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油气资源税费研究

合理的油气资源税费能够引导企业优化开发决策,平衡当代与后代利益关系,实现跨期资源有效配置。从跨期油气资源最优分配的角度,通过最优控制理论构建寡头垄断市场中社会福利最大化和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下的油气资源开发决策模型,并以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的资源开发决策为基准,研究从价、从量、储量三种不同形式的油气资源税费对资源开发决策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征收从价税费,最优的从价税率为26.4%,政府既可以保障社会最优,还可以获得较多的税费收入;(2)征收从量税费,从量税率为1.77元/吨,政府可以保证社会福利最大化,但相比从价税费政府的税费收入较少;(3)征收储量税费,社会福利最大化下的储量税费为-0.13元/吨,也就是政府需向企业进行补贴才可以保证社会最优,会形成一定的财政压力。     

社会福利最大化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关系研究

本文首先建立了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优化模型。然后通过 K- T条件将该模型与文 [1 ]的政府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优化模型的解连接起来 ,证明了在国家宏观目标实现的同时消费者也实现了其微观目标 ,最后说明在一定条件下这一结果反之也成立     

多方式弹性需求下公交定价双层规划模型

为描述多方式城市交通网络下公交定价与出行选择行为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将出行方式选择与路径选择涵盖于同一网络,建立了上层模型分别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乘客出行成本最小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函数,下层模型为多方式弹性需求随机用户配流模型的公交定价双层规划模型。运用改进遗传算法对模型整体进行求解,下层模型采用综合对角化算法和MSA算法的组合求解算法。最后,设计了一个算例以说明模型应用。结果表明:运用双层规划模型所确定的公交票价较传统静态票价可使政府、企业及出行者三方都获得更高收益,且上层模型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函数能代表社会群体中多数人利益,优化效果最为理想。     

环境税费政策下快递包装材料回收利用的最优决策及社会福利分析

本文在一个两阶段的决策模型中研究了政府环境税收政策下快递包装材料的回收利用问题,通过比较快递服务商在不同经营策略下的总利润和碳排放总量,刻画出不同环境税费水平下的最优经营策略选择。研究结果表明,当快递包装材料回收再利用的固定投资成本过高时,随着环境税费水平的不断升高,快递服务商并不一定总是选择绿色经营策略。此外,在这种情况下快递服务商即使选择了绿色经营策略也并不能总是带来碳排放的减少和环境的改善。而如果政府能够进行适当的固定投资补贴,则可有效地促进快递服务商选择并保持绿色经营策略,并且能够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在引入单位碳排放的外部性成本后,本文分析了社会福利最大化下的最优环境税费水平。算例分析显示,政府的政策干预有可能同时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快递服务商总利润的增加和碳排放总量的减少。     

努力效应下订单农业供应链融资中的政府补贴机制

本研究考虑一个农户和一个销售公司组成的订单农业供应链，其中，农户存在资金约束且农产品产出具有随机性。在政府不同农业补贴策略下，构建无补贴、补贴银行、补贴农户和补贴公司四种补贴策略下农户和公司的序贯博弈模型，研究不同补贴策略下的最优决策、收益以及社会福利。并在假设政府补贴支出相等的情况下，比较分析了不同补贴策略的补贴效果。研究表明：不同补贴策略下的订单农业供应链的最优决策，收益以及社会福利与产出波动性、资金期望收益水平负相关，与消费者的敏感系数和政府补贴率正相关，且产出波动性、资金期望收益水平、消费者的敏感系数和政府补贴率的变化不影响它们的大小排序。无论政府补贴谁，有政府补贴策略情况下，订单农业供应链的最优决策，收益以及社会福利高于无政府补贴策略时的情况，缓解农户融资压力，且在政府补贴银行时，农户的生产投入量、公司的促销努力水平和它们的收益以及社会福利最大。资金期望收益水平和消费者敏感系数影响政府的补贴率。     

