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解聘补偿机制的过度自信高管动态激励契约设计研究

考虑具有双边道德风险的委托代理问题,将解聘补偿和过度自信同时引入公司高管的激励契约,构建带有解聘补偿机制的过度自信高管动态激励模型,研究委托人解聘倾向对过度自信高管激励合同设计的影响。结果表明:委托人解聘倾向与高管的过度自信水平呈U型关系,高管代理人努力水平与高管的过度自信水平呈倒U型关系,适度的自信水平能够降低委托人的解聘倾向以及提高高管的努力水平;在引入解聘机制的情境下,解聘补偿能够有效抑制委托人的道德风险,降低委托人的解聘倾向,增加高管两期的努力水平;随着聘期的增加,高管第二期的努力水平低于第一期,委托人第二期的解聘倾向高于第一期;两个合同期内的补偿机制相互影响,表现在第二期的解聘补偿提高了委托人第一期的解聘倾向,导致高管第一期努力水平的下降,而第一期的解聘补偿提高了高管在第二期继续留任的可能性,从而增加了高管和委托人在第二期的期望收益。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高管薪酬改革以及长期激励合同设计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动态多任务双边道德风险契约研究

针对管理活动的动态性与多任务性的特点,将解聘补偿与解聘倾向引入动态多任务契约设计中,构建了基于解聘补偿的动态多任务双边道德风险契约。通过数理推导分析的方法给出了最优契约设计,声誉效应和棘轮效应的度量,探讨了解聘倾向对于契约设计的影响。结果表明解聘倾向的引入对于委托人的道德风险约束是有效的,但是对于代理人的道德风险约束则取决于声誉效应与棘轮效应的大小。在第2期契约中,解聘倾向对固定支付的影响取决于代理人保留收入与解聘补偿的差额。而第1期的契约设计要受到解聘补偿,声誉效应与棘轮效应三者的综合影响。任务关联性对契约设计影响以及相应的实证分析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多期有限合伙制与公司制的道德风险和机制选择北大核心CSCD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博弈论建立了有限合伙制与公司制下的多期道德风险模型,分析了委托人和代理人如何对这两种机制进行选择的问题．结论表明：两种机制下均存在道德风险问题,且在有限合伙制下因激励程度较高得到改善;两种机制相比较,公司制在特定条件下为博弈双方的最优选择,而有限合伙制只有在博弈双方地位不平等时才能达成．     

带有监督技术的最优激励合约

针对复杂创新型项目的投资合约中出现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建立双臂赌博机模型,研究最优的监督技术设计,使监督在项目的开发阶段发挥双重作用以降低委托代理冲突,为委托人设计合约提供参考. 一方面,监督代理人的项目报告可以激励其报告项目的真实进展,从而优化了实验效率,委托人的项目收益得以提高. 另一方面,由于监督使委托人更准确地了解项目的技术进展,委托人可以通过延长实验了解更多项目信息以提高生产效率. 此外,监督技术在实验阶段的前期引入效果最佳.     

多期有限合伙制与公司制的道德风险和机制选择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博弈论建立了有限合伙制与公司制下的多期道德风险模型,分析了委托人和代理人如何对这两种机制进行选择的问题.结论表明:两种机制下均存在道德风险问题,且在有限合伙制下因激励程度较高得到改善;两种机制相比较,公司制在特定条件下为博弈双方的最优选择,而有限合伙制只有在博弈双方地位不平等时才能达成.     

双重道德风险下政府引导基金激励监督机制设计

在政府引导基金的运行中，两个代理人与引导基金的利益和追求的目标不一致，在信息不对称下都有可能发生道德风险，导致政策目标不能实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在考虑双重道德风险的情形下，将激励机制、外部监督和惩罚机制结合起来，建立引导基金与两个代理人的三方博弈模型，并利用该模型研究控制和缓解代理人的道德风险的机制。研究发现：引入外部监督和惩罚机制能更有效地抑制基金管理机构的违约行为，促使其采取符合引导基金利益的行为，而且违约行为随着监督惩罚力度的增加而减少。对受托监督机构实行激励薪酬制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道德风险并提高其实施监督的积极性。对受托监督机构的激励强度与其风险厌恶程度，对基金管理机构的激励强度和基金绩效波动性成反比。同时监督成本和惩罚力度对最优激励强度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研究证实了引入监督和惩罚机制对减少违约行为的有效性。同时对受托监督机构实行激励薪酬制有利于加强监管，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研究结论可以为改进和完善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提供理论和政策指导。     

具有私人信息的道德风险的委托—代理人模型的合约分析

本文对存在的不对称信息的环境下的具有私人信息道德风险的委托—代理人模型的合约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得出一些有新意的结论.此讨论问题的方法很值得推荐和推广,特别是在最优激励合同中,比如投资激励,管理机制中的激励,销售激励,保险激励等合同的设计,都可以借鉴此方法来研究和分析.     

更替成本约束下的CEO最优解聘时机模型

任何一个公司在发展过程中都无法回避CEO的变更,这是公司最重要的战略决策之一.本文利用占线决策理论构建了最优解聘时机选择模型,并提出最优解聘时机选择方案,利用"竞争比"说明该方案的有效性.尔后考虑了继任CEO延迟到来的情形,同样给出了最优解聘时机选择方案及其竞争比.最后进行了数值分析,为企业所有者更好地建立CEO更替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团队道德风险模型的担保企业评委激励机制

现有团队道德风险问题针对担保企业的研究鲜有所见,而且大多团队人数为两人.运用经济学激励理论,通过引入国外有关道德敏感度测量的成本函数,构建了适合担保企业评委团队道德风险的激励模型.并通过Matlab数值仿真,研究了各研究参数的变化与激励强度的关系.研究得出了若干对防范担保企业评委团队道德风险有益的结论和管理建议.     

