自治区为案例地，以论坛“天空之城”中无人机航拍照片、文本简介和位置坐标为数据，基于目的地形象感知理论中的“认知—情感”模型，运用计算机视觉分析、计算机文本情感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对无人机视角下西藏目的地形象感知进行探索。研究发现，自然景观在所有视觉认知形象中占比最大，雄伟的山脉和壮阔的水景是无人机视角下西藏最突出的视觉认知形象；照片文本简介以积极情感为主，其数量远多于中性情感和消极情感，消极情感主要来自恶劣的环境对拍摄和自驾造成的影响；西藏整体形象体现在壮丽的高原风光和独特的藏式建筑，具体包含“雄壮山川”“圣洁水域”“高原牧歌”和“藏地建筑”4个元素，整体形象感知正向积极。视觉形象空间分布整体呈现“东—西”方向分布的“一核多片”格局。最后从无人机摄影者、无人机设备、无人机视角和目的地视觉营销与建设四方面探索西藏目的地视觉形象地-空转换机制，并基于环境资源和无人机特点为西藏目的地形象建设提出了优化建议。     

旅游者感知距离的影响因素分析

感知距离对旅游者的目的地选择行为具有重要影响.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法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旅游者感知距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得到：在同等实际距离水平下①性格是影响感知距离的显著因素,性格外向的旅游者的感知距离比性格内向的旅游者的感知距离近. ②目的地有无亲友是影响感知距离的显著因素,在目的地有亲友的旅游者的感知距离比在目的地无亲友的旅游者的感知距离近. ③旅游目的是影响感知距离的显著因素,以商务会议或探亲访友为目的的旅游者的感知距离比以纯旅游为目的的旅游者的感知距离近. ④旅游次数是影响感知距离的显著因素. 随着旅游者去同一旅游目的地次数的增多,旅游者对该旅游目的地的感知距离会逐渐变近. ⑤旅游经验是影响感知距离的显著因素,并且旅游者的旅游经验越丰富对距离的感知越近. ⑥性别、年龄、学历、家庭收入、职业、旅游方式和交通方式7个因素对感知距离的影响不显著. 但总体上,女性旅游者的感知距离比男性旅游者近;家庭收入高的旅游者的感知距离比家庭收入低的旅游者近;团队旅游者的感知距离比自驾车和散客旅游者近.     

目的地内部旅游交通通达性评价方法研究——以西安为例

良好的旅游交通通达性是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地建设的必要条件,对目的地的运营和稳步发展至关重要.应用通达性指数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的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平均最短路径长、网络密度、中心势等指标,对西安目的地内部45个旅游景点和10个交通口岸的旅游交通通达性进行了定量研究,得到:(1)旅游交通具有不同于普通交通的特殊性,不能简单地用普通交通通达性指数来衡量旅游交通通达性.(2)社会网络分析法中的度数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平均最短路径长分别是度量目的地内部各景点之间或交通口岸到景点之间点对点便利度、中转便利度和全网直达便利度的合适指标,网络密度、程度中心势和中介中心势等指标是衡量目的地内部旅游交通网络发育程度的合适指标.(3)虽然西安目的地内部景点之间、交通口岸与景点之间的交通道路连接水平较高,但公交线路包括旅游专线数量和分布状况、机场大巴站点数量和设置位置等不能完全满足散客旅游者的需求,旅游交通便利程度有待提高.(4)西安目的地内部景点的分布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亟待通过改变偏远景点与市区景点之间的交通连接方式提高偏远景点的旅游交通便利程度.(5)在国际和国内旅游市场日益散客化的形势下,旅游城市的交通规划应重视散客旅游者的交通需求.提出了新的旅游交通通达性评价视角和指标.     

感知行为效能对旅游者环保行为决策的影响

基于环保行为的集体行动属性,以杭州西溪湿地景区的371名游客为样本,探索了游客感知行为效能与2个层次环保行为意愿的关系,并检验了环保行为态度和地方依恋在上述关系中所起的中介与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感知行为效能对旅游者环境维护意愿、环境促进意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环保行为态度在感知行为效能与环保行为意愿之间起着中介作用;3旅游者对景区的情感依恋愈强,感知行为效能对环保行为态度的正向影响就越强,进而对旅游者环保行为意愿产生了更大的正面效应.研究结果说明,除惩罚、教育等传统策略外,旅游地管理方还应该通过集体理性干预、游客关系管理等途径引导旅游者环保旅行,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地文化氛围对游客文明行为意向的影响——以长城国家公园试点为例

旅游地文化氛围的营造与游客文明行为的培育对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构建了旅游地文化氛围对游客文明行为意向的理论模型,对北京长城国家公园试点的448位游客样本进行分析,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 物质文化氛围、制度文化氛围、精神文化氛围均直接驱动地方依恋.（2） 精神、制度文化氛围直接影响文明行为意向,并通过地方依恋间接影响文明行为意向,物质文化氛围仅通过地方依恋间接影响文明行为意向.营造旅游地文化氛围,提升游客对旅游地文化氛围的感知水平,有利于培养游客地方依恋情感,激发游客文明行为的共鸣.     