零售商合作偏好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政府补贴机制与优化策略

在零售商具有合作偏好行为的背景下,针对自然灾害影响产出的特性,设计基于“优先保证最大化社会福利的基础上促进农户增收”的灾害年的不同政府补贴政策,建立了政府、零售商和农户的三阶段Stackelberg博弈模型.对比分析了政府的不同补贴政策以及零售商的合作偏好行为对政府的最优补贴率、零售商的最优收购价格、农户的最优生产投入量和三方利益的影响,并给出了政府的最优补贴政策。研究结果表明:(1)当零售商的合作偏好程度低于某一临界值,且“丰收年”发生的概率适中或偏高时,政府的最优补贴政策是对农户提供补贴;否则,政府的最优补贴政策是对零售商提供补贴;(2)政府的补贴政策可以实现政府、消费者和未受补贴方三方共赢的局面,但获补贴方不一定增收。     

“公司+农户”型订单农业供应链的政府税收补贴机制

基于“公司+农户”型订单农业背景,引入“随行就市,保底收购”的合约价格方式并考虑农产品流通中的数量损耗,探究了政府向公司征税并将税收收入补贴给农户对于订单农业供应链决策及运作的影响。首先,在政府对农户的补贴系数外生时,以政府征税不补贴为基准模型,对比分析了政府征税不补贴和征税补贴两种情形下的均衡结果,发现:若公司对农产品深加工,则进项税率小于销项税率,政府对农户进行税收补贴,可激励农户提高生产量并促使公司降低保底价格,进而增加双方期望收益,即征税补贴是征税不补贴的帕累托改善;若公司对农产品初加工,进项税率等于销项税率,则税收补贴带来的收益全部被公司利用其强势地位所攫取,单纯的税收补贴难以实现农户增产增收的目的。随后,在政府补贴系数内生时,证明了深加工情形下存在唯一最优的税收补贴系数使得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且最优的税收补贴系数随各参数的变化存在上下界。最后,引入数值算例验证了上述结论,同时发现,深加工情形下政府决策的最优税收补贴系数随流通损耗率的增加而减小,随销项税率和供应链边际利润率的增大而增大;社会福利和公司的期望收益对流通损耗率的变化较之农户的期望收益对其变化更为敏感。     

贸易和产业政策对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博弈

在纵向产品差异化的双寡头竞争的框架下,对政府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做了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为,只要国内企业生产低质量的产品,则贸易自由化会导致国内企业的产出水平下降和所有产品价格的提高;在贸易和产业政策一定的情况下,当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比较低时,国内企业生产低质量产品可以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另外,政府可以通过关税和补贴的干预使企业的产品质量产生跃进,超过国外竞争者.     

跨国公司转让定价规制博弈与税务执法能力

假设东道国政府将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规制跨国公司转让定价行为的最终目标,分别构建了东道国政府与跨国公司之间有关转让定价规制的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模型,揭示了东道国政府的税务执法能力对其针对跨国公司转让定价进行规制的效果的影响机理,指出了东道国政府加强税务执法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基于分级诊疗体系的转诊与政府投资决策研究

针对我国分级诊疗实施过程中,由于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不足所造成的“上转容易下转难”的困境,研究了政府部门对社区医院服务能力进行投资以促进病人下转的问题.通过构建四阶段的博弈模型,探讨了为实现医疗系统总病人效用最大化的政府资金均衡投入策略,为实现三甲医院期望效益最大化的病人下转策略,病人效用最大化下的社区医院服务能力规划以及基于期望效益最大化下的病人选择.研究发现：1)三甲医院的期望效益受到政府投资金额的影响,当政府投资金额不足时,三甲医院的期望效益仅能达到次优;2)三甲医院病人的均衡转诊率受到三甲医院的治疗价格和政府的资金投入量的影响;3)在实现整个医疗系统总病人效用最大化上,虽然总病人效用随政府投入金额的增加而增加,但从政府角度来讲,政府投资金额不宜过大.     

供应链视角下的增值税改革影响研究

构建了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所组成的两级供应链模型,研究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供应链决策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下调制造商、零售商增值税税率都会使产品零售价降低,提高零售商和制造商的利润.下调增值税税率给制造商带来的利润增量大于给零售商带来的利润增量.制造商税率下调导致批发价降低,零售商税率下调反而提高批发价.社会福利的变化趋势与潜在需求规模有关.当潜在需求规模较高时,社会福利总是随降税幅度的增大而增大,且税率降低后的社会福利大于税率降低前;当潜在需求规模中等时,社会福利随降税幅度的增大而减小,但税率降低后的社会福利仍大于税率降低前;当潜在需求规模较小时,社会福利随降税幅度的增大而减小,增值税税率下调损害了社会福利.     