面向制造成本甄别和销售努力激励的供应链协调契约研究

针对二级供应链中制造商隐藏成本信息和销售商隐藏努力行动引发的低效率问题, 结合委托代理理论, 引入一个虚拟第三方为利他的 委托人, 建立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下供应链协调模型, 来甄别制造商的真实成本且对销售商的努力实施有效激励, 并通过模型求解得到供应链实现协调时各契约参数需满足的关系. 结果表明, 所设计的协调契约能够激励制造商自愿真实上报成本信息, 刺激销售商寻求低成本的制造商进行合作并付出最优努力. 最后, 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契约模型对供应链协调的有效性.     

私募基金规模、申购赎回机制与动态道德风险

运用动态合约理论与实物期权理论研究了私募基金最优激励相容合约的一般特征,考察了基金规模与申购赎回机制对缓解道德风险的作用。结论表明,私募基金最优激励相容合约由投资人的最大预期收益与管理者的最大预期回报共同决定,且购买私募基金类似于做多一种特殊期权,该期权标的资产价格由管理者后续值度量;投资人为激励管理者努力工作而付出的激励成本随基金初始规模或再申购比例递增,而最优基金规模由其边际激励成本与预期边际业绩决定;赎回成本影响投资人的最大预期收益,但对缓解道德风险不具显著作用;适当的业绩抽成可降低道德风险,且业绩抽成与私募基金初始规模或再申购比例在缓解道德风险方面存在一定的替代性。     

研发外包中考虑服务商道德风险与资金限制的支付契约

针对研发外包中服务商道德风险防范与激励问题,在考虑服务商自有资金限制下,设计了研发外包支付契约,分析了契约的特性。研究表明,服务商自有资金的多少会影响支付契约的激励效果。当服务商自有资金很少时,支付契约对道德风险的防范与激励效果较差。当服务商自有资金达到一定量时,随着自有资金的增多,支付契约的激励效果越来越强,特别的当服务商自有资金超过很大一个量时,支付契约能激励服务商实现系统最优的工作努力程度。     

风险投资分段投资的单合同最优激励模型研究

针对风险投资分段投资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建立了单合同的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最优激励模型,模型对单合同的最优激励报酬进行了优化,并给出了风险投资的最优合同安排和最优退出时机,使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博弈达到均衡状态.最后,给出了一个简单算例.     

供应链中共享信息精度的激励研究

针对供应链中信息共享价值的重要性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并存的不对称信息问题，本文运用一个道德风险之前的逆向选择的混合模型研究了制造商如何激励零售商分享其私人精确的市场信息，并相应提出了解决此问题的最优契约。     

逆向信息和道德风险下的供应链线性激励契约研究

本文我们利用委托代理理论，研究了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的利益博弈．考察了两类不对称信息——逆向信息和道德风险并存下的供应链线性契约．通过把问题归结为一个二层规划问题，求解得到了相关结论：与道德风险下的线性契约[12]相比，两类不对称信息的存在，使得对零售商的激励变得更加复杂．通过数值试验，比较了线性甄别契约和线性混同契约，发现对于作为委托人的供应商而言，甄别契约比汇同契约更有效率．     

客户企业参与下服务外包激励机制设计

服务外包下,由于客户企业参与程度、服务提供商的努力水平以及专用性资产投入水平都难以让合作双方有效验证,这三种不可验证性风险因素可能引发道德风险,从而降低服务外包的绩效,甚至导致服务外包的失败。为此,本文建立了服务外包下的委托—代理框架,设计了客户企业参与下的服务外包激励机制模型,运用最优化理论分析了客户企业的参与程度以及服务提供商的专用性资产投入水平等因素对激励机制契约设计的影响,并运用数值仿真验证客户企业参与程度和服务提供商专用性资产投入水平对激励系数和服务提供商的努力水平的影响。研究分析表明:在服务外包活动中客户企业更多的投入到合作生产中时,对服务提供商的激励也会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较慢,同时服务提供商付出的努力将会加速的提高;服务提供商投入的专用性资产投入水平越高时,其自身的努力水平也会加速增长,客户企业对其的激励系数也会增长,当专用性资产投入水平达到某一程度时,激励系数增长速度达到最大。     

基于互惠动机公平均衡的投资项目决策模型及数值模拟分析

针对博弈主体互惠动机公平偏好的证据和特征,本文从理论上描绘了首席执行官和项目经理在信息对称与非对称条件下的资本配置行为和激励合约的设计,在理论模型构建及均衡分析中发现:项目经理互惠动机公平偏好可以提高其努力水平,带来与显性激励合约一样的激励效果,即互惠动机公平偏好产生了“挤进激励效应”;互惠动机公平偏好使得项目经理真实地汇报项目质量状况,优化了公司对项目资本配置的计划,避免了非对称信息下的道德风险问题,即互惠动机公平偏好产生了“信号显示机制”的作用。由于项目经理互惠动机公平偏好的“挤进激励效应”,使得投资项目资本配置决策临界点不会很低,从而抑制了投资不足的严重性。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具有异质性的项目经理提供了不同合约选择,把“自利”假设下委托代理决策的分析框架拓展到“非自利”的行为委托代理决策的分析框架。