西湖风景区游客逗留时间决定因素研究

随着近年来城际交通条件的改善,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逗留时间普遍缩短,极大地影响了一个旅游城市旅游产业的赢利能力;但另一方面,热点景区的游客众多,又需要对游客的逗留时间进行控制,以利于景区环境和文物保护.本研究以杭州西湖风景区为例,运用生存分析中的Cox及Weibull模型,分析游客逗留时间的决定因素.调研数据来源于2009年夏天在西湖风景区调查的243份问卷,对象是完成西湖游览行程的来杭游客.研究发现:①家庭收入的增长、个体出行、亲友结伴、住宿开支减少等因素均能够显著增加在西湖景区的逗留时间,而随团出行、多次来杭旅行、住宿星级酒店等因素则会促使逗留时间减少.②景区的游览设施及服务质量、住宿接待的服务质量、西湖景区的整体改造、自然及文化吸引力、夜间景观及活动项目吸引力、景区门票制度的改变这几项对于增加游客逗留时间具有重要作用.③杭州整体旅游形象塑造、景区主管部门的宣传推广、亲友及网络口碑等几项对于增加游客逗留时间的效果并不明显.全文最后对西湖风景区的相关管理部门和旅游企业提出建议,以寻求景区发展面临不同影响因素时可采取的相应对策.     

基于网络文本的西溪湿地公园旅游体验要素结构特征分析

将网络文本应用于旅游体验要素结构特征分析的研究还较少.以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例,携程网的游客点评为文本资料来源,利用内容分析法对点评文本进行旅游体验要素编码及要素评价等级评定,整理出西溪湿地公园的旅游体验要素结构和旅游体验质量评价数据集.在此基础上,运用SNA、IPA等手段深入分析了其结构特征.SNA分析结果显示:该旅游体验结构的整体协调性程度较高;湿地自然景观风貌是结构中最核心的要素;整体结构分化为2个有统计学意义和2个无统计学意义的子群结构等.IPA分析结果显示,各旅游体验要素的表现性得分普遍较高,体现游客的旅游体验评价较高.重要性得分差异较大,表明游客对于旅游体验各要素的感知重要程度存在差异.据此,对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宁波市旅游生态足迹的计算与分析

旅游生态足迹是生态经济学测度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程度的新方法. 基于生态足迹的理论和方法, 从旅游者消费结构特征出发, 将城市旅游生态足迹构建为6个活动组别计算模型, 运用模型对宁波市旅游业生态足迹进行测评, 结果表明: (1)2007、2010和2013年宁波市人均均衡旅游生态足迹分别为209.02、273.81和312.64m2; (2)宁波市旅游生态足迹的变化主要与游客的数量、消费结构以及游客旅游时所选择的旅游方式有关; (3)旅游交通生态足迹在这三年中的生态占用比重最大, 其次是餐饮生态足迹; (4)宁波市的区内旅游生态足迹空间分割率为74%, 区际和全球的分别为24%和2%. 交通工具的合理选择与安排, 以及加强区际间的联系, 是实现宁波市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山岳型景区景观审美语义模型研究——以太白山为例

山岳型景区一直是热门旅游目的地之一，关于山岳型景区景观审美的研究目前尚较少见。以太白山为例，从游记文本中提取评判词表，运用美景度评价（SBE）法和语义差别（SD）法分别得到风景照片的美景度值和景观要素测量值，结合因子分析法、多元线性回归法和词频分析法，自下而上构建山岳型景区景观审美语义计算式。研究发现，山岳型景区景观审美由激励性、和谐性、多样性和神秘性4个维度组成，且以激励性、和谐性为主导，反映的是对山岳型景区景观“刚柔疏密共存”的审美要求，其中，“势”之美最为重要，“色”之美多角度影响审美。通过选取合适的观景台位置、植被和建筑材料，提升山岳型景区的旅游体验。     