奖惩机制下零售商信息分享对闭环供应链的影响研究

研究奖惩机制下零售商的信息分享策略以及对闭环供应链的影响,建立了由制造商和零售商以及消费者组成的闭环供应链,其中制造商负责回收废旧产品并进行再制造。分别研究了集中式决策的情形和分散式决策下零售商信息分享和不分享的情形。研究发现,若政府在社会总福利目标中不考虑奖惩成本且回收难度较小时,零售商信息分享使社会总福利提高,反之,导致社会总福利降低;零售商信息分享总会使消费者剩余的期望值降低,但能够提高废旧产品的回收率。最后,针对零售商信息分享引起社会福利提高的情况设计了回收责任分担契约激励零售商分享信息。关键词:信息分享;奖惩机制;闭环供应链;社会福利;消费者剩余     

基于医保规制和消费者效用的双渠道医药供应链竞争策略

医药消费者在面对双渠道零售时,会明显受到实体渠道医保报销政策的影响。基于这一现象,本文构建了同时考虑医保规制政策和消费者效用的双渠道医药供应链博弈模型,研究了医保报销比例和电商佣金比例对双渠道定价、供应链绩效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医药双渠道定价会同时随着平台收费标准和医保报销比例的增加而降低;医保报销比例的增加会提高社会福利、降低供应链绩效,同时会弱化网络渠道低价优势,能够有效抑制渠道蚕食现象;电商平台佣金比例的增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福利,但是会严重瓜分渠道利润,加剧渠道竞争,导致供应链绩效降低。     

基于FDI收益分成视角的FTA网络演化

本文假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包含着无限制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并且通过FDI销售到非FTA伙伴国的收益按照一定比例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进行分配。基于Goyal和Joshi^[1],本文构建了FTA网络形成博弈模型。本文发现,FTA网络演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空FTA网络到星状FTA网络,存在一条路径使得个体国家福利、世界总福利均改善,在此过程中,国家福利存在不对称性;第二阶段,从星状FTA网络到全连接FTA网络,存在一条路径使得个体国家福利改善,在此过程中,世界总福利不变,国家福利不对称性逐步消除。     

How mathematical impossibility changed welfare economics: A history of 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impossibility theorem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mathematics. 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 (1950) stands out as one of the first impossibility theorems outside of pure mathematics. It states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design a welfare function (or a voting method) that satisfies some rather innocent looking requirements. Arrow's theorem became the starting point of social choice theory that has had a great impact on welfare economics.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history of 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 in its mathematical and economic contexts. It will be argued that Arrow made a radical change of the mathematical model of welfare economics by connecting it to the theory of voting and that this change was preconditioned by his deep knowledge of the modern axiomatic approach to mathematics and logic.     

社会地位、收入税和随机经济增长

在一个具有生产性政府花费的随机增长模型中,把体现社会地位的财富引入消费者效用函数.讨论了社会地位、收入税、随机扰动对经济增长、消费—财富比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以及社会地位对税收政策制订的影响;并且确定了最优税率.     

基于差异化产品的专利联盟竞争效应研究

针对专利联盟对"上游许可专利,下游生产差异化产品"纵向市场效率的影响,构建了一个能同时描述上游专利关系和下游产品关系的动态博弈模型,并据此比较了不同情况下各博弈方的利润及社会福利,最后得出专利联盟提高社会福利的充要条件.均衡分析表明,当且仅当上游专利的互补程度足够高时联盟才是提高福利水平的,但联盟总是会提高专利权人的利润.在此模型均衡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联盟形成、对创新的影响、许可费形式及专利联盟以外其他形式的联合等相关问题.     

财政分权的博弈分析

构建一个完全信息两阶段博弈模型,分别对财政分权的两个极点—完全分权和完全集权进行讨论,研究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及社会福利的影响.     

国际贸易中汇率调整的影响分析

本文用对策论主要分析行业内国际贸易中，汇率调整对贸易国净社会福利的影响．证明存在值e，汇率e＞e和e＜e，提高汇率对该国净社会福利的影响结果是不同的．并给出了e具有经济意义的上下界及计算途径．     

风险资产的最优保险

本文采用期望方差方法，引入无风险投资；建立多元风险模型，从投保人角度讨论了最优保险决策，分析了投资风险，无风险投资收益和保费政策等因素对最优决策的影响，为现代企业采取综合措施降低风险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