二值和灰度图像的直接多尺度表示算法

图像多尺度表示是图像处理的重要内容,常规的离散处理方法常依赖于坐标或网格的选取,因此处理结果很不稳定,本文提出了不依赖网格划分方法、不依赖坐标选取方式的快速、直接多尺度表示算法．应用该算法可直接得到任意指定一层（指定尺度）的图像,因而没有大多数算法因为逐层计算所带采的误差传播或误差扩散现象,同时该算法因保持处理前后图像的“整体”相似,因而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形状保持乃至拓扑保持,算法计算非常简单,且不局限于特定类型的图像,可用于高要求的图像处理领域。     

度假旅游情境中地方依恋对游客公民行为的影响——基于心理所有权视角

游客公民行为是促进旅游地保持竞争力、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推手，现有研究主要参照顾客公民行为的逻辑框架，未能突出旅游情境和游客群体的独特性。以浙江省3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游客为研究对象，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心理所有权理论，构建了一个可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地方依恋、地方心理所有权、自我提升动机与游客公民行为的关系。用SPSS 22.0和AMOSS 23.0软件分析收集到的419份样本数据，结果表明：地方依恋正向影响地方心理所有权和游客公民行为；地方心理所有权正向影响游客公民行为；地方心理所有权对地方依恋与游客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自我提升动机正向调节地方心理所有权与游客公民行为的关系，同时正向调节地方心理所有权的中介作用。     

基于游客留言内容分析的古镇旅游体验研究——以丽江束河古镇为例

选取云南省丽江束河古镇客栈、餐厅的游客留言作为研究资料,探究古镇游客的旅游体验及其深层次的内在结构关系.借助质性分析软件Nvivo11对文本内容进行编码,共得到28个概念和7个范畴,频次由高到低分别为个人情感、印象丽江、旅行经历、人生哲学、自然环境、逃离遁世、文化氛围.并对编码所得概念进行共现分析,通过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构建各节点的共现结构关系.结果表明,个体之间的旅游体验存在很大差异,游客旅游体验具有个性化、多元化、多层次的特点.束河古镇游客的旅游体验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三层级结构,这是游客、社会等多主体共同建构的结果.并据此为相关旅游经营与管理提供借鉴与启示.     

模糊数学方法在旅游吸引力评价中的应用

旅游吸引力是旅游者选择旅游目的地的前提条件，对旅游行为有深刻影响。为优化旅游吸引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已有研究，运用模糊数学方法构建了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将该模型应用于重庆合川钓鱼城风景名胜区，并对钓鱼城旅游吸引力进行了客观评价，所得评价结果为不好。分析了旅游环境、旅游产品和旅游形象等因素对钓鱼城旅游吸引力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升钓鱼城旅游吸引力的对策及建议。     

2008年—2018年我国大陆地区入境旅游的危机周期及市场归因

自2008年以来我国大陆地区入境旅游危机不断，影响路径众说纷纭且缺乏系统的解释框架。以2000年—2018年28个国家或地区入境我国大陆地区客流量为依据，从国内、周边国家（洲内）和洲际三圈市场以及客源地、目的地和旅游通道三断面的博弈关系出发，分析各客源市场入境我国大陆地区客流量的变化情况，并建立了突发危机事件影响下入境旅游衰退的归因模型。结果发现：2009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出现的欧洲债务危机，是影响三圈市场入境客流量减少的客源地断面经济因素；2008年的汶川地震和2012年—2015年大范围雾霾污染，是影响洲内、洲际市场入境客流量下降的目的地断面安全因素；2012年—2015年钓鱼岛问题和2017年萨德事件，分别导致洲内市场日本、韩国入境客流量减少，属于旅游通道断面政治因素。2008年—2018年，我国大陆地区入境旅游的“两降两升”危机周期，是受客源地、目的地和旅游通道三断面多起危机事件影响所致，并非单纯由景区门票上涨、旅游签证不便及服务质量不佳造成。本研究为突发危机事件的国际旅游研究提供了新的借鉴，对加强危机事件的预警和入境旅游市场拓展具有重要启示。     

中日关系、国民好感度及对旅游互动的影响

依据2005—2016年中日关系定量测定、国民好感度问卷调查、中日两国旅游互动数据，分析了中日关系、国民好感度及对旅游互动的影响。结果发现：在2005—2006年以及2010年“钓鱼岛事件”后中日关系恶化，导致两国国民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度下降，给双边旅游互动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日本国民好感度与中国大陆国民好感度均为完全中介效应，其值分别为0.040和0.143，即中日关系对双边旅游互动的影响通过国民好感